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为什么善于做生意？

——温州地缘性格探秘

○鲍琪蕊

一

“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全场皮包统统20块，统统20块！”2015年年中，一段恶搞视频迅速席卷各大网络平台，被数万网友转发、评论，成为年度神曲。歌曲中的事发地——温州也被跟着莫名其妙火了一把。

说起温州，若问人们对温州人的印象，几个标签怕是躲不开——生意精、脑子灵、肯吃苦、非常拼、抱团得紧……

所以，经常有人问：为什么温州人天生精于做生意？

二

过去一年，我因工作原因，频繁往来于温州。听到这样的发问，总不禁莞尔一笑。经商是一项集个人素质、社会环境、时代际遇，甚至运气等诸多因素为一体的高智能人类活动，哪有什么人是天生就会？旁人所见的“天生”，不过是在日积月累的环境下，潜移默化的结果。

人文社会所形成的许多特性，其源头往往能追溯到地缘环境的差异。自然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人们衣食起居的不同，循环往复千百年，继而造就当地人独特的族群性格。所以，若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也不能免俗，还得老生常谈地从温州奇葩的地理环境说起。

三

温州地处浙南一隅，不同于浙北的两位兄弟——杭州、宁波，能坐享通江达海的优势，温州却“点背”地坐落在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北边、南边、西边都被群山环绕，加上东边有海相隔，三山一水把温州热情地揽在怀里，动弹不得。

所以自古以来，温州都是个闭塞之地，交通基本靠走。直到今天，原国家机械部的一位领导还对当时去往乐清的路途艰辛印象深刻：“80年代没有火车，我们去求精厂（正泰前身）检查工作，从杭州到温州坐大巴就要三天，到温州后再坐双梁自行车，梁上放一块木板坐一个人，后面再坐一个人，一辆自行车上三个人，晃晃悠悠一整天骑到柳市。后来条件好了，出现了三蹦子，代替掉最原始的自行车。”

那时候，南存辉从温州去上海请师，船票永远是抢手货，紧俏得很。他们只能从乐清湾出去走水路，俗称“水路一条”，温州人用地方话自嘲为“死路一条”。的确，船慢悠悠地在水上走，与公路上的汽车相比，效率可想而知，这种地势环境，天然断绝了温州的财路。

四

由于丘陵叠起、地理隔绝，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村一方言。温州不同区域的人口音区别度极高，高到没隔几公里，人们的口音就会有差异，因为地势阻碍了邻村的人走动交流。所以温州人之间，只要对方一开口，就大体可以确定你是哪个县、哪个区，哪个乡，甚至哪个村的了。

这就造成熟人社会的极度发达，别人一听口音，就能打听到你的社会关系网，每个温州人都处在一张极其严密的关系网里。必须谨慎经营人际关系，树立良好的口碑和信用。

这种紧密的关系也催生出依赖信用的民间借贷体系。因为乡亲间互相依靠信任，借钱也更可信，这使温州人融资更容易，也更珍惜这份信用。因为一旦失信，声誉将在整个温州人网中垮掉，很难东山再起。正泰前身求精开关厂起步的几个关键节点，都有民间借贷的一臂之力。

五

除此之外，温州还有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常年光顾——台风。

东南沿海的台风一般7月份登陆广东、福建，到了8月份就刮到温州一带。台风一来如山倒，风卷残云，把几百万市民的生活吹得七零八落。令所有温州人至今心有余悸的恐怕要数26年前的那次。

1994年8月，温州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17号特大台风——弗雷德，从温州龙湾区正面席卷，风速突破50米/秒。强风在乐清湾卷起的巨浪高达12米，1700多艘渔船被大浪卷起打沉，甚至连上千吨的大渔船都被吞噬。飞云江边更是瓦片玻璃漫天飞，简易平房在狂风中被无情撕毁，更有造船厂内正建造一半的铁船被刮至居民楼。

温州沿海的一线海塘全线崩溃，二线海塘决口无数，三线海塘也不同程度进水。连温州机场的候机大厅也进水1.5米，彻底瘫痪，变成泽国。狂风夹杂着暴雨，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无数人在残存的家中，度过了这个惊心动魄而永生难忘的夜晚。

这次灾难，官方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1000余人，财产损失100多亿，全市122.6公里的标准海塘近一半被破坏，其中近22%被潮水全线推平。

但在灾难面前，普通民众不会一味依赖政府的救援，而是自发集结起来，出钱出力，坚忍自救，企业更是如此。比如，正泰第一任党委书记吴炎，连夜带领公司里70名党员检查厂房，抬出受淹设备；得知有员工家被淹了，全公司捐款援助，南存辉董事长还让公司拿出10万元作为受灾员工的救济专款，共度时艰。

六

除了老天不给饭吃，温州还有个颇为尴尬的社会因素，阻碍其发展。

温州的正下方是谁？——台湾。两地直线距离区区300多公里，1949年后，温州曾一度被蒋介石臆想为反攻大陆的最佳登陆点而频繁骚扰。

所以，温州也一直被中央选为对台作战的前线阵地，自然不会大搞经济建设，不投资大型工业项目、市政基建，一些学校也迁到了杭州。

直到改革开放前，整个温州获国家财政拨款才区区5亿多，可能连其他地方一个项目工程都比不上，成了最不受宠、没人搭理的野孩子。

七

那会儿温州流传着一些民谣，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比如，那时候大多数温州人白天在家做煤球，晚上排队接生活用水，他们通过方言的谐音，跟自己玩儿起了黑色幽默——白天倒霉（捣煤），晚上等死（水，温州方言谐音“死”）；再如“永嘉单干，平阳讨饭，洞头靠贷款吃饭”等等，都是乍听欢乐、再听心酸的“笑话”。

温州如此穷困，反倒养成了他们强烈的抱团意识。对此，一位原机械部的领导，根据自己的亲身观感，有过一段有意思的表述：“温州虽然地方穷，但人比较勤奋又团结，比如两个柳市人之间有矛盾，上一秒还是剑拔弩张的情况，这时候突然有个外人来打击，下一秒两人就立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自己的事搁一边再商量。”

天时、地利、人和的不走运，使温州在历史上一直不富裕。但它不像有些真正闭塞的山区，穷得与世隔绝，穷得思想麻木。温州穷得恰到好处，虽然自己在浙南赤脚，但好歹可以瞧瞧沪、杭、甬几个大户人家的生活，不断刺激着摆脱贫困的欲望。属于没穷到精光，心里还憋着口气的绝佳低位。

正泰董事长南存辉在回忆童年时，曾谈到过那段穷且志坚的日子。他13岁辍学后靠补鞋补贴家用，小时候个子矮，鞋担子挑不出门槛，每次由南母先挑到槛外，他再自己挑到大街上。每天晚上补鞋到两三点睡，早上五点出门，休息不好，担子又长时间压在身上，骨头很疼。南父就一点点鼓励他，给他打气：“没关系的，小年轻，睡一觉就好了。”

南存辉刚修鞋时，觉得鞋子又臭又脏，特别难看难过。经常一个人把担子挑到偏僻的地方，躲起来补鞋。南父又给他鼓劲：“去人多的地方补，去镇中心、同学最多的地方。”几十年后，南父回忆起这段，道出初衷：“当时的想法就是熟人见多了，补鞋就不怕难为情了。以后做生意走南闯北都会去的。如果老是去一些偏僻的地方、同学看不到的地方，这个人以后出去一定不大方。”现在看来颇为独立开明的教育方式，在当时，都是被穷逼出来的，大家都在憋着一口气生活。

八

温州没有含着金汤匙出生，连塑料汤匙也没有，但全市几百万张嘴天天要吃饭，咋办？

不在贫困中灭亡，就在贫困中奋起爆发。1979年改革开放一声令下，实行土地联产承包制，许多北方农民急不可待地扑回土地，期待种植农作物获得丰收。而温州农民恰恰相反，被压抑几千年的温州人像饿极了的人一下掉进米缸，疯狂吮吸着资本的营养。在没有土地的束缚后，洗干净脚下的泥巴，走上了闯荡天涯的商业之路。

但改革开放是全国性的，为什么温州就异军突起了呢？致富是一项对综合能力要求很高的活动，光有心还不够，更得有致富的能力。

温州农民拥有一项其他地方农民并不具备的能力——善于商品流通。他们不仅是会种的农人，更是会卖的商人。温州小范围内有山区、平原、滨海、岛屿等，自然环境差异大，物产互补性强，比如，渔民要在短时间内把海货卖到平原地区的人手里，他就要亲自精加工、找买家；比如，山区农民要卖柴给平原和海边的人，为了卖出好价钱，他得清楚地知道，哪里需求最大，哪个地方能卖出最好的价钱。温州平原少，平原地区人群居住极其密集，小范围里人们交流接触多，集市常设。在这种封闭环境中为了生存，市场行情都得农民自己琢磨判断，就得学会做生意，这是本能。长此以往，逐渐形成农商一体的环境。

九

说到正泰的出身地，中国电器之都——温州柳市，它的发迹史，在上世纪70年代便已初露端倪。一个在铁道部工作的柳市人，带回一个电器补偿器，问当地人能不能生产，有个做过车床工的农民，把第一只电器补偿器做了出来。

柳市人开始嗅到了商机。他们发现计划经济下，国家只生产大型机器，而大机器的小配件、电器元件紧缺，是生产环节中的空白。柳市马仁村有个叫陈庆遥的人，带回了第一个做电器零部件的订单。柳市人胆子大，能不能生产再说，先把订单接到手，如果自己产不出，就去上海、杭州等地购买再倒卖，从中赚利差。

自此，柳市电器业慢慢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后，更是上了一个台阶。那时的南存辉也丢掉鞋担子，开起了电器柜台。

就这样风风火火发展到80年代初，柳市又遇到一个坎——八大王事件。这件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在此不做赘述。概括起来，就是柳市8个靠线圈、矿灯、电器、目录等生意起家的大老板，在当时连万元户都不敢想的年代，这几个先富起来的人分外扎眼，牵动了人们心中“资本主义走狗”的敏感神经。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情况简直不可思议。的确，由于历史原因，当时人们普遍对意识形态存在一种近乎荒谬的理解，凡是与发展生产相关的一切，通俗来说就是赚钞票，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去广东考察，曾问一个老太太养了几只鸭子？她说8只，因为8只以上是资本主义，8只以下还是社会主义。所以，8只安全。

这种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仍有摇摆。因为人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下一份文件就能改变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回摆、迭代。所以，出头的椽子先打烂，终于在1982年，“八大王”被收拾了，而且很惨。抓住的被逮捕批斗，没抓住的被全国通缉，老鼠一样流窜在各城市的街头。

对八大王之一“线圈大王”郑祥青的打击更是好笑又心酸。中央派驻的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经过柳市，一组员看到一幢白色的三层别墅很亮眼，酸溜溜地来了一句：“这户人家不搞资本主义，能有钱盖别墅吗？”

第二天，房东郑祥青被抄家，罪名为“生产伪劣线圈牟取暴利”，进局子里呆了半年，留下的心理阴影让他之后七八年都不敢出门做任何小生意。生怕一朝被盯上，一夜回到解放前。短短两个月，温州一千多商人被抓捕，数千人潜逃，大批商人关闭生意躲避。这一年，柳市的工业产值直接拦腰斩。

眼前的一幕幕大戏跌宕起伏地上演，南存辉默默度过6年的柜台生涯，这是他的观望期，也是蛰伏期。直到1984年，在当时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的积极力挺下，八大王平反，整个事件尘埃落定。南存辉预感到整部经济列车将飞速向前，一去不返，这才敢砸下所有积蓄，与友人创办求精开关厂，即正泰前身。

十

乘着千载难逢的东风，温州顺利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几十年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傲立潮头的温商代表，成为中国商人群体中独树一帜的存在。他们身上奔腾着先辈敢闯敢拼的血液，无所畏惧地在商场搏杀鏖战。没有铁路?私人众筹自己造；没有航运？承包航线自己飞。谱写着一幕幕前无古人的商业神话。

但温州的故事远不止此，思路活、胆子大的特性，也让许多商人走上炒房之路。2014年的房地产泡沫倾覆，又可以牵扯出许多故事。真有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意味，但这都是后话了。无论如何，温州历代先辈穷则思变、突破困顿的铮铮反骨，将是留给后代子孙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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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特稿 | 温州人为什么善于做生意？——温州地缘性格探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