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温州，你会想到什么？

是顶着“东方犹太人”名号，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温州人；还是加密程度堪称魔鬼级别的温州话；是流传在千禧之际，全国售房处里温州人用麻袋装钱买楼的壕气传说；还是皮革厂倒闭了，老板带着小姨子跑路了的街头神曲......

财富的聚集、流动与跌宕，让温州这座沿海小城成为一片善于缔造传说的神奇土地。然而关于温州的传说，从不只围绕着财富。

在知乎搜索栏敲出“温州人”三个字，排名前五条中，有三条分别是温州人不娶外地人、温州人不嫁外地人、温州人结婚。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温州人的婚姻故事。

当温州人的婚姻，成为与生意、粉干糯米饭等美食并列的，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人们在谈论温州婚姻故事时，到底在讨论什么？

通过对知乎上“浙江人择偶地域偏好”相关问答的整理统计发现，即便是在婚恋排外已成一桩寻常事的浙江省，温州人的择偶圈都小得瞩目。

在杭甬温三地，尽管“本地人”都是结婚择偶的首选。但至于是江浙沪都算一家，还是跨了县就得算外乡，三个地区给出的答案却不尽相同。

杭州人的择偶地域圈中，外省人虽然排在最外圈，但尚存一席之地。只要嫁娶不出江浙沪，或许还有机会能躲过“逆子”的骂名。

宁波人的择偶地域圈则相对简单明了，除本地外，江浙沪内根据地理位置以及城市影响力划为两档。至于外省，就一律归为其他。

然而，在真正将“嫁娶不出县”刻进DNA的温州人心中，择偶的地图上也只容得下温州二字。

在妈妈“阿麦，早外面七握非让嘎得难”（孩子，去外面千万不要找外地人）的耳提面命下，从市区到下属县市40分钟车程的距离，就足以让温州妈妈妈以泪洗面，以断绝关系相逼，劝你放手这段没结果的“异地恋”。

容忍下跨越县区的恋爱，大概已是温州人对爱情至高的温柔。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温州人，更偏爱和本地人结婚呢？

长辈的干预，是劝退温州异地恋最主要的原因。在温州婚姻家庭危机干预工作中，父母过度干涉子女婚姻的案例较多[1]。

北京都能遇上西雅图，而温州的异地恋却难过家长关。温州年轻人，在结婚这件事上没法自己做主。地域文化或许能来背锅，但实际上这也与温州的地域经济有关。

改革开放以前，本地择偶曾是一个全国普遍的现象。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传统依靠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年轻人有了继承父业务农以外的职业选择——进城务工。

婚姻主导权，可以说是经济独立的副产品。进城后的年轻人，不再靠父辈所掌控的土地等家产来谋生，由此解锁了婚姻的主导权[2]。

而在“温州模式”下，民营小企业遍布。家里的厂子恐怕还缺人手，年轻人缺乏走出去的理由。给老爸老妈打工，听起来像是爽感十足的霸总养成文学，但也意味着父母掌握了家庭生产资料的统筹分配。

在经济收入与话语权挂钩的家庭内部，年轻人不得不以“服从”作为生活的信条。在生产生活和成家立业的问题上得听从长辈安排，对温州年轻人来说，父母反对或许还真不只是用来美化分手的借口。

而更雪上加霜的是，温州婚姻还自带“氪金”属性。如果说温州人穷尽一生攀登的，是面子与人情建筑的金子塔；那么婚礼，就是这攀登之路上最耀眼的里程碑。

“一丧三年紧，一婚穷十年”，2018年到2019年，温州通过移风易俗改革，倡导婚礼从简，仅一年就节约下社会资金62余亿元[3]。这个数字，甚至够高校数量排全国第二的广东省，支持省内高校转型发展一整年[4]。

这么看来，温州本地择偶现象归根到底和年轻人拗不过父母有关。那么，温州的家长，又为什么这么偏爱“本地人”做儿媳/女婿呢？

其实想要理解温州人为什么“嫁娶不出县”，还是得回到一个问题：温州到底是一片怎样神奇的土地，扬名在外的温州人这一路又如何走来？

在外的温州人，常常留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印象——抱团。而温州人倾向本地择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与对“圈子”的重视有关。

其实不止是婚恋择偶，“圈子”是贯穿温州人生意与人情的永恒叙事。

和隔壁江苏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得天独厚的大平原地形不同，浙江地形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温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人均耕地面积仅0.47亩，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5]。

自然环境的局限，让温州人早早就认清了：仅靠务农，难以致富。因此温州地区长期以来就有人口外流的传统。

远一点的，早在唐朝时期，温州港就和周边的明州港、福州港有了贸易往来，甚至还开辟了通往日本的航线[6]。

近一点的，北京市温州人聚集的“浙江村”中，60%以上的中青年男性业主，早在全国尚未形成大规模人口流动的上世纪80年代以前[7]，就已有过出省流动的经历[8]。

“亲帮亲，故带故”的流动方式，一个人立住脚就想办法带亲属同乡一起出来做生意，让温州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形成了“圈子”意识[9]。

而温州人的“圈子”，包括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亲属关系，“一个村的”社区关系以及亲家、小舅子等姻亲关系。姻亲关系，则往往是形成合作关系的基础[8]。

背靠“圈子”一起离开家乡，在经营上合作，生活上互助，离乡的温州人不仅克服了对陌生环境的恐惧，还靠着“圈子”把生意做的风生水起。

早期北京“浙江村”中，做服装生意的温州人，依靠着亲友圈形成了“包柜台”和“加工服装”的分工，并采用代销方式建立合作[8]。

而在海鲜类的经营中，“亲友圈”的存在，更有些点石成金的意味。由于冷链运输的成本较高，温州海鲜摊贩就通过亲友关系组成了共同的“进货小组”。

在亲友关系的加持下，大家约定好每家售卖不同的海鲜品种，一起进货，分摊运费。不但避免了同行间的恶性竞争，还极大的降低了经营成本[8]。

而在一些例如理发、饭店等公共性比较强的服务行业，亲友也是重要的固定客户。

这些行业的老板，往往有很强烈的“要有一帮人去抬你”的意识。业务关系和亲友关系的紧密连接，让经营人情关系成为温州生意经中的重要一课[8]。

在以“生意”为主题的温州生活中，“亲友圈”在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10]。从这个角度出发，婚姻就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能够建立起一重强有力的商业盟友关系[11]。

父母让你嫁娶本地人，当然不仅是避免为了过年回谁家而争吵，更是为了通过本地择偶，和亲家及其亲友形成互助扶持的亲密关系[12]，从而获得更多商业资源和社会资源。

可以说温州人在不断构筑“圈子”的过程中，让婚姻也拥有一重扩大家庭、做大生意的商业投资意味。

与此同时，“争做老板”的共同志向，也让同乡人更容易成为携手人生路的队友。改革开放后，温州轻工业类的家庭作坊遍地开花，形成了民营小企业遍布的“温州模式”。

家庭，始终是重要的基本生产单位。在温州乡村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最常见的是夫妻一起创业，形成家庭作坊、前厂后店等生产经营模式[13]。

在杭州三墩镇的温州村，一个厂子中，老板兼厂长，老板娘做财务，弟弟当经理，弟妹管后勤是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说，如果山东相亲市场的通行证是编制是教资，那么在靠着“圈子”走上一条战胜未知、走向富裕之路的温州人父母眼里，3303开头的身份证作为婚恋市场的入场券，通向的不只是小两口爱情的彼岸。

“圈子”作为贯穿温州财富和人情的永恒叙事，让温州人本地择偶的婚恋观，看起来像是内外有别的一体两面。

一面是对圈子内的团结，婚姻成为加固和扩展的亲友圈工具；一面则是对圈子外，不外娶不外嫁的排斥心理。

温州人真的排外吗？或许只有劝退程度满级的温州话，有点排外。用“排外”来解释温州人的婚姻圈，未免有些片面。本地择偶背后，其实是一个有人口外流传统的地区，在城乡之间宗族文化之下，让婚姻成为了一个更复杂的容器。

在这个名为婚姻的容器里面，包裹着利益、宗族、面子、认同感，以及温州人对温州介于“家”和“家乡”之间的复杂情感。

被自然条件推出门，为了谋生把生意做到全世界的温州人，但与温州有仍然保持着解不开的紧密联系。温州，不只是远方的“家乡”。

即使生活在外地，温州人之间却仍有共同利益连接彼此。2015年全国50个城市中，温州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排倒数第二，城镇户籍人口仅占户籍人口的五分之一不到[14]。

在温州，大量农民虽然已经离开乡村生活，但是考虑到迁出意味着土地权益的丧失，因此虽然离乡却难以“弃土”。

而在这种共同的利益关系下，外地女婿/媳妇的加入则意味着有权分得土地，从而损害原来集体村民的利益[15]。这种情况下，异地婚姻想收到祝福，那是在考验人性。

同时，历史上无论是相对于吴越还是中原，温州都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16]，这导致温州地域文化相对封闭和传统。而随着两宋时期大量的闽籍移民迁入，温州形成了深厚的宗族文化[17]。

在宗族文化下，家庭只是作为宗族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作用[18]。结婚这件事，就不只是以小两口追求个人幸福美满为目的。基于地缘的姻亲关系在社区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能够促进不同宗族间的密切交往，从而巩固和扩大本宗族的势力[19]。

就拿村委会选举来说，为了维护共同利益，温州部分村庄在村干部直选中过程中有缔结“盟兄弟”、“盟姊妹”的民间交往行为。随后，结盟团队内部通过发动各自的姻亲、血亲等关系，在“人情面子”之下，游说选票[13]。

所以，无论是从涉及土地权益等共同利益的角度，还是婚姻服务于宗族利益的角度，嫁娶外地人对温州人来说，都很难获得家族邻里的认同。

然而，无论身在何处，温州人都念念不忘“要回来”，赚到钱就回家买房盖房，还积极发展家乡修路、建学校等公共事业[8]。温州人看重社区内部对自己的评价，认同感建立于宗族教化下的共同价值观上，所以村头的大妈的流言蜚语，足够击溃想爱的勇气。

当“走出去”敢为天下先的开放，与“不外嫁娶”的保守碰撞在一起，矛盾，让温州婚姻故事成为烙下深深地域印记的特产。

站在被财富金光笼罩的土地上，年轻人们或许早已看不清来路的艰难困苦。但频频回首来路，父辈们在把异地恋挡在门外的同时，耳畔回荡的却是“温州父母的价值序列中，孩子或许只能排第二”的愤懑。

当婚姻成为一个内涵复杂的容器，也许我们更应该想起，无论在哪里，婚姻都不是结局，而相爱才是。

参考文献：

[1]温州市人民政府.(2022).2021年温州婚姻大数据出炉. Retrieved 12 March 2022 from https://www.wenzhou.gov.cn/art/2022/2/14/art_1217832_59152657.html.

[2]陈讯. (2020). 多重排斥、价值嬗变与农村跨省婚姻研究——以东莞宗族型X村为例. 中国青年研究. (9), 83-89.

[3]浙江日报. (2019). 从“一丧三年紧，一婚穷十年”到移风易俗成效渐显. Retrieved 12 March 2022 fromhttp://zjrb.zjol.com.cn/html/2019-07/11/content_3245959.htm?div=-1.

[4]南方新闻网.(2022).广东拟安排近62亿资金支持大学改革发展. Retrieved 12 March 2022 from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127A03WY600?startextras=0_46084684d6b6b&from=ampzkqw.

[5]温州市人民政府.(2015).自然生态环境. Retrieved 12 March 2022 fromhttps://www.wenzhou.gov.cn/art/2016/1/12/art_1214528_1374275.html.

[6]滕宇鹏. (2013). 温州港贸易的历史变迁.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3(4), 22-28.

[7]李建新, & 丁立军.  (2009). 污名化”的流动人口问题. 社会科学, (09):56-64.

[8]项彪.(2018).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9]方立明, 项洁, & 奚从清. (2007). 移民社会与经济发展-以浙江温州为例. 浙江社會科學, 2007(6), 99-103.

[10]蔡星星. (2017).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与体制转轨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厦门大学.

[11]颜志端, & 颜祖侠. (2019). 十三行闽籍行商家族联姻初探. 岭南文史, 3.

[12]邓晓梅.(2014).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与时代变迁.光明日报出版社.p91.

[13]陈秋.(2017).女性民俗与农村妇女的村庄政治参与——以温州L村为个案.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14]刘金伟.(2018).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评价及城际差异分析——以5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4),78-83.

[15]李增元. (2013).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华中师范大学.

[16]徐华炳. (2012). 区域文化与温州海外移民. 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 44-52.

[17]陈辰立. (2014). 明清闽籍徙温移民与温州宗族社会 (Master's thesis), 福建师范大学.

[18]邵传林,秦领, & 邵姝静.(2014).温州农村合会兴起的文化溯源.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姚萱. (2013). 女性和姻亲在中国传统宗族社会中的作用———以《红楼梦》中的姻亲为例 . 晋中学院院报, 2013(2).

撰文 | 虎图图

数据 | 乐乐

设计 | 杨波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