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成为最高领导者，党政一肩挑。不过，他坚持“两个凡是”的政策方针也引起了争议，也让全国上上下下十分不满，因为这样一来，“阶级斗争”依然会成为社会主旋律，社会还怎么发展？还搞不搞经济了？

与此同时，全国上下对邓小平同志得复出主政的吁声非常高。因为小平同志是懂经济的。当时叶剑英等老一辈同志都支持小平同志复出。在这种情况下，1977年，小平同志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逼到了崩溃边缘。国家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以上，间接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无从统计。另外，1977年到1979年两三年间，几千万知青返城，一时需要大量的工作岗位，但当时的中国哪容得下这么多人就业？

而国际上，中国面临的局势更险恶更复杂。1978年6月，越南加入苏联为首的互助委员会，11月，越苏又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苏联支持越南在中南半岛的扩张。苏联与越南，一北一南，完成对中国的合围。

可以说，当时中国已处于建国三十年来最危险时刻。

但好邓公高瞻远瞩，十分沉得住气。1978年10月到11月，他访问了日本、新加坡，亲身感受到了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深受震撼，甚至是刺激，他深刻意识到，中国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然将会被开除出地球球籍”。

于是，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求人们从思想上进行大解放。

接着，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决定将一切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

而此时的华国锋其实对小平同志的思想以及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他认为这违背了“毛主席路线”。

某种程度上，华的思想是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

不仅是华，其实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对急剧的社会变化还很不适应，对路线问题并没有真正把握清楚，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时期，认为之前的一切都是对的。

最典型的就是郜怀明。

郜怀明只是个无名小角色，不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小角色也搅动了大风浪。

郜怀明，上世纪40年代出生于河北邯郸的鸡泽县，家里世代务农，他资质也一般，不是读书的料，后来父母托人找关系，送他去当了兵。在部队里，他表现也一般，没干出什么名堂，几年后转业回了老家，在县武装部工作。文革爆发后，他算是找到了“用武之地”。他纠集了一帮人，成了造反派，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一跃成为造反派头头，一时风光无比。不过，好景不好，到了文革后期，他因为作风问题，被人赶下了台，靠边站了。

不料，这一靠边站还让他“因祸得福”——“文革”结束，他没有被清算，顺顺利利过关，依旧在县武装部工作，只是职位没了，成了军械库保管员。

保管员的工作既无聊存在感又低，这时的郜怀明十分怀念之前风光的日子，对之前的一切非常向往，对当下社会的变化和改革开放政策是不满的，是质疑的。他总在想，要是恢复到以前该有多好。另外，此人性格很轴，做事一根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思想到非常危险的一步。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彻底决定干一番“大事”。

当时，县里的武装部响应改革精神，精简机构，军械库的人员要由现在的三人精简为两人。经过评议，郜怀明成了精简对象，原因当然是之前他在“文革”的表现。

这让郜怀明怒不可遏，找领导大吵了一架。保管员虽然不咋样，但到底是一份正式工作，现在将他精简了，他能干吗？回家种地吗？

他想不通，一万个想不通。想不通之后，他的轴劲又上来了。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票大的，即：煽动部队兵变，恢复以前的政策。

郜怀明是个行动能力很强的人，在别人看来是疯子行为，但他却要付诸行动。

那找哪支部队呢？

经过考察，他瞄上了驻扎在河北的66军炮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