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至17世纪的明清朝代更替之际，中国社会处于动荡、大变革之中。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中国的四大发明一直是中国的骄傲。但是走到明清时期的中国，已经在走向了下坡路。与此同时，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近代自然科学技术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方面迅速发展。而在当时的中国，宋明理学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学风空疏，中国人却还沉浸在“天朝梦国”中独尊自大。

“但自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明朝，政治渐趋黑暗，阶级矛盾加剧，战争频仍，加上清朝的统一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直到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才进入恢复时期。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致使中国仍然处于缓慢发展的封建社会生产状态, 科学技术因此远远落后于西方, 社会制度也不如西方先进。”

由于中国的落伍，明末掀起了“西学东渐”，一些开明君主和爱国上层士大夫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借此富国强兵。明末的中国社会给耶稣会提供了来华传教的有利契机。

二、利玛窦在华传教的策略

最先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是圣方济名•沙勿略。但是他未能进入中国大陆，终死于广东上川岛。真正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奠定基础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从利玛窦开始，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不断东来，在中国逐渐出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高潮。利玛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顺利传教，是因为他对中国情况有充分把握，并且“入乡随俗”，采取了“中国文化适应政策”，从各方面取得信任，减少传教的阻力。

1. 走“亲近路线”，顺应中国风俗习惯

利玛窦

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教，面对的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渊博的思想传统的东方大国，毕竟与非洲、美洲有相当大的区别。要向在中国顺利传教，就必须了解清中国情况，以减少中国人对传教士和基督教的排斥心理。利玛窦神父是勇敢的尝试者和改革者，他首先采取的是适应中国风俗的作法。

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首先的障碍就是语言不通。语言在沟通、理解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此，利玛窦一到中国，便刻苦学习汉语，迈开传教过程中沟通的第一步。“1582年，利玛窦在澳门学习‘圣万迪诺新信徒学校’学习中文。1583年，来到肇庆后，利玛窦缄口不谈宗教，而是更加刻苦等学习汉语。”除了谨慎踏实地学习语言外，他们还适应了中国当地的风俗习惯，公开穿戴儒生们的服装，按照中国当时文人的典型装扮来打扮自己。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凡事讲礼节。要想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任，他们也注意起中国礼节，并在潜移默化中融化在自己的行为当中。

利玛窦“能谦虚谨慎地学汉语，恭敬地穿儒服，努力地接受和适应中国文化，结交中国朋友，首先使自己中国化。这样，利玛窦在中国的言行举止就成了后来之耶稣会士们仿效的榜样。”

2．走“思想路线”，调和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仅在外在上适应中国风俗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耶稣会士来讲，下一步的任务便是如何也让天主教教义为中国人接受。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一直以来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在中国人脑海中和行为中根深蒂固。利玛窦第二步即“引经据典地将天主教的宗教教义与儒家理论进行比附、调和，试图说明二者之间本是同宗同祖、根源相通的。”

利玛窦研读儒家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伦理观，“首先把基督教说成是一种近似儒教的伦理和政治教理，与人类的理智相吻合。”利玛窦以基督教的观点来解释儒学，将基督教的上帝类比于儒学的天、天命，使基督教本土化，便于中国人接受。

以利玛窦为例，其他传教士也存在这种现象。“在16世纪初叶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曾认为，在送子娘娘观音的身上发现了与怀抱圣婴的圣母马利亚的之相似性。”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也找到了这种相似。在沿海地区，它与对女神妈祖的信仰结合在一起，又被称为“天妃”、“天后”。

耶稣会士采取这种相对宽容且明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迎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这不失为一种较为大胆成功的尝试，也为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顺利传教的前提。

3．走“上层路线”，侧重结实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逐渐了解了中国国情，决定要走上层路线，结交中国皇帝、士大夫和社会名流等社会上层人士。

其一，在地大物博、唯我独尊的中国，为了获得在中国传教的合法地位，必须取得中国朝廷和士大夫的信任。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更有利于减少在华传教的阻力和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每至一地，利玛窦都要拜访和结识当地官员和名流。利玛窦与当时一些出名的上层人士交往甚密，在传播中西文化时也成功地将他们归化为天主教的信徒。“明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直接受利玛窦的宣教和学术上的诱导，先后受礼。”

其二，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热衷于“上层路线”，也是由他们的社会出身所决定的。据耿昇先生统计分析，“16-18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中上层社会出身的人。”由社会出身出发，走“上层路线”，在中国采取“文化适应政策”，也相对合理的。

4．走“科学路线”，宣扬西方先进科学知识

16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鄙视番夷专制国家，西方外来的意识形态要进来实属不易。利玛窦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不可能直截了当的改变这个国家的信仰，中国人是如此的深信他们比蛮夷优越，以至首先应当使他们改变轻视欧洲人的态度。”因此，为了改变中国人的态度，利玛窦首先用西方先进科学成就来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关注和崇敬，以便于进一步的传教活动。

上流社会对他们介绍进中国的欧洲奇物比如三菱镜、地球仪、世界地图、钟表等颇感兴趣，逐渐从形式上到文化认同上接纳了这些传教士。从器物的传进到译著的传播，早期耶稣会士以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手段，达到了推行天主教的目的。这逐渐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的传教策略。

三、初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评价

对于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教，学术界各方的褒贬各异。2007年是基督新教入华200周年，林中泽教授就基督教入华二百年的总体评价作了一个整体宏观的概括。“就国内的情况而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是贬多于褒，整个八十年代是褒贬并行，而从九十年代开始则是褒多于贬。”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褒的一方还是贬的一方，皆难以做到较为全面地评价来华传教士，毕竟耶稣会传教士功过兼具。本文只论述初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笔者愚见耶稣会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有得有失，有功也有过，但是他们值得肯定的地方还是需要我们肯定的。

首先是褒扬。其一，不可否认的是耶稣会士向中国输入了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体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与更新的作用。另外，“西学东渐”至少开拓了国人的眼光，使他们从“天朝上国”的盲尊自大开始感受到了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中国人对西方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学会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即使这些变化在上层人物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没能够引起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动。但是这一步的关键，应该值得肯定。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长期生活在中国，并与进步人士有密切交流，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其二，耶稣会士也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到西方去，甚至掀起了一场“中国热”的风潮。且不论其目的，这些举动本身也引起了中西文化的碰撞，这是值得褒扬的一点。

其次是贬斥。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是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联系在一起。的确，从传教士来华背景来看，为了争夺更多的海外殖民地和开辟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欧洲殖民列强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列入殖民扩张的计划。这是传教士令人诟病的一点。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将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与19世纪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区别开来。本文所讨论的初期入华的传教士也不乏带有殖民色彩，但是利玛窦时代的传教士们，大都跟寻着利玛窦走“中国文化适应政策”。他们淡化传教目的，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互融，甚至可以说，有些人被中国文化所同化。

对于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活动的评价无论是贬是褒，笔者认为该褒之处则褒，该贬之处则贬，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至少有一点，即应该肯定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这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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