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上诉案，上海某大学的两名同学因篮球比赛一方受伤而诉至法庭。上海一中院二审认定该情形应适用我国《民法典》确立的自甘风险规则，并据此改判其他参赛者不构成侵权，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责任。

一场学校篮球赛引发的官司

沈某和严某是上海某大学的两名学生， 2019 年 10 月 11 日，他们一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篮球比赛，两人分属两队，沈某为进攻方，严某为防守方。比赛进行到关键时刻，沈某纵身起跳上篮，严某亦立马起跳进行防守，未曾想两人在空中发生了碰撞。只听“砰”的一声，沈某摔倒在地，受伤没能爬起来，而严某也被判犯规。事故发生后，沈某被立即送往医院，经诊断为左肩外伤。

沈某出院后，想到严某始终没把医药费赔给自己，便找到律师，决定起诉严某索赔医药费 54000 余元和律师费 5000 元。

2020 年 8 月 14 日，一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沈某的伤势进行鉴定，鉴定报告显示：沈某未达伤残等级。沈某为此又支付一笔鉴定费 1950 元。

一审法院认为，沈某系在进攻过程中因严某防守致双方发生碰撞而受伤。根据证据显示，严某的防守行为属犯规行为，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然篮球运动系高对抗性、高风险的体育竞技运动，当事人自愿参加对抗较为激烈的体育运动应当视为其自甘风险。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明知篮球运动可能存在受伤的风险，仍参加运动，应当对风险本身可能带来的伤害结果承担一定的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严某对沈某的损伤承担 50% 的赔偿责任，计 27000 余元，同时亦需承担沈某支出的律师费 4000 元。

严某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裁判”出庭还原现场法官赴篮协了解规则

二审期间，沈某申请两位证人出庭作证，分别是比赛那天的当值主裁李某（业余裁判员，不持有裁判员证书）和负责比赛事务性工作的老师邱某。李某表示，其吹罚的是违体犯规，罚则是两罚一掷。而负责制作本次篮球赛《情况说明》的邱某，则自认由于其未准确了解和区分技术犯规和违体犯规的定义，导致在第一份《情况说明》中将严某的犯规种类误写为技术犯规。后经了解当时情况，其在第二份《情况说明》中将严某的犯规种类改正为违体犯规。

为了更好地了解裁判规则，上海一中院与上海篮协取得联系，立案庭副庭长兼本案审判长方方及合议庭成员前往上海篮协，就本案中所涉判罚情况进行咨询。

二审：改判伤者自甘风险

严某上诉表示，沈某系自愿参加具有相当风险的篮球比赛，并在参加涉案篮球比赛时摔倒受伤，自己不存在用膝盖顶撞沈某的恶意犯规行为。

上海一中院认为，首先，严某的防守行为构成违体犯规。根据《篮球规则》第 36.2.1 条之规定可知，技术犯规是没有身体接触的犯规。而从本案来看，沈某在摔倒受伤前，其与严某有身体接触，且严某的防守行为与《篮球规则》第 36.2.1 条所列举的技术犯规的行为种类并不相同。同时，《篮球规则》第 36.3.2 规定了技术犯规的罚则，但从现有证据来看，当值主裁吹罚严某犯规时的罚则是两罚一掷，显然与技术犯规的罚则不同，而与《篮球规则》第 37.2.2 条规定的违体犯规罚则相同。因此，严某的行为并不构成技术犯规。该大学在出具的第二份《情况说明》中将严某的犯规种类由技术犯规改正为违体犯规，确有依据。

其次，严某在主观上仅有一般过失。本案中，沈某在涉案篮球比赛中因对方参赛者严某的防守行为受到人身损害，尽管严某的防守行为构成违体犯规，但这并不必然能够使沈某有权请求严某承担侵权责任。严某在主观上仅有一般过失而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据此，沈某尽管在涉案篮球比赛中因严某的防守行为而摔倒受伤，但根据《民法典》第 1176 条第一款规定，严某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二审基于此作出上述改判。

摘自： 2021-6-23   《上海法治报》

作者：夏天 王长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