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英   冼星慧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072） [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国民心态对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国民心态主要表现为泄愤、逆反、去个体化、盲目从众、表现欲和英雄情结等形式。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国民心态主要是个人或群体利益受损害、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传统政治治理模式的弊端以及某些虚假网络信息效应等原因造成的。从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优化社会文化氛围和制度化保障等角度提出培育健康国民心态的措施途径。 [关键词]近年来   群体性事件   国民心态 [作者简介] 孙兰英，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冼星慧，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5-0012-03

        一、我国群体性事件中国民心态的主要表现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内涵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权威性的界定。概括起来说，群体性事件是指一部分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公众，在其利益受到直接或间接损害时，组织并形成有一定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一定影响，属于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国民心态则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在一定社会影响下所普遍呈现的一种认识倾向、心理倾向、情感倾向和行为倾向的集中表现，是国民对现实社会存在的一种心理反映。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国民心态主要呈现出以下五种类型：         （一）泄愤心态         泄愤主要是指一些社会成员或群体针对某些社会不公现象，通过聚众、围堵等一些过激行为来释放他们的这些不满情绪。从近年来发生的瓮安事件、乌坎事件、织里事件等中我们发现这里边绝大多数的参与者是与事件本身无直接的利益关系，但却发展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前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方式对群众利益的忽视与损害；一些基层管理者在执政理念和手段上的错位与缺位所造成的群众对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         （二）去个体化心态         在群体性事件中，人们往往存有只要是大多数人做的事情，即便是违法的，也不会被追究责任的侥幸心态。社会心理学中针对这种心态称之为“去个体化”。社会学家西奥迪尼认为：“在群体中，人们可能会失去个体身份感，因此会放松自己对不符合普遍价值观的行为的约束。这个过程被称之为去个体化。”[1]这类研究中还有这样的结论，就是群体中成员的行为会对其他成员的行为有较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在群体中的人们会变得对即时环境中他人的行为更为敏感。随着我国社会发展，难以满足需求的人们，采取集体行动获取利益和表达情绪的能力大幅提高，社会管理中稍有不慎就促成群众心生怨怼，矛盾激化，造成基层治理陷入“信任困境”以至于发展成群体性事件的风险。         （三）逆反心态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基层政府部门为了推卸责任，掩盖瞒报事件真相，造成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当上级政府部门再出来解释此类事件时，不仅不能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反而被视为是政府推卸责任、隐瞒事实的借口，形成一种极度不信任的逆反心态。 [2]如在万州群体性事件中有一个谎称为政府官员的胡权宗与刚刚赶到现场的警察握手的细节，这就给现场群众一个内隐社会认知素材，而这一握手的情节立刻刺激了在场群众的仇官仇富情绪。一个普通的街头纠纷事件却导致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演化为失去控制的逆反心态和非理性行为。         二、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中上述国民心态产生的原因         （一）群体利益受损害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多肇始于群众利益受损，其特点集中表现为原本只涉及相关部门的单体事件，结果演变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通常是由于农村征地、城市拆迁、移民安置补偿、矿产资源不合理的开发、企业改制重组和治安形势恶劣等所造成的群体利益受损。         （二）群众诉求渠道的不畅通         从人们正常心理角度考虑，当人们利益受到损害时，在心理上是希望有苦可以有地方诉、有冤可以有人出来给予解决。群众诉求渠道主要有两个部门：一是国家的信访部门。二是各大新闻媒体。回顾近年来的诸多群体性事件，究其实质，大多源于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受损利益得不到纾解和满足，以至于采取激进的方式。如由于拆迁问题导致的苏州“通安事件”，张家港医院 “吊水门”一事引发万人抗暴的群体性事件等，显然可以看出广大群众试图以集体行动的激烈方式来向政府施压，制造大规模围观等极端行为，把事情搞大，以期引起主管部门关注，促使问题得到及早解决。         三、培育健康国民心态的有效措施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社会规律是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实践活动的现实展开。在突发事件中，人是最基本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体现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解决矛盾的能动力量，都集中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所以，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是促进个人、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心理基础，对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加强社会建设为国民心态的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         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1、建立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         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群众利益的受损和分配失衡。所以建立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对培养正确健康的国民心态是十分必要的。         2、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服务型政府         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温家宝指出，我国目前政府工作与人民群众所期望的还有较大差距。某些地方政府的腐败、强权等现象，以及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部分比较薄弱，这样的执政方式对于群众存在的某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造成群众对政府产生怨恨、不满、仇视等不良心态。因此，我们要切实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实行简政放权；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减少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层次；完善公民参与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加大政务信息公开的力度，完善社会建设领域的立法，建设法治服务型政府，提高公平正义的水平。         （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国民心态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人是群体性动物，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家弗兰佐认为人是会受到社会影响的。他指出：“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运用社会力量(Social power)来改变别人的态度或行为。社会力量指的是能够用来推动或影响改变的力量。”另外他还提出，社会影响会对人的行为造成的三种影响：一是，“顺从，指的是在他人的直接请求下，按照他人要求作出的公开行为”；二是，“服从，指的是在别人的命令下而表现出来的行为，常常是对地位更高的人或有权威的人的服从”；三是，“从众，指的是在感觉到的群体压力下而与别人保持行为或观点一致的现象” [3]。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国民心态的健康发展，关键是要教育和引导。事实证明，“健康的国民心态不会自发形成，它与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紧密相连。”[4]因此，对于国民心态进行教育和引导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大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国民心态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1、完善基层民主制度         广东乌坎事件发生的一个原因就是村民的民主选举权利被剥夺，造成权利滥用，损害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乌坎问题的解决则由于政府积极介入和信息公开，建立了有效的对话协商机制，将社会维稳与民众维权统一起来，成功化解社会矛盾，避免了行政力简单化处置的倾向。因此，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是社会主义民主最有效的实践，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将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纳入制度化、普及化的轨道，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 [5]。         2、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分析近年来群体性事件中国民心态的特点，如果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们采取信访、诉讼等方式无果，利益诉求渠道或救济途径不畅通，一旦碰到导火索,就会造成不满情绪激增蔓延，从而转向用行动发泄自己的愤懑并引发群体性事件。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真正做到倾听群众的利益诉求，并能及时给予相应解决，是培育良好国民心态，实现人的现代化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主要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肯里克(Douglas T. Kenrick),史蒂文•纽伯格(Steven L. Neuberg),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自我•群体•社会——进入西奥迪尼的社会心理学课堂(Social Psychology Goals in Interaction 5th edition)[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335. 2.刘玉新,张建卫.内隐社会认知探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02). 3.斯蒂芬•弗兰佐.社会心理学(第三版)[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258,259. 4.任理轩.积极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J].理论学习,2010,(9). 5.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2-01.

（责任编辑：  常山客）

（基金项目：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当代社会管理创新与国家科学发展战略重大课题研究》（12@ZH002）； 2、天津市教委重大招标课题：《高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研究》（2011ZD013）。） The National Mentality in Mass Disturbance in Recent Years  Sun Lanying, Xian Xinghui Abstract: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social benefit pattern, national mentality has ha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requently occurred mass disturbances. National mentality in mass disturbances includes indignation relief, adverseness, deindividuation, blind conformity, desire to show off, heroic complex and so on. There are some reasons for these national mentalities: the damage of group benefits, the lack of channel to express one’s interest,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management and some effects of fals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so on. This paper proposes effective measures to cultivate healthy national mentality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e optimization of social culture atmosphere, the guarant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in recent years, mass disturbances, national ment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