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瓦河畔，两尊斯芬克斯石像面对面趴伏，与圣彼得堡主城区隔河相望，开阔的河岸让对面的景致一览无余，伊萨基夫斯基教堂浑圆的金顶、脚踩巨蛇的青铜骑士和明黄色的皇家艺术学院大楼清晰可见。如果在漫长的极夜中，两尊石像曾经悄悄扭动僵直的脖子，那么冬宫的灯火、彼得保罗要塞的塔楼也会映入它们空洞的眼眸。每个春天，巨大的裂隙爬满冰封的河面，撕裂声和撞击声在黑夜里传向河流的出海口，那是它们遥远的故乡不曾出现的场景。

2002年，当俄罗斯古埃及研究协会（MAAT）会长维克多·索尔金（Виктор Солкин）加入这两尊斯芬克斯像的修复项目时，最先注意到的就是巨兽的脚部：“当你仔细观察它们时，会看到巨大爪子青筋暴起，两爪之间，胸口的吊坠下面，用象形文字刻着国王的名字。”根据考证，这对粉色花岗岩制成的狮身人面像是在“年轻的门农”石像附近发现的，它们同属于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霍普特三世。在接受本刊邮件采访时，索尔金强调它们的出现意义非凡，“斯芬克斯像树立在涅瓦河畔，是这场文化对话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它们的缘故，成千上万的古埃及艺术品来到了俄罗斯”。

为了纪念这场对古埃及文明的集体痴迷，2022年10月，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下称“冬宫”）以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200周年的名义推出了一场重要展览。馆长米哈伊尔·皮奥特罗夫斯基（Михайл Пиотровский）这样解释展览主题“埃及热”的由来：“我们讨论的是埃及的古文化是如何逐渐为周边国家所熟知，并逐渐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的。”

走进展厅，观众或许会觉得有些意外——尽管汇集了俄罗斯全国各个博物馆的700余件藏品，此次展出的却主要是“古埃及周边”，其中有初版《埃及记述》，18世纪意大利建筑师乔万尼·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的家装画册《壁炉和房屋其他部分的装饰方式：取自埃及、托斯卡纳和希腊建筑》，和19世纪以来许多俄罗斯画家的埃及主题画作（包括批判现实主义画派宗师列宾的作品）。像馆长皮奥特罗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展览的重点并非展示俄罗斯的古埃及收藏，而是为了展现“埃及热”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风潮，如何渗入俄罗斯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应用艺术、哲学、文学、戏剧、电影，甚至是最简单的家居用品。

19世纪彼得堡的“埃及热”是如何开始的？西欧的影响是第一大原因。索尔金在对本刊的回复中特别提到了此次冬宫展览的重头戏——拿破仑送给亚历山大一世的礼物“埃及茶具”（Египетский Сервиз），“它的草图是随拿破仑出征的艺术家维万·德农男爵（Dominique Vivant，Baron Denon）绘制的，因此其中包含许多来自古埃及真迹的线索”。这份礼物堪称一套完整的埃及旅游纪念品：白色的瓷盘中心绘制着知名的古埃及建筑，配套摆件是13座神庙的微缩模型，餐具的金边上有黑色条纹装饰，模仿木乃伊面具上的假发图案。

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这座城将追逐西欧的文化潮流当成了一种习惯。当西欧明确表现出对古埃及的兴趣，彼得堡自然卷入其中。当时的俄罗斯科学院早早捕捉到了西欧的新动向。“俄罗斯科学院院长亲自与商博良通信，表达自己的支持。”索尔金告诉本刊，“1827年，在法兰西学院为商博良开设讲席之前，俄罗斯科学院就为他授予了荣誉院士称号。”这更像是一种表态——俄罗斯人渴望加入西欧关于古埃及的探索。

跟直接把控埃及的欧洲相比，“埃及热”在遥远的俄罗斯始终是一种间接的、舶来的兴趣。为了彰显自己不落后于西欧潮流，“埃及热”在彼得堡有了许多外化的表现。古埃及化成一种审美风格、创作主题和远古的迷信。

索尔金这样描述彼得堡城市肌理中的埃及元素：“19世纪的彼得堡或许是当时埃及元素最丰富的城市。”在圣彼得堡的街头游荡，细心的游客或许发现自己常常与古埃及元素不期而遇。在冬宫的埃及厅，面露微笑的木乃伊常年展出。从冬宫出发，沿着涅瓦大街来到供奉圣母像的喀山大教堂脚下，一座由狮鹫守护的小吊桥横跨格里鲍耶陀夫运河，站在桥上，能看见不远处滴血教堂花花绿绿的洋葱顶。沿着丰坦卡运河折向涅瓦河，又能在几处大宅的屋檐上发现古埃及太阳神或者女神的面容。最后来到著名的“埃及屋”，被八根刻着哈索尔女神头像的巨型石柱震撼。

索尔金眼中第一件“拿破仑带来的‘埃及热’的非凡成果”，是位于彼得堡郊区皇村的一对“埃及门”。它们始建于1827年，把守亚历山大花园的入口，与普希金和冈察洛娃的住所近在咫尺。这对奇妙的门楼由一位英国建筑师设计，他的灵感来自埃及神庙的入口，而俄国雕塑家则根据法国人带来的《埃及记述》设计了墙面上的浮雕，给这座欧式花园添上当时最时兴的异域风情。

几乎在皇村建设埃及门的同时，德国人威廉·冯·崔特尔（Wilhelm von Traiteur）在涅瓦河畔的埃及桥安置了两尊女性面庞的狮身人面像，桥头立着四尊小小的铸铁方尖碑，桥栏杆上刻着埃及的神灵和象形文字，它很快就成为市民眼中“最美丽的十字路口”。同年，崔特尔又在格里鲍耶陀夫运河上设计了另一座吊链式小木桥，为了遮住丑陋的金属结构，他在桥头放了两只狮鹫——一种在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中常见的守财神兽。身负金色翅膀的狮鹫看守着通往国家银行大楼的小桥，那里藏着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建造的金库和造币厂。

很快，古埃及进入了诗人们的梦境。普希金在《埃及之夜》里借一位意大利吟游诗人之口，绘声绘色地编排了一出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的艳情戏，“我将像个平凡的商女，爬上销魂荡魄的合欢床。/一阵又一阵神秘的亲吻，使他们疲惫/拖他们沉下去，沉下去，在那奇幻的温柔乡……一派豪华，一片肃静/夜色沉沉，一挂绛红的华帐/下面闪耀着一张黄金的合欢床”。

这个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只有短短三章，其中关于克里奥佩特拉的诗歌戛然而止，并没有完成。在奥涅金、上尉的女儿和驿站长这样现实主义的人物群像之间，古埃及女王于普希金的短暂闪现，佐证了“埃及热”对整个彼得堡的冲击力。

1833年，当彼得堡的“埃及热”烧得如火如荼的同时，东方学爱好者奥西普·森可夫斯基（Осип Сенковский）写下了《熊岛科考手记》。故事中，商博良的亲传弟子和德国博物学家结伴前往西伯利亚寻找象形文字的踪迹，他们以为自己在石窟里发现了远古居民留下的书信，花了六天六夜翻译出一篇古代大洪水的故事。结果一位经验丰富的当地矿工一句话就推翻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大发现：“这就是你们说的什么象形文字？这只是一种石笋。”

很难说这是不是森可夫斯基带着醋意的报复。作为一个狂热的东方文化爱好者，他19岁时独自前往埃及，在丹德拉发现了神庙天花板上的星盘，甚至效仿当时欧洲寻宝者的粗暴做法凿下了其中一块。因为俄国与当时统治埃及的奥斯曼帝国爆发冲突，他没能把星盘带回俄国。20年过去，尽管渴望像西欧人一样涌入埃及搜罗宝藏，俄国冒险家在试图分一杯羹的过程中却常常遇到阻碍。

与建筑师、艺术家、文学家和普通群众的热情相对，俄国皇室对古埃及文明的兴趣寥寥，让彼得堡的埃及风潮呈现出诡异的撕裂感。在欧洲各国皇室争相抢购古埃及文物的同时，当时埃及最主要的文物贩子之一、法国驻埃及领事德罗韦蒂却在俄国沙皇这里碰了两次钉子。他曾主动拜访亚历山大一世兜售自己的藏品，遭到拒绝后将文物卖给了撒丁国王，其中包括如今知名的“都灵王表”。几年后，当欧洲的古埃及文物泛滥，寻找销路的德罗韦蒂又找到尼古拉一世，再次遭到冷落。

狮身人面像是尼古拉一世购回的最大一件埃及文物。当年轻的军官穆拉维约夫（Н.Н.Муравьев，他在断了一条腿的情况下也坚持爬上了金字塔）在亚历山大港写信请求买下它们的时候，沙皇将信件转交给了皇家艺术学院，还附上一个问句：“这宗收购有实际意义吗？”按照索尔金的说法，官僚主义的拖延和怀疑差点让俄罗斯蒙受了巨大损失。在漫长的文书进呈中，这对狮身人面像一度被法国人买走，由于突然爆发的七月革命又被人遗忘，这才让俄国人“捡了漏”。

而如今被当作“埃及热”重要象征的“埃及茶具”在历史中几乎失去踪迹，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在克里姆林宫被发现，移交给冬宫。“俄罗斯的古埃及文物主要是开明贵族的收藏，皇室收藏不多，而冬宫的藏品主要是旅行者随意购买回来赠给沙皇的纪念品。”索尔金告诉本刊。

那对珍贵的斯芬克斯像没有被放在博物馆里，而是放在涅瓦河畔新建成的码头上，作为一种文化战利品在寒冷潮湿的北风中暴露了190多年。很少有人知道，尽管涅瓦河上的斯芬克斯早已是彼得堡的象征物，它身上的象形文字铭文直到1912年才完全破解出来。多年后，参与修复工程的索尔金感到心痛不已。“为了修复饱受侵蚀的石像，专家们开发出一种特殊的化学成分，洗去石像表面接近4毫米厚的黑色油泥，才露出石像的真面目。它们是粉色的，而不是日常所见的黑色！”索尔金感叹道。

少一位贪婪的寻宝人对埃及来说是莫大的幸运，但对俄罗斯的埃及学研究者来说是一种遗憾。谈到这种落差，索尔金对本刊解释道：“与欧洲国家不同，俄罗斯埃及学的发展并不是依靠皇室的支持，而是依靠一些对埃及情有独钟的富人自费进行研究和收藏。”直到19世纪70年代，俄罗斯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位埃及学家弗拉基米尔·戈列尼谢夫（Владимир Голенищев），他的父亲就是一位富有的皇村商人。而此时距离法国人商博良创建埃及学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在古埃及研究这个话题上，国家意志与民间兴趣的错位延续至今。冬宫的埃及厅直到1940年才正式设立，这间长长的过厅之前被当作自助餐厅使用，和通往二楼、铺着红地毯的大理石楼梯遥相对望。在达·芬奇、伦勃朗的召唤下，昏黄灯光下的木乃伊很难吸引游客的注意。大约10年前，索尔金去彼得堡讲学时照例前往冬宫参观埃及厅，发现文物被置于昏暗的灯光下，玻璃展示柜上满是指纹，文物的标签还是70年代手写的。索尔金为此感到遗憾，“俄罗斯有足够引以为豪的埃及文物收藏，却没有得到国家支持”。

从冬宫出发，沿着涅瓦河岸一路向东，跨过丰坦卡河的小河口，再往前一个街区，就能找到索尔金最钟爱的埃及风格建筑——商人涅任斯基（Нежинский）的豪宅“埃及屋”（Египетский Дом）。作为“埃及热”在圣彼得堡持续了百余年的证明，它建于20世纪初，是商人献给自己妻子的礼物。房屋的大门由一对狮头女神像把守，墙上的浮雕刻画着埃及国王和王后的面容，大厅复刻了丹德拉著名的哈索尔神庙。站在这栋大宅的天井里，能看见窗棂和阳台上装饰着古埃及风格的雕刻，就连院子的铁门上都有配套的埃及风镂空雕花。索尔金说，他尤其钟爱它门口八根顶天立地的石柱，上面刻着天空和爱之女神哈索尔的头像。直到今天彼得堡人还坚信一个传说，只要在“埃及屋”的柱廊下亲吻，哈索尔女神会把你们的婚事登记在埃及诸神的事务册中。

在彼得堡，古埃及神祇们身上常常重叠了好几层相互矛盾的传说。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是，斯芬克斯来到圣彼得堡后，这座建立在滩涂上的城市就再也没有受过大洪水的侵害，它们因此被视为都城的守护神。然而当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猝然去世，它们又在民间传说里成了带来诅咒的罪魁祸首。其他古埃及相关的物什，不管是仿制的还是真迹，都或多或少惹上过神秘的流言：备受彼得堡人喜爱的埃及桥在1905年1月垮塌，摔死了三匹马，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二月革命”。冬宫里，诺罗夫带回来的狮头女神像被看作灾变的预言家，每次大事件之前她的膝盖上都会出现血迹，俄罗斯《事实与论据报》在一篇文章里意味深长地说：“女神膝盖最后一次出现血迹是在1991年。”

为何古埃及在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中长久地占有一席之地？索尔金将这种好奇追溯到15世纪以前，当时几位俄国僧侣已经到达过埃及。1723年，一位原本计划前往意大利基督教圣地朝圣的基辅青年瓦西里·格里格洛维奇·巴尔斯基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开罗，他的漫游记重版了六次，让埃及在拿破仑远征之前就成了俄国人向往的宗教朝圣地。索尔金引用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克西米利安·沃洛申的话来解释俄罗斯人对古埃及的痴迷，“埃及的形象让你停下来思考人类的本质”。

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一个想象中建构起来的古埃及形象被不断反刍。普希金的同时代人、批判现实主义的旗手别林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不忘在“埃及热”的裹挟下肯定古埃及文明的启发意义：“在古埃及，艺术早已迈出了一大步，在某种程度上接近朴素和自然。至少埃及雕塑不再只表现狮身人面的神，还表现人，尽管这些人仍是巨大的、粗鲁的、一动不动的。”白银时代的诗人勃留索夫（В.Я.Брюсов）则不厌其烦地在诗句中反复描摹涅瓦河畔的斯芬克斯：“眼对眼，沉默不语/充满圣洁的渴望/他们似乎听见波涛的声音/来自另一条庄严的河流/对他们这些千年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象，仿佛只是梦境……”

埃及不只是白银时代文学家们最钟爱的主题，也成了他们不断造访的旅行目的地。著名诗人古米廖夫（Н.С.Гумилев）即使在疯狂追求阿赫玛托娃的那几年中，也没有中断自己前往非洲的步伐，还一度抱着礼物在彼得堡大学的一间小书房里等待埃及学家。即使身处巴黎的时候，他都忍不住将巴黎称为“另一个优雅开明的亚历山大港”。而真正的亚历山大港“创造了前所未闻的信仰/它们的生命像飞蛾一样/尽管转瞬即逝，仍然令人着迷”。在古米廖夫眼中，那是世界历史发生之前的“黄金时代”，驱使他反复在非洲大陆上追逐“人类童年”的影子。在他死后，阿赫玛托娃独自翻译了《古埃及抒情诗选》，其中包括献给哈索尔女神的赞美诗。

白银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古埃及的向往已经超脱了西欧的影响。在古埃及身上，他们看见了一种压倒性的审美力量，它将东西方文明融合消化的能力令苦恼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嫉妒。关于埃及的一切，无论是属于多神教的、希腊－罗马时期基督教的，还是现代的，都糅合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文明意象。如当时的东方学者图拉耶夫所说：“最后，古老的东方在武力上屈服于西方的同时，在精神上征服了西方。”

1995年，在著名的“十字监狱”对岸，阿赫玛托娃曾苦苦等待自己被囚禁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的地方，俄罗斯人为苏联时代受到政治迫害的人们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两尊狮身人面像分立在石碑两侧，它们面朝监狱的那半边脸被雕刻成骷髅，面向行人的这面则是柔美的女性面容。狮身人面像的多重二元性被用来解释这个国家经历过的复杂历史——活着的与死去的，人性的与兽性的，美好的与丑陋的，现代的与过去的，都安息于一条巨大的河流之畔。

（参考文献：В.В.Беляков，Сфинксы над Невой; Е.Ю. Раскина ，Через Неву，через Нил и Сену…. Египетская тем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Н.С. Гумилёва；Yergobekova Altynay，《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中的东方主题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