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佯攻贵阳”的来龙去脉

□罗登宜

　　“佯攻贵阳”，是中央红军长征转战贵州，途经贵阳，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就是胜利”战略方向与军事意图作出的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对于甩开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在贵州境内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中央红军西进云南、挥师北上的战略转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策划对中央红军新的“围剿”部署。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等地，前锋逼近贵阳。5日，又以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在江上架设浮桥，作主力即将东渡姿态。

　　陈虎《长征日记》载，“在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向贵阳东北集结时，有一天，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二师指挥部，毛泽东摊开云、贵、川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在上面用红铅笔画了一道由贵阳向东南再向西进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进至元谋、金沙江畔的一个大迂回的红杠杠，一目了然地道出了他内心的战略方向和行动意图。

　　根据毛泽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就是胜利”的战略方向与军事意图，逼近贵阳附近的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则做出准备攻打贵阳的架势。根据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此时，该团（即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已占领离贵阳机场不远的霓儿关（梨儿关）。”为制造红军攻打贵阳的姿态，杨成武说：“我们到达贵阳城郊，便用石灰在墙上刷出斗大的标语——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白军官兵们，不要打抗日的工农红军，掉转枪口，打死压迫士兵们的白军长官。”杨成武还说：“我们把人集合起来呼号，高唱《国际歌》。说也奇怪，敌人缩在城里也不还枪。”的确，龟缩在贵阳城里的守敌没有还枪。蒋介石把兵全派出去了，此时此刻在贵阳城里只有警备司令王天锡指挥的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及警察四百人。据蒋介石的命令，这些部队负责城防，还要在三天之内将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竣。此时的蒋介石，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期待着孙渡赶紧率滇军前来救驾。他亲自“遂步出行辕查勘城区工事”，并于当天下午给桂系第七军军长廖磊发去手令，他在手令中说：“下午飞机侦察，匪大部仍在南鸡场与高枧坝一带，望兄部明日（4月6日）速向黄泥哨、牛场一带兜剿。”

　　4月6日早晨，蒋介石从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的嘴里得知“滇军孙渡到了贵阳”。见面后，蒋介石一方面犒赏孙渡救驾有功，一方面向孙渡说出自己对红军下一步行动的判断。他认为中央红军的南面有桂系廖磊的第七军驻在都匀、独山一线，红军不会南下与之硬拼，最大的可能是中央红军必然要出马场坪东下镇远入湘西，或与二、六军团会合，或折回江西。

　　4月7日，经历一场虚惊的蒋介石，想换个地方散散心。当日，他以视察滇政为名，偕夫人宋美龄、洋顾问端纳，乘飞机飞往昆明。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载，1935年4月7日，军委纵队驻黄土寨。4月7日晚十八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发去电报，做出“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的决定。同时部署红三军团“先头师应准备明日（4月8日）三时出发，并佯攻龙里之任务。”三个半小时之后，即当晚二十一时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时致电一、三、五军团首长，朱德在这封电报中分析敌情说：“估计敌人吴（奇伟）纵队、李抱冰师及在贵定之滇军将会攻羊场，如其知我南移，则吴敌将经宋家渡向洗马河追，滇敌后续部队将开贵阳、龙里。”鉴此，朱德作出决定：“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态，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今惠水县）。

　　根据这个精神，中央红军分为两个纵队向南进军：第三、第五军团组成右纵队，同时兼有佯攻贵阳的任务；一军团及军委纵队组成左纵队，同时兼有佯攻龙里的任务。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4月8日，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控制贵阳、龙里间公路的黄泥哨至观音山段，掩护主力向南转移。由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在贵阳梨儿关以西的黄泥哨与滇军孙渡纵队第七旅龚顺璧部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并积极向贵阳城郊活动。而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一部占领观音山阵地，一部佯攻龙里县的簸箕堡，也与敌军交上了火，并击退敌人的多次反扑。

　　军委决定野战军迅速占领贵阳以南的青岩及以北要点，以便掩护我野战军通过定番（今惠水县）及其以南地区，寻求机动。令三军团驻梨儿关的一个团于9日向贵阳积极佯攻，并控制城南之花仡佬（今花溪），以掩护青岩，阻敌南下。令一军团之第一、第五两团继续佯攻龙里，掩护全军南移。4月8日，军委纵队驻鸡场坝。4月9日，红三军团与军委纵队挤在贵阳、龙里之间不足四十里的地带向西南进军，由于此时红军弹药短缺，仗打得很艰难。这时红军行军的队形是：三军团在后掩护军委纵队和一军团通过后，再由五军团掩护三军团通过。

　　以上史料记载告诉我们：只有“佯攻贵阳”，才能“调出滇军”；只有调出滇军，中央红军主力才能西进云南，进而挥师北上。

　　“佯攻贵阳”这一战略决策，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则是在1935年4月7日晚二十一时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中央红军一、三、五军团首长的电文中。在这份电文中，不仅提出“佯攻贵阳”，还提出“佯攻龙里”。根据电文的精神，还对红一、三、五军团的任务作出了明确的分工：第三、第五军团组成右纵队，同时兼有佯攻贵阳的任务；一军团及军委纵队组成左纵队，同时兼有佯攻龙里的任务。 

　　4月8日，由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在贵阳梨儿关（倪儿关）以西的黄泥哨（在龙里县龙山镇境内，与贵定县林场接壤）与滇军孙渡纵队第七旅龚顺璧部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并积极向贵阳城郊活动。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一部占领观音山（在龙里县境内）阵地，一部佯攻龙里县的簸箕堡，也与敌军交上了火，并击退敌人的多次反扑。红三军团在贵阳倪儿关以西的黄泥哨（在龙里县龙山镇境内）完成了阻击敌人、佯攻贵阳的任务；红一军团一部占领观音山阵地，一部完成佯攻龙里县簸箕堡的任务。

　　从红三军团、红一军团与敌军的上述战斗中，我们不难得出：佯攻贵阳的目的在于调出滇军，而佯攻龙里的目的在于牵制敌军，以便有利于红军主力实现通过贵阳与龙里之间，进而占领定番，西进云南的战略转移。

　　2000年，中央电视台记者重走长征路采访组到乌当区百宜镇采访，来到百宜街上刘明先家的老屋前，这里曾经是“百宜阻击战”红三军团的临时指挥部。在谈到百宜阻击战时，一位记者对我说，红军长征“佯攻贵阳”已被写入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材里，作为一个典型案例。

位于贵阳市乌当区的百宜红军烈士陵园陈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