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滥用职权罪的认定

滥用职权罪是一种故意越权而构成的渎职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的、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根据本案一审判决所认定，2012年1月28日至2月期间，被告人薄熙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在有关人员告知其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后，以及王立军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前后，违反规定实施了一系列滥用职权的行为：

（1）1月28日晚，时任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将薄谷开来涉嫌杀人事告诉薄熙来；1月29日上午，薄熙来召集王立军、郭维国（时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吴文康（时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谈话，斥责王立军诬陷薄谷开来并对王立军打骂；1月29日晚，根据薄谷开来的要求，薄熙来安排吴文康对揭发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的公安侦查人员王智、王鹏飞进行调查。通过上述行为，阻止公安机关对其妻薄谷开来涉嫌杀人案件的调查。

（2）1月29日至2月2日期间，在未按规定报公安部同意的情况下，通过其提议和主持召开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议，决定免去王立军的中共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

（3）2月7日凌晨，薄熙来在其住处纵容薄谷开来参与了对王立军叛逃应对措施的研究，并同意薄谷开来的提议，批准对外发布了王立军因精神和身体问题正接受“休假式治疗”的虚假消息。

（4）2月15日，薄熙来要求重庆市公安局对举报薄谷开来涉嫌杀人的警官王鹏飞进行立案侦查；2月17日，经薄熙来提议和批准，取消了时任重庆市渝北区副区长王鹏飞继续作为该职务的候选人的提名。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薄熙来的上述滥用职权行为，是导致“11·15”案件（即薄谷开来涉嫌杀人案）不能依法及时进行查处和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并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因而其行为依法构成滥用职权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

被告人薄熙来及其辩护人针对滥用职权罪的指控提出辩解和辩护意见，认为薄熙来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决结合在案证据证实的上述案件事实给予了充分有力的回应，认为薄熙来构成滥用职权罪是无疑的。笔者充分认可一审判决对此罪的认定和对辩解、辩护意见的回应，认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衡量，薄熙来的行为完全构成了滥用职权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

我国刑法中滥用职权罪的主观要件为故意，其内容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系滥用职权，会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并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心态。被告人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他完全具备了滥用职权罪的故意心态。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要件有两项内容：一是行为人实施了滥用职权的行为，被告人薄熙来的上述行为完全超越了其正当职权而是不折不扣的滥用职权的行为。二是行为人滥用职权的行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对此要件，最高人民检察院2005年通过并于2006年7月26日公布施行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1条中有“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的”应作为滥用职权罪案立案追诉的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通过、公布并于2013年1月9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第1款也有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认定为滥用职权罪法条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规定，其第1条第2款更进一步把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规定为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之加重构成。

对照被告人薄熙来的滥用职权行为之后果，致使一起性质和后果极为严重的高官亲属故意杀害外国人的案件不能及时依法查处，办案人员受到非法调查乃至立案侦查；地方大员无视中央规定任意任免要职；身居要职的王立军叛逃到外国领事馆而使全世界惊愕；身为杀人嫌犯且无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薄谷开来竟然被薄熙来允许参与对王立军叛逃事件的应对处理及利用公权力对自己的罪行予以掩盖。

如此闹剧，竟然在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暨重庆市一把手的薄熙来的支持和导演下进行，这哪里还有一点点党纪国法的影子？这难道还称不上是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吗？因此，被告人薄熙来的行为完全构成滥用职权罪，而且因“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而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之犯罪情形。

四、关于刑罚裁量

本案在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规范认定被告人薄熙来的行为构成三种犯罪的基础上，对被告人的刑罚裁量应贯彻我国刑法的两项基本原则：

一是刑法典第4条规定的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则，即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根据此原则，对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薄熙来构成的三种犯罪依法惩处，正是对平等适用刑法、摒弃法外特权的原则与理念的贯彻。

二是刑法典第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即所判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其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被告人薄熙来所犯的三种罪行各有其犯罪情况，刑罚裁量应在衡量其犯罪危害之基础上，再考量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并根据这些情况所决定的刑事责任程度，进而裁量适用恰当的刑种刑度。

此外，由于薄熙来构成三种犯罪，决定执行的刑罚还要遵循刑法规定的数罪并罚的规则。一审判决对被告人薄熙来所犯罪行的刑罚裁量，充分贯彻和体现了上述刑法原则和规则。

首先，关于受贿罪的量刑。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薄熙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唐肖林、徐明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直接收受唐肖林给予的钱财，明知并认可其家庭成员收受徐明给予的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金额为人民币2044万余元。

对薄熙来构成的受贿罪应当怎样量刑？根据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第383条关于贪污罪处刑的规定处罚。结合刑法典第386条和第383条的规定可知，犯受贿罪，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薄熙来受贿数额为2044万余元，一审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这一刑罚裁量是否妥当，是重是轻？下面予以简析：

一方面，对薄熙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是否判轻了？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其所犯受贿罪为“情节特别严重”，若作此认定依法就必须判处死刑（包括死缓）。对于贪污罪、受贿罪的“情节特别严重”，尚未有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界定，一般认为可以包括：数额特别巨大，远远超出10万元；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因犯罪行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如贪污数额巨大的救灾、救济、优抚、扶贫等特定款物，因受贿为行贿人谋利益而造成国家、社会重大损失等。

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达2044万余元，当属数额特别巨大，由此而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也似无不可；但受贿罪的处罚规定特别强调要结合受贿数额及情节考虑，不能单纯以受贿所得数额多少决定刑罚的轻重，而本案的受贿除数额特别巨大以外其他情节尚属一般，若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似为过分强调了数额而未注意其他情节；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近年来正进行死刑改革，尤其强调对非暴力犯罪要严格限制、努力减少死刑的适用。

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一审法院没有认定薄熙来所犯受贿罪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这样也就避免了适用死刑（包括死缓），这一掌握应该说是妥当的、理性的。

其次，关于贪污罪的量刑。一审法院认定薄熙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侵吞公款，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贪污数额为人民币500万元。依据刑法典第383条第1款关于贪污罪处罚的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审法院按贪污罪判处薄熙来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这一量刑是否妥当？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其贪污罪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因而排除了死刑（包括死缓）的适用；一审判决在其犯罪数额所对应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量刑幅度中，没有选择无期徒刑，而是选择了15年有期徒刑。应该说，一审判决对薄熙来所犯贪污500万元罪行的量刑，也是合法合理、显然不重的。

再次，关于滥用职权罪的量刑。一审判决认定，薄熙来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且属情节特别严重。依据刑法典第397条第1款的规定，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薄熙来所犯滥用职权罪的危害程度及其对应的法定刑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从严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这也是合法合理的。

最后，关于数罪并罚。由于被告人薄熙来所犯之罪均被依法判处刑罚，因而应当依法适用数罪并罚的规则。被告人薄熙来所犯三罪判处的主刑分别为无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和7年有期徒刑，按照刑法典第69条的规定和相关理论与实践，判决宣告的数罪之主刑中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并存的，采用吸收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即应决定执行一个无期徒刑，低于无期徒刑的其他主刑亦不再执行。

因此，一审判决决定对薄熙来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综上所述，薄熙来案件的一审审理在严格遵循刑事诉讼程序和彰显程序正当的基础上，又作出了定罪正确、量刑适当、于法有据、于情有理的一审判决，从而实现了案件审判的实体正义，使本案审判成为贯彻现代刑事法治精神、兼具程序正当与实体正义的典范。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本案的审判经验并予以弘扬，对于促进我国刑事法治当颇有助益。（文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教授 赵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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