王守仁（1472年一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中叶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曾筑室越城（今绍兴）附近的阳明洞，隐居修道，自号阳明子，学者咸称阳明先生。

一、顺导性情，鼓舞兴趣

关于儿童教育，王守仁的基本思想是：教育儿童应根据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从积极方面入手，顺导儿童性情，促其自然发展。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意思是说儿童性情好动，喜欢嬉戏玩耍，而害怕受拘束和禁锢，就像草木刚刚萌芽，顺其自然就会使它长得枝叶茂盛，摧挠它则很快会使它衰败枯萎。因此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注意顺导儿童性情，不宜加以束缚和限制。

王守仁认为，顺导儿童性情进行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激发儿童学习的兴趣，兴趣在提高儿童教育质量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他说：“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意思是说儿童如果对学习兴趣盎然，则学习时必然心情愉快，能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样进步自然不会停止。就像时雨春风滋润草木花卉，没有不生机勃发，自然而然地一天天长大的。反之，如果忽视了儿童兴趣的培养，则会压抑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使儿童的学习很难进步，如同遭遇冰霜的花木，“生意萧索，日就枯槁。”

为此王守仁对当时流行的无视儿童兴趣，摧残儿童天性的传统教育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其结果不仅使学生厌恶学习，憎恨教师与学校，“视学舍如囹狱”、“视师长如寇仇”，而且会使学生想尽办法蒙骗老师，品德日趋败坏。他认为这种教育不是教人为善，乃是驱人为恶。可见，王守仁提倡顺导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兴趣的教育方法，是与传统教育方法根本对立的，在当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循序渐进，量力而施

王守仁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注意“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认识水平都有一个由婴儿到成人的发展过程，譬如“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面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教育者必须根据儿童这种“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成长过程，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不可躐等。

三、因材施教、各成其材

王守仁认为：“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谩谩琢磨他起来。”因此教育者对儿童施教，不仅要考虑儿童认识发展水平的共性特征，而且还要注意个体发展水平的差异，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就像良医之治病，对症下药，他说：“夫良医之治病，随其病之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不问症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

王守仁认为，因材施教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各成其材”，他说：“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归于善。”他认为每个儿童都有其长处，教育者如能就其长处加以培养，就可以使他们某一方面的才能得到发展。他举例说：譬如有三人习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射得到俱谓之有力，中处，仅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这是就才能而言。针对儿童性格方面的不同，他也要求教师应根据儿童各自的特性，采取不同方法，分别予以适当的陶冶，各成其长。他说：“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王守仁的因材施教，各成其材的思想，承认了发展个性的必要性，对传统教育抹煞儿童个性的存在，以一个模式培养儿童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同时也体现了他思想的进步意义。

四、全面诱导，不执一偏

王守仁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应当是多方面的。他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为此他对教育者提出了通过习礼，歌诗和读书对儿童进行全面诱导的要求，并对习礼、歌诗和读书的教育意义和作用分别作了说明。他说：“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起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意思是说诱之歌诗，不但可以抒发其志向意愿，还可以用歌咏和音节宣泄其跳跃呼啸和忧郁积滞的情怀。导之习礼，不但可以养成其庄重的仪容举止，还可以通过周旋揖让、拜起屈伸的活动震荡其血脉，坚强其筋骨；讽之读书不但可以开启其智慧，还可以通过反复体会和抑扬讽读存其心志。在他看来，如果能通过上述这几方面的内容和途径对儿童进行教育，就可以收到“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的良好效果。

为了能够有条理、有步骤地进行多方面的教育，他还在《社学教条》中拟订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日课表，规定“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这样的课程安排，除了读书、习礼、歌诗之外还增加了考德和课仿，内容相当全面，同时在顺序上注意到动静交错，张弛结合，也有一定的科学性。此外，王守仁在教学方法方面也有一些创造，如歌诗，他规定“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习礼也规定了类似的程序。这种多少带有比赛性质的教学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王守仁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是其整个教育思想的精华，它不仅当时在反对传统教育方面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儿童教育的规律，“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尤其是他的“自然教育论”的提出，比西方最早表达自然教育思想的名著法国卢梭的《爱弥儿》的出版时间（1762年）早了200多年，实属难能可贵。

选自《中国学前教育史》唐淑、钟昭华/ 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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