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谢林

一、托马斯·谢林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贡献

200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很早涉足碳排放、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1977年作为能源专家参与了福特基金会能源研究项目，首次探讨了二氧化碳和温室效应的问题。1979年参与写作《未来20年》，并于1980年负责为解决二氧化碳问题向白宫提出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林在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期间，所做的会长讲演的主题即为《全球变暖的若干经济学问题》(Schelling，1992)。谢林对温室效应成因、气候变化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降低碳排放的全球治理手段等方面的分析，成为气候变化经济学文献的重要组成。

（一）气候变化的成因

谢林（Schelling，1992）总结了温室气体对地球环境的特殊意义。根据“动力气象学”（dynamic meteorology）的研究，太阳辐射使地球增温，地球受热之后以长波向外辐射。如果没有大气层保护，地球接受太阳辐射和地球向外辐射能量均衡，那么地球温度将趋近于太空平均温度，即0℃左右。没有大气层保护的地球温度将和月球一样，昼夜温差极大，不适于生物的生存。温室气体可能是地球所特有的，适度的温室气体能够使得液态水存在，并以此而孕育生命。与之相对，金星因温度太高、火星因温度太低都不能保证生命的存在。根据气候物理学家的研究，温室气体主要成分是水蒸气、二氧化碳、甲烷，这些气体被称为“痕量气体”（trace gases），它们不仅吸收可见光，而且吸收地球长波辐射，从而产生“温室效应”。温室气体来源广泛。其中水蒸气来自地表水域的空气流动，特别是水温高于气温的时候。二氧化碳和甲烷来自火山爆发、动物呼吸和有机废弃物分解等。在人类50万年的历史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在工业革命后加速，从而使得温室气体成倍增加。根据气象学家研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当前含量为430ppm（百万分比浓度），而工业革命之前为280ppm。按照当前的排放速度，2035年预计会达到550ppm，大约相当于工业革命前2倍。

谢林（Schelling，1992）评价了科学家们对温室气体倍增的研究结论。一般认为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全球平均气温上升3℃。美国国家科学院（NAS）、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IPCC)等组织科学家进行重新检测发现，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平均气温变化幅度为1.5～4.5℃，平均气温上限几乎是下限的3倍。与历史同期比较，过去1万年全球平均气温变化大约是1℃。如果21世纪温室气体浓度倍增，平均气温上升3℃将是个巨大变化，有可能造成气候剧烈变化。但谢林认为，在评估平均气温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时，科学家的基本模型大多没有考虑到包括突发性气候灾难在内的极端情况，均假设气候变化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是渐进的，因而应该对那种认为气候变化缓慢的观点保持警惕。谢林还指出，科学界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PC）并未就二氧化碳的浓度上限给出确定性意见。目前认为地球上二氧化碳的浓度上限可能是450ppm、550 ppm、650ppm或者 750 ppm。由于科学界和国际社会无法确定二氧化碳浓度上限，各国也没有办法制定长期的减排计划。二氧化碳浓度不确定，对于全球平均气温的影响不确定，从而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不确定，这些对于研究二氧化碳浓度和全球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都有影响。

（二）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

谢林（Schelling，1992）指出，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变化，从而引起气候变化，但是气候变化本身以及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影响却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提出了挑战。

谢林（Schelling, 2002a）提到了一系列气候变化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1）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浓度具体达到多大程度时，全球平均气温会变化？倍增只是一个科学模型预测结果。但是，目前关于二氧化碳浓度上限并没有确定，二氧化碳浓度倍增这个说法本身并不可靠，未来将有多少二氧化碳继续排放取决于将来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能源科技等因素。（2）气候变化最主要动力是大气和海洋循环，大气和洋流温差是否会因气温变化发生变化亦未可知。在探讨气候变化时，要结合一个区域的海拔、经纬度、洋流等因素才能综合考虑，气候变化不能笼统概之，不同的地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同，可能有的地方变好有的地方变差。（3）平均气温升高具体会如何影响局部气候？气候变化并不一定是全球变暖，目前理解过于狭隘。按照气象学家的观点，气候变化包括“有些地方可能升温，有些地方可能降温，有些地方可能变湿，有些地方可能更干燥”等，不仅仅是指夏天更热，也包括冬天不再寒冷。（4）地球变暖是一个逐渐过程，绝大多数时候气候会慢慢迁移，气候类型会不断变化。堪萨斯州可能像俄克拉荷马州，但是不会像俄勒冈州或者马萨诸塞州。自上次冰河纪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变化将带来气候巨大变化，接下来100年中发生气候变化可能要比上个1万年更加激烈。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增加了25%。在20世纪前40年，地球平均气温升高了近乎1℃。即使我们能够评估世界不同地区的气候变化，但是50～100年之后的气候类型并不清楚，从1900年到现在，气候变化的类型已经多达2080种。

谢林（Schelling, 1997）进一步指出，除了气候变化本身不确定，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不确定。例如，气候变化对生产力以及人类生存的舒适程度和健康有何影响？热带疾病是否会更流行？生态脆弱性将受到何种影响？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何协作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减排策略是什么样的？未来75年或者更远，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与过去的75年相比，未来75年气候变化对生活方式影响更大还是更小？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严谨地研究。

谢林（Schelling，1992；2007b）认为，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受到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搬迁等因素影响，主要包括：（1）75年后或者更远的将来气候变化还受技术进步的影响。就比如1920年预测75年后的气候变化，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泥泞，到处都是泥泞的马路、窄窄的轮胎、马车，人们连自行车都没有，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后果是“如果变得更湿或者更干，那么泥泞问题可能会加剧或者减轻。”但是，1990年大多数国家的道路已经变成钢筋混凝土浇筑的了。今天预测75年后气候变化，最大问题可能是寄生虫和热带疾病蔓延。湿热会导致疟疾、盘尾丝虫病、血吸虫病、登革热、小儿腹泻等疾病蔓延，但是50～75年之后，我们可能有更好的卫生系统或设备、更好的营养和医疗条件、环境科学更加发达，饮用水更加干净，节肢动物传播的疾病会得到根除，气候变化的影响会随着技术条件变化减弱。就如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尽管气候条件一样，马来西亚有疟疾，但是新加坡没有，因为新加坡治疗疟疾有更好的技术条件。（2）考虑到居民不停搬迁，其实人们感受的气候变化可能远大于实际气候变化。比如历史上哥特人、匈奴人、在北美南美地区繁殖的西欧人、经济大萧条之后搬去了北方的南方人、搬迁到西南部的西北人，因为战争或其他原因进行了长距离的迁徙，他们感受的气候变化远大于实际的气候变化。（3）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方式相关，现代人生活方式与1900年相比发生了极大变化。农业和林业对GDP总量贡献还不到3%，受到气候影响肯定也少。即便农业产值下降1/3，也仅仅使得人均GNP推迟1年翻倍而已。

（三）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

气候变化对经济可能有双重影响。有些地方会因为气候变化受益，气候变化会带来更为潮湿的气候、更舒适的天气、粮食增产，更多的地方会因为气候变化受损。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实行二氧化碳减排，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影响，对当代人和后代人福利也具有不同影响。

谢林（Schelling，1997；2002a）认为，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为显著。发展中国家人口多，现在人口占4/5，未来7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9/10。这些国家农业产值占GDP的1/3，近半数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即便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减少，但是农业产值仍将占据很大比重。因此，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气候变化对粮食作物产生了不利直接影响，降低了粮食产量；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影响了健康程度，会造成疾病流行，减少劳动人口。相反，发达国家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不到3%，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气候变化还可能涉及当代人、后代人的福利转移问题。谢林（Schelling，2009）认为，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可能发生在2080年至2100年之间，这会带来两个问题：（1）这一辈人如何与下一辈人展开协商？因为真正的受益者还没有出生，他们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2）更为棘手的是，绝大部分受益者将会出生在发展中国家。在2080年或者2100年，5/6的受益者将会出生在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是否愿意为尚未出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投入这么多么？对发达国家来说，气候变化引起的经济损失很小，受影响最大的农业仅占GNP的3%～5%，即使气候变化造成了物种灭绝，在GDP上的表现就是以这种物种为原材料的货物或者服务减少而已，但是发展中国家要脆弱得多。谢林（Schelling，2000）分析了降低温室气体会有代际平衡问题。增加今天的减排支出会降低今天的消费水平；今天消费的边际效用超过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今天增加减排支出会增加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温室气体减排是为子孙后代谋福利，投资有利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资源是为了把现代人的消费转移给子孙后代。

由于气候变化对经济的不均衡影响，气候变化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所有国家一致降低碳排放，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帮助。谢林(Schelling，2011)认为，气候变化使得贫穷国家非常脆弱，特别是可能造成粮食减产。全世界大约有20亿人每天的人均消费少于2美元。如果他们中的一半即10亿人因为气候变化失去收入，那么这个灾难远大于地震、海啸和洪水等自然灾害。但是这10亿人每年收入加起来才3650亿美元，不到全球收入总额的1%。事实上，发达国家只需要少量经济援助就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可能并没有足够动力来实行。

同样，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都不愿意进行这方面的行动。谢林（Schelling，1992）引用了他人对二氧化碳减排的成本核算，分析了双方对于减排的不同看法。据估计，全世界每年可能要拿出世界GNP的2%才能实现减排目标，目前发达国家提供500亿美元援助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而持续减排要求经费大约是经济援助的4～8倍，即2000亿美金。从今往后50年内，发达国家是否愿意贡献这么多值得怀疑。同时，即使发达国家愿意贡献，发展中国家也不愿将2000多亿投入到减排中。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经济援助而不是减排援助，何况投入到二氧化碳减排会减少对他们的直接经济援助。即使发展中国家知道减排二氧化碳对自身有好处，但是在短期内发展中国家没有动力去执行减排目标。因此，阻止气候变化的减排行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受欢迎。

（四）降低碳排放的全球治理

在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减排的经济后果具有不均衡性的双重影响下，国际社会对于碳排放的控制进程进度缓慢，减排计划进展并不如意。谢林针对碳排放治理过程中的主要阻力、可供学习的案例进行了分析，最后还给出了一些目前控制碳排放的可行性政策，这些研究对于国际气候谈判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1.减排进度。对温室效应的关注可以追溯到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会议(Schelling，1998)。当时，100多个国家在里约热内卢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1997年在东京举行了第三次会议，签订了《京都议定书》，一些OECD国家聚集在一起制定了减排准则以及目标和时间表，会议还就碳排放配额进行讨论，但全球减排计划推行并不成功。

就美国来说，谢林（Schelling，2002b）认为，是否批准《京都议定书》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两党的政治议题。克林顿政府没有把《京都议定书》提交给参议院批准，因为参议院要求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参与，延迟提交等待再次磋商。布什政府干脆拒绝签署，因为美国政府在《京都议定书》上承诺到2010年降低排放25%～30%，低于1990年的排放水平，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

布什政府对签订《京都议定书》提出三点要求：一是主要发展中国家必须参加并签署；二是解决气候变化中的不确定性；三是自愿遵守承诺。到现在为止，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限也不确定，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从来没有确定温室气体的浓度到哪个程度会造成不能接受的损失，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代表团愿意冒险做出评估。很显然，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加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相对于气候变化而言更为急迫。布什政府倡导的自愿遵守承诺方式也不会起到作用。就美国国内而言，市场并不能形成替代矿物燃料、投资新的减排技术的自发力量；在国际上，自愿遵守承诺更是因为没有强制性而基本上无法兑现。

2.减排的主要阻力。尽管减排的成本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可能并不高。以美国为例，在21世纪减缓气候变化的持续性支出大约是每年GNP的2%，仅仅相当于2060年人均收入翻倍推迟到2062年而已，但是GNP的2%可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在政治上难以实现。谢林(Schelling，1997)认为减排可能是个棘手的国际政治问题，主要表现包括：

（1）发展中国家减排需求与其财力的矛盾。减排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更多财力来参与减排，尽管它们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从减排中获益也最大。目前来看，减排主要在OECD国家中进行，但是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是不会成功的，温室气体减排需要更广泛全球治理。

（2）关于公平排放配额的分配在可行性上受到质疑。因为大气是全球公共产品，每个人碳排放和其他人碳排放混在一起，没有任何个人利益直接跟碳排放相关，每个国家对碳燃料的依赖程度不一样，也没有公平的分配机制。经济学家非常推崇排放权交易。任何国家都可以把尚未排放的权利转让给别国，得到一定财务补偿，买得排放权的国家可以用来增加自己国家的排放权。这是用来减少排放最经济的方式，不过，这一理念虽然在审美上是令人愉悦的，但是在政治上就不那么令人信服。虽然那些国家能够用最经济的方式来达到减排目标，但是经济学家提议的交易系统是完美主义、不切实际的。问题在于，最初的配额是经过协商来确定的。如果有国家试图出售自己国家的排放权，就说明这个确定配额的体制需要重新检讨，因为出售任何多余的排放配额都等于承认，本国在上一轮分配中得到的配额过于慷慨。没有人能够想象各个国家能够心平气和地探讨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碳排放权。

（3）发达国家转移支付及发展中国家代际福利权衡的问题。能否说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支付如此巨大的减排成本，在发达国家肯定是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些国家更少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计量经济模型预测，发达国家要持续投入GNP的2%，美国每年要拿出千亿美元，投入到气候变化的减排。减排存在着代际边际效用的问题，减排的受益者可能是第三代或第四代人，如果直接投资到教育、卫生、基础设施、水资源、工农业生产中，受益的可能是当代人，投资给今天的孟加拉国的人还是未来的孟加拉国人？这需要代际福利的权衡。

（4）发展中国家可能不愿意投入温室气体减排。目前，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援助有三个方面：一是投资经济发展项目；二是投资物种保护和生态系统以及自然保护区；三是投资到降低碳排放。对于如何援助更为有效目前尚不清楚。发展中国家可能反对发达国家安排过多的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援助，因为这会降低直接投资到经济建设中的国际援助资金。发展中国家会权衡经济型国际援助还是减排型国际援助，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前者，它们面临最多的还是发展问题，环境问题虽然重要，但那是下一代的事情，现在还不着急。

3.减排可供学习的案例。碳排放涉及经济和复杂的政治利益，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学习呢？谢林（Schelling，2002b）分析了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运作规则。谢林认为，历史上存在缺少强制制度却仍然达到了分担利益的先例，前提是义务和利益是成正比的。关于碳排放任务分配可以借鉴二战后马歇尔计划。1949-1950年美国政府拿出40亿援助欧洲，当时美国让欧洲国家自主分配资金，并没有一个公平准则，比如平等的消费水平、平等的增长速度等，有的只是一些注意事项。马歇尔计划的最初两年，美国自己来分配这笔钱；第三年，美国决定由接受援助国自主分配数额。马歇尔计划并没有制定详细、量化的标准，欧洲各国纷纷费尽心思，准备了详细的消费、投资、税收、国际收支账户等材料证明可以获得美元援助。在这个过程中，多国之间的相互监督非常重要。每个政府都接受其他政府的监督，也监督其他政府；然后为自己辩护，修改自己的提案，检查其他团队。相互监督的有效性使得多个发展程度不一样、政治制度不一样、受战争影响不一样的国家之间很快达成了协议。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1951-1952年间给成员国分配任务是另外一个例子，涉及北约参军、征兵、投资军备、军事设施和房地产等。这次活动也是相互监督，高级军官花费数月来磋商，最终在没有美国援助的情况下继续运营。北约组织是个极为成功例子，成员国在经济、军队和房地产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们这么做完全出于自愿，尽管没有明确的交易，但完美地践行了相对优势理论。这是一个管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所涉及的资源种类如此之多，跟温室气体减排所要求的相似。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是在非战争时期多国因为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团结在一起的典型范例，这种双赢磋商最终促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世贸组织的例子也是可以借鉴的，它涉及的国家比北约组织要多，有自己的批准体系、承诺的强迫性，在相互义务上面规定得非常详细，大多数违规行为都可能是相互的，并赋予奖赏或报复的权利。遵守或者违反世贸组织准则都是部分而非全部，并不存在成员国都同意的全面目标。

与《京都议定书》不同，北约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不是条约达到的结果和具体目标，仅仅是政策行动，比如说关税表或者其他限制、补助金和税收倾斜。而《京都议定书》制定太多承诺并不要求行动，这是个明显缺陷。没有人知道，在目标接近的时候，哪个国家必须完成多少任务，更不知道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也就是说在时间表上没有量化标准清晰显示各种政策。更重要的是，这种承诺是基于结果的，所以并没有办法知道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京都议定书》要求参与国家即便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也非常清楚该如何达到10～15年后的排放目标。一个政府做出承诺采取行动的时候，至少要知道承诺的内容，其他国家政府也应该知道而且能够观察自己的执行情况。不幸的是，《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4.推进未来减排的措施。在分析了减排主要阻力之后，谢林在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推进未来二氧化碳的减排措施，对二氧化碳减排给出了一些极具建设性的意见，主要包括：

（1）重要的是行动而非目标。谢林（Schelling，1997）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要将注意力放在行动上，而不是减排目标上。未来能源技术会发生变化，确定减排的目标和计划可能不是固定的，而且大多数政府也不能预测减排到底能够带来多大程度的目标，减排计划还受到经济发展方式的束缚。但是政府可以实行减排政策，引导公众参与减排，通过税收、补贴、规制、投资政策、能源技术开发奖励，这些都是政府能做到的，而且具有良好的减排效果。行动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不能因为降低二氧化碳的成本太高就搁置温室效应的治理，不能等到极端气候变化出现才想到采取行动，否则未来30年，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南极洲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20英尺，那时候大量的海拔较低的地区将被淹没。

（2）财务和技术援助而不是交易体系。谢林（Schelling，2002b）认为，促使发展中国家加入减排队伍，最合适的方式不是碳排放交易体系而是发达国家的财务援助。发达国家利用财务援助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用含碳低或者不含碳能源代替含碳高能源。例如，支持把西伯利亚的天然气输送到中国北部的管道铺设或者在金融上支持进口核反应堆的部件，都是对减排有好处的。谢林（Schelling，1992）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任务艰巨，对其减排融资计划应该原则上不同于直接的经济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援助应该直指全球共同目标，即只有一个标准：减少碳排放。接受碳排放援助的国家不能相互竞争，所有国家都同样从碳减排中获益。对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援助、资本援助以及投资型技术援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成本差别，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援助的一个有效方案是为发展中国家技术改进和技术转移提供融资、促进能源技术开发和推广适合它们的新能源技术，最终这些国家的成功减排需要使用更好的烹饪技术和取暖燃料。

（3）减排着眼长期而不是短期。控制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问题，就像20世纪控制核武器，各国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形成一个概念，因此不要指望短期会有成效，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为解决温室问题达成一致也是可以接受的。谢林（Schelling，2002b）认为，《京都议定书》着眼于短期减排目标是不合适的。它推测发达国家会很快推进减排是错误的，气候大会的定位是面向长期。任何合理的配额框架的有效期至少有一个世纪，几十年就太短了。主要原因是：移除二氧化碳的科技可能并不是很发达；设备在报废替换之前还要继续使用；国家越来越富裕，更有能力承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而《京都议定书》着眼于短期目标，对减排的技术开发和政策行动做出了较少的建议，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此外，即使是短期减排项目也是有益的，如果政府不仅仅提出减排目标而且还采取行动的话，人们会认真对待减排工作。

（4）加强减少碳排放的研究。尽管减排工作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但是加强对减排措施的技术研究和政府资助是必需的。谢林（Schelling，2007a）认为，要加强对气候变化现象和成因分析，可以通过卫星观测冰川、森林、海面、大气、空间温度，研究气候变化对生态的影响。政府要激励研发活动，寻找矿物燃料替代品。由于碳排放的研发活动没有较好的市场激励，政府应该利用价格体系通过合理的税收、津贴、配额诱导私营部门、消费者和企业参与减排技术开发。政府要给研发拨款并进行引导，使减排技术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谢林（Schelling，2006）认为，要研究海洋、空间平流层降低温室效应的可能性。比如，人们知道搜集发电站的二氧化碳存入地下洞穴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是储存、运输、注入封装技术尚不成熟，需要政府介入。海洋、森林、平原、冰雪、空间微粒反射太阳光，抵消温室气体倍增需要反射1.5%～2%的阳光，海洋是个巨大的冷库，但我们对这些知之甚少。此外，火山喷发形成大量的硫可以降低地球温度，但是每年进入平流层的硫很少。我们可以研究到底是何种物质、通过何种方法能达到什么海拔高度、哪个经纬度最有效，这些都不是私营部门能够承担的。

（5）加强全面综合治理。碳排放减少是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使用各种手段。谢林（Schelling，2002a）强调了植树或者造林对碳排放减少的影响。一方面，树木可以储存碳素，重新造林。更重要的是要保护现有的森林，减少砍伐，因为森林土壤所含有的碳素远比树木含有的碳素要多，一旦树木被移开，碳素就会被氧化。此外，要注意限制煤炭的碳排放。天然气、石油、煤炭三者相比较，同样单位的煤炭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最多。天然气，石油和煤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比率为60:80:100。降低碳排放的政策需要寻求天然气或者石油来代替煤炭。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不足，煤炭可能将来成为重要的替代能源，煤炭作为一个污染源几乎被完全当成一个国际性大问题。当然，也可以采用征收碳排放税的方法，让价值最高的能源得到充分利用，但是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无法接受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贡献

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代表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Ostrom, 1990）中探讨了“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模型的局限，认为过去公共选择理论的措施不是政府监管就是市场交易。她从小规模公共资源问题入手，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新模式，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增进人类集体福利提供了解决方案。奥斯特罗姆也将其思想应用于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分析之中。

（一）应对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逻辑与修正

一些经济学家使用公共品供给理论来说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面临着困难，认为公共品治理会遇到“公地悲剧”问题，个人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陷入“囚徒困境”。奥斯特罗姆（Ost rom，2014）则认为，过去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是一种单中心治理模式，因为搭便车问题，简单地建议由政府主导去解决全球性问题有其固有弱点。既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一个全球集体行动的问题，期待在全球谈判中得到一个全球性解决方案这一想法也存在问题。其主要原因包括：（1）依靠政府主导解决全球性问题是一种单中心治理措施，国家之间、公民与公司之间缺乏充分的信任，减排过程缺乏透明性，使得集体行动因为“搭便车”问题无法实现。因此，联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或FCCC）等国际治理框架并没有效果，几十年来，并未在国际层面达成高效、公平的协议，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制性亦并未得到增强。（2）气候变化影响是全球性的，但是导致气候变化却是由个人、家庭、公司等较小的行为个体所造成的。治理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问题，如果个人、家庭、公司、社区不改变能源使用习惯、减少能源消费、提倡绿色低碳环保生活，避免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公害问题因为搭便车问题无法实现。(3)全球性减排这一集体行为需要对理论基础进行深思。比如，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是分析减少大规模气候变化威胁的最佳理论吗？如果集体行动的逻辑不能适用于全球减排，那么有哪些关键假设需要改变，是否在低于全球层面的范围内采取行动会有更佳的效果？如果大规模的政府行动不能够促进全球减排，个人、社区、组织和区域合作等低于全球层面的多中心治理措施是否会更有利于全球减排？

奥斯特罗姆（Ostrom，2014）认为需要更新集体行动理论来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考虑到人类行为理论来进行修正。根据奥斯特罗姆等(Crawford & Ostrom, 2005)的人类行为理论，个体没有掌握完整信息条件下谋求自身利益是合理的，如何促进个体更好合作需要扩大参与者之间的信任程度、增加周围组织对个体反馈的准确性与快速性、增加集体行为的透明度等。那么，根据最新集体行动理论，如何才能保证全球减排不会因为搭便车问题陷入囚徒困境呢？奥斯特罗姆（Ostrom，2014）认为：（1）是否存在比个人和公司更小规模的能源利用个体，即存在着多个更低层面的合作主体或者多中心治理的可能性？（2）多中心个体是否具有集体协作的人类行为基础，满足集体行为中社会合作的基本条件。事实上，温室气体的排放是由多个层面上的无数不同行为所导致的。例如家庭成员决定利用何种交通工具去完成何种任务，买什么车；公司采用何种投资活动会降低能源消耗。她进一步地指出，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如果地方以家庭或者同一社区居民为单位展开讨论，个人和家庭行为许多尚未被意识到的能源成本信息会得到交流或补充，这会导致个人偏好变化。人们会购买更好的隔热材料，更节能高效的电炉或者其他电器，方便时考虑拼车出行，以节约能源，降低家庭开支。拥有能源网的小区会鼓励业主购买太阳能设施，当家庭不需要使用时，则可以补充小区的能源。投资废物再利用设施既会让地区受益，也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些措施潜在地降低了能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

（二）全球减排的多中心治理框架

奥斯特罗姆（Ostrom，2014）提出了一种多中心的替代方法，让各区域和国家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多层面的有效监控。努力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集体行动问题，最好是设置多重尺度、多个层次来解决，识别在多个层面建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在可能性。她认为，一些减排措施已在低于全球层面上稳步展开，多中心治理实践不断推进。主要包括：

1.一些排放量较大城市正在努力实践。美国一些州政府改造房屋、增加隔热材料、采用太阳能光电以及更节能高效的加热系统。加利福尼亚州是全球12大温室气体排放地，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排放量，也是推进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地区之一。2006年，加利福尼亚立法机构通过了全球变暖解决法案，通过强制石油与天然气精炼厂、公共事业机构等达到2020年前减排25%的目标。加利福尼亚空气资源委员会负责开发以市场为导向的限额交易计划来达成减排目标。其他城市也推出了各种“绿色”举措，比如多伦多市建立了“环境窗口”。2008年，多伦多每个城市拨款70万美元来更新能源设施，平均每个项目投资10万美元，包括为每个建筑物修建一个屋顶花园、安置太阳能光伏板、太阳能热水系统。2009年，多伦多市加大对“多伦多绿色生活”计划的投资，其额度增加至220万美元。从长远来看，这些措施不仅有效地节约了能源的消耗，也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2.减排的区域合作正在推进。一些大城市市长聚集在一起讨论地区减排措施，世界上许多城市正在创造替代性能源或者减少汽车使用。其中，2005年10月，18个大城市代表在伦敦考察了多个层级的减排措施，这将导致城市政策产生局部变化，包括采购政策、改变气候变化科技投资等。2008年10月，经过克林顿政府倡议，美国决定建立C40城市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共同承诺将减少排放甚至达到《京都议定书》标准。此外，美国各州联合制定共同政策推动减排。美国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地区10个国家提出了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计划在2018年前将来自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10%。RGGI是美国第一个市场主导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拍卖活动，其拍卖对象为排放许可权。此外，它们还投资鼓励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增加每个州的与环保相关的工作岗位。

3.欧盟在区域范围内也在推进合作。为了达成2012年前二氧化碳减排8%的《京都议定书》标准，欧盟建立了碳排放交易机制（EU-ETS），该方案囊括了10000个大型工业工厂，包括发电、钢铁、玻璃、砖、陶瓷等行业。这些设施运营商们获得排放许可权，期限为1年。如果补贴没有使用完，未使用部分可以出售。2006年欧洲环境局（EEA）公布官方数据表明，签署《京都议定书》的欧盟成员国2005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经与1990年相比降低了2%的目标，而201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2004年进一步降低。

（三）多中心治理方法全球减排的意义

奥斯特罗姆（Ostrom，2014）认为，短期内在全球层面来推动减排并不明智，全球集体行动实现减排并不现实。许多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项目呈现出缺乏效率、成本太高等特征，获得报酬的参与者对解决气候问题缺乏真正兴趣，它们往往只是寻找机会获得资金，试图用最低标准来达成项目当初的预设目标。更大的分歧是，如何在“限额与交易”方式与征收碳排放税两者之间达成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进一步的分歧在于如何分配大规模政策资金。仅仅关注全球级别的努力对气候变化问题并无益处，主要原因包括：（1）气候变化原因复杂；（2）有关气候变化原因和效果的知识更新快；（3）比较单一的排放政策可能使机会主义者有机可乘；（4）资金监控、评价成本与收益计算复杂；（5）任何级别所采取的政策均可能有误，但不经过试验和失败，不可能有真正的收获。

鉴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奥斯特罗姆（Ostrom，2014）认为，没有“最优”的解决方案可以使得大气中温室气体水平大幅下降，而多中心方法治理全球减排具有重要的意义。多中心方法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允许公民形成小规模的集体消费单位，鼓励面对面的讨论并达成共识，这样会更有效地提供城市物资和公共服务。尤其是，在中小型治理单位，通过各个级别的信息网络和监控，可以给出一个这样的承诺——人人都相信他人也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实现减排的实际行动。她还进一步指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非仅能在全球级别上获益，其他多种级别上也能获得各种效益。比如家庭成员骑车而不是开车去上班，这有助于他们保持身体健康。房屋进行节能增效改建之后，可以削减煤气费和电费，节约下来的开支可用来重新装修房屋。安装太阳能电池板，这对家庭和私人公司都有利，而其费用可以分期来支付。

奥斯特罗姆（Ostrom，2014）也提出了实施多中心治理框架所需要注意的事项：（1）信任和互惠是多中心方法的核心，要促进地区居民和公司信任地球另一侧的居民和公司也在采取类似的减排努力。不要让部分参与者担心自己会变成“冤大头”，要实施监控，识破那些声称致力于减排，却毫无实际行动的谎言和欺骗行为。（2）要有多种监控策略。比如绝大多数长期有效的资源使用制度都会选择自己的监控者，用户轮流担任监控职位，每个人都有监控义务。比如国际林业资源机构（IFRI）对分布在12个国家178个林业资源用户小组进行调查发现，在加强森林监管上，地区性小组定期监控更为重要。美国部分公共事业部门正试图通过发展地方监控系统来降低能源消耗，将监控结果体现在客户账单上，让客户节约能源。

奥斯特罗姆（Ostrom，2014）总结道，建立一个有效的、可行的和公平的系统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快速地在全球级别上启动，这种可能性极低。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一味等待全球级别的解决方案，而不去进行多个级别的尝试，那就意味着放任温室气体排放大量增加。

三、其他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贡献

除托马斯·谢林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外，肯尼斯·阿罗、乔治·阿克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从减排的成本与收益、全球减排的道德义务、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积极减排的措施等方面对气候变化经济学进行了探讨。

肯尼斯·阿罗

（一）肯尼斯·阿罗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阿罗（Arrow，2007）指出，气候变化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子孙后代，其准确的成本和收益很难核算。他强调，全球气候变化不同于其他环境问题，是一种“全球公共损失”，这种公共品治理比较麻烦。主要原因包括：（1）二氧化碳和其他痕量气体的排放一旦出现，它们在空气中停留时间特别长、影响持久，而水污染、酸雨、二氧化硫排放等常规的环境损害只需要清除源头就可以在短时间得到治理；（2）气候变化引起的外部性最强，温室气体产生的外部性是全球性的，影响远比水污染、酸雨、风沙危害范围更大。他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是一种特殊的公共品，不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而是公共损失（public bad）。

阿罗（Arrow，2007）认为，经济分析可以帮助鉴别出最合适的减排政策，最常用的就是减排的收益和成本分析。收益和成本分析有两个方面必须注意：（1）要充分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后果。气候变化很多情况下造成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等有害后果，但是全球变暖的潜在损失是不确定的。经济学分析往往假设人们厌恶风险、不喜欢不确定性，因此对气候变化成本的分析需要估计损失发生概率和损失大小，计算平均损失。（2）如何对未来的损失进行贴现，多大的贴现率合适？一般使用简单的贴现公式：δ=ρ+gη，其中ρ是时间偏好率，g是预计社会平均消费增长率，η是消费权重变化的弹性，即随着消费增加带来的社会价值会越来越低。大部分研究认为η的取值范围在2～3之间。经济学家对社会时间偏好率有较大争议。

2006年秋天，英国政府发表了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报告，该报告由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主笔，因而简称为《斯特恩报告》。报告号召全球应该以今日相对较小的治理成本来抑制气候变化，以避免未来可能蒙受气候变暖的巨大损失。报告采用了0时间偏好率假定，对不同温室气体排放量（或者不同的减排方案）情境下的气候变化损害进行了模拟。一种模拟情景显示：在“高气候”（high climate）情景下，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到2200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下降13.8%。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损失3%的概率是0.03%，而损失34%的概率为0.95%，平均损失大约是20%。如果年均增长速度是1.3%，那么意味着到2200年年均增长速度会下降到1.2%。换句话说，稳定气候变化的收益为从现在起到2200年年均增长速度从1.2%上升到1.3%。阿罗（Arrow，2007）针对《斯特恩报告》的成本和收益也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认为，如果二氧化碳进一步累积，气候变化的成本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设定η=2，社会时间偏好率等于8.5%，计算收益的现值和成本的现值，可以看到减缓气候变化的收益是大于成本的。阿罗据此认为，《斯特恩报告》通过了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收益检验。

乔治·阿克洛夫

（二）乔治·阿克洛夫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阿克洛夫（Akerlof，2006）认为，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确实需要认真研究，因为要弄清全球变暖的程度和未来发展趋势。气候变化的治理不同于刑法判决，刑法判决要求把事实搞清楚了然后才能定罪。但是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使得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很难加以分析，从而很难采取的积极行动，这对于气候变化是危险的。因为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一旦发生，就会不可估量而且不可逆转，如果做出了低估损失的决策可能带来的损失会很严重。

经济学其实对于减排给出了非常好的方法，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向碳排放征税。首先，价格和税收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如果排放必须支付相应的成本，排放企业和个人就会理性使用排放数量，从而获得最优的排放量，避免排放权利的争夺。其次，税收会激励人们使用能源的方式，会使得人们采用核能和无碳能源取代石油，消费者会转向更省油的交通工具，这会激励其他技能技术的发展。最后，政府会对新的能源技术提供支持，开展能源新技术的推广使用。但是，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可以明白的道理，在实践中并不能快速推动。阿克洛夫及其时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夫人耶伦曾代表克林顿总统游说国会支持《京都议定书》，但是国会议员认为减排的成本相对于收益来说太大从而没有获得通过。

针对目前二氧化碳排放税和全球减排的政策并没有起到作用，阿克洛夫（Aker lof， 2006）认为，简单使用成本和收益权衡的观点来实行减排可能是有问题的。现存减排机制过于看重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但是全球减排并不纯粹是经济问题，更是道德问题。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对后代造成巨大危害。无论对于国家、企业、个人来说，如果排放量超出了应有份额，就是类似于小偷“偷偷溜进邻居的房子又偷吃了他们的晚餐”的不道德行为，应该为此感到羞耻。他进一步指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可以通过承担减排任务而成为二氧化碳减排的道德楷模。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气候变化对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影响不一样，全球减排必须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义务有较好的界定。目前全球减排方案并没有较好的措施能够激励所有国家实现减排，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不足。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7）指出，推动全球减排的《京都议定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最大排放者美国拒绝加入；二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规定强制性排放要求。鉴于没有很好的政策机制保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减排的行动中来，斯蒂格利茨为此提出了减缓全球变暖的新议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促进美国减排。布什总统拒绝承认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美国政客也极力反对减排，认为减排会危害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7)认为，美国能源挥霍的生活方式甚至比任何一场战争对全球造成的损害更大，美国GDP能源消耗量是日本的2倍。事实上，美国有节约能源使用的巨大空间，这不仅对环境有利而且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节约能源的主张可能不利于能源生产商、石油厂商等。那么，如何强制美国必须遵守减排协议呢？他认为，如果美国不进行减排，他国可以禁止进口采用能源密集型技术生产的美国产品，或者向这些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日本、欧洲和其他《京都议定书》签署国应该立即启动世贸组织诉讼程序起诉美国不公平的补贴政策。世贸组织规则不允许政府对企业补贴，补贴意味着生产企业不用支付全部的生产成本，不支付环境损害成本也是一种变相补贴。如果企业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生产产品给全球环境造成了损害，企业不缴纳环境税就是变相得到政府补贴。美国企业因为廉价能源享有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由来已久，但整个世界因为全球变暖付出代价。虽然美国石油厂商可能恼羞成怒，认为这是启动了全球贸易战，但是美国高能源消耗给全球带来了巨大损害。

2.促进发展中国家减排。怎么促使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呢？《京都议定书》以各国1990年的排放量为基础来分配排放配额，引起了发展中国家普遍不满。为什么发达国家仅仅因为过去排放较多现在就可以排放更多，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和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一样多？发展中国家因为贫困和发展问题应该给予更多的排放权才合适，因此它们拒绝加入。发展中国家拒绝加入，使得美国认为加入《京都议定书》会吃亏，全球减排协议陷入僵局。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7)认为，解决这个僵局的办法是向全球征收统一的排放税。根据经济学原理，个人和企业都应该支付其环境成本，减排可使得整个经济效率提高。企业必须支付生产的全部边际成本，包括环境成本。全球所有国家必须统一环境税的大小，税收是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确定的统一税率。根据技术进步和全球变暖的状况，可以随时调整税率。征税所得归每个国家所有，这样对于减排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可以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意义是，向排放企业征收环境税是一种矫正税（corrective taxes），这意味着可以用向坏事（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征收的税收超过了对好事（劳动和储蓄收税）征收的税收，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税收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可以回避排放权分配争议，正是排放权的争议使得目前的减排协议持续不下去。通过使用税收的方式，每个人必须为排放支付其社会成本，降低排放的外部性。斯蒂格利茨强调，减排不能寄希望于顺其自然，或者依靠美国的善意，因为美国政治体制漏洞百出，而且美国石油生产商反对减排。减排并不是没有工具，而是需要政治上下定决心。

四、简评

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了重大挑战，也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治理气候变化、在国家间促成合作成为当今全球热点领域，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开始受到公众和政府重视。谢林较早地对气候变化及其经济影响、可能治理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或者全球治理框架进行了深刻研究，为后来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分析开辟了道路。奥斯特罗姆从公共政策选择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出发，对气候变化这种全球公共品治理提出了理论修正，使得全球治理气候变化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使个人、家庭、企业和社区积极行动起来，这对全球治理模式的选择是有益借鉴。阿克洛夫、阿罗、斯蒂格利茨强调了气候变化的潜在危害远大于实际预测结果，并且全球减排还涉及各国道德义务、代际选择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划分的诸多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完）

文章来源：《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12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郑鑫鑫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