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狮造型在波斯工艺美术中极具代表性。古埃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是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翼狮”原型。而早在公元前26世纪，两河流域就出土过翼狮造型的装饰品（图1）。到了阿克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ae，公元前550年至前330年）时期，波斯翼狮的造型特征更趋稳定。大流士一世（Darius I the Great，公元前558年至前486年）时期苏萨王宫墙壁上的浮雕翼狮为狮头羊角，前足为狮足、后足为鹰爪，臀部有双弧纹，双翼生在肩部，可以说是波斯翼狮造型艺术中各个细节最为完整的代表（图2）。

图2 公元前5世纪 波斯阿克美尼德王朝时期苏萨宫墙上的浮雕翼狮

法国卢浮宫藏

而波斯日用工艺品上的翼狮形象因功能需求而使翼狮形象与器物的实用功能部分结合，其翼狮造型的肢体和装饰细节不像苏萨宫墙的浮雕翼狮那样完整，但总体上仍稳定地呈现出鹰、羊、狮子三种动物的代表性特征。如翼狮形角杯，这种波斯工艺美术中的典型器物，大多以金、银等贵金属制成，在阿克美尼德王朝时期极为盛行，它不仅作为饮用酒或其他饮料的实用容器，同时也是权势和富贵的象征物。其基本造型结构都是前部为狮头或羊角鹰头，后半部分为高筒形的杯子，双翼依器物造型从肩部生出，延伸至整个腹部（图3、图4、图5）。

图3 公元前5世纪 波斯翼狮形黄金角杯

图4 公元前5世纪 波斯翼狮形银质角杯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图5 公元前5世纪 波斯翼狮形镀金银手镯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波斯翼狮形日用工艺品的头部造型似乎遵循着一种规律：狮头可以在器物中独立出现，但是鹰头必须伴随羊角（图6）。这个造型规律对于魏晋青瓷的动物形器影响颇深。青瓷狮形烛台与青瓷虎子都是狮头造型的翼狮形象，饱满而圆润的臀部仍然传承了苏萨宫墙上翼狮臀部的双弧纹，但翅膀已经平移至腹部正中，与肩部的联系消失了。

图6 西晋 青瓷狮形烛台

英国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藏

| 辟邪神兽 |

魏晋南北朝青瓷的主要产区为中国江南地区，汉族文化对于“鹰”这种动物并不像草原文明那样有着太多的感情。所以，波斯翼狮的狮头造型以及腹部的鹰翅因为与中国辟邪的造型特征的一致性而得到了保留，而波斯翼狮中鹰头与羊角结合的头部类型，则被直接以山羊的形式所取代。因此我们看到的一些青瓷羊形烛台，羊的嘴部造型仍然处理得像波斯鹰头羊角形器中的鹰喙，并通过山羊下巴的胡子来延伸这种弧线造型（图7、图8）。

图7 西晋 青瓷羊形烛台

安徽宣城博物馆藏

图8 东晋 青瓷羊形烛台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辟邪形象在魏晋时期的流行杂糅了汉代以来的神仙信仰与佛教中狮子的威力，体现了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祈求吉祥、避除邪恶的心态，体现着当时的社会风尚，既是对汉代装饰主题的承袭，也是对波斯翼狮形象的本土化处理。

早在汉代，就出现过大量的带翼神兽，如汉镜上、汉画像石上常见的羽人及汉代的石辟邪等。自三国时期开始，很多青瓷狮形、羊形器和青瓷虎子的两腹侧就饰有羽翼纹，羽翼纹的刻划方法开始较简单，为三道向上飞扬的直线纹，后渐渐发展成为在用细线划成的羽翼形状内再戳几排竖点，形成翅膀。而且，越是精美的器型中，羽翼纹越明显地保留下来。反之，造型简单、细节模糊、材质粗陋的青瓷器中，尤其是仅保留基本实用功能的青瓷虎子中，会仅保留狮头和羽翼的装饰形式（图9、图10）。而到了东晋之后，青瓷动物形器上的羽翼纹逐渐消失。

图9 西晋 青瓷虎子

湖北省博物馆藏

图10 西晋 青瓷虎子

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

魏晋青瓷上的辟邪造型特征在东晋之后逐渐消失，但是，辟邪这种神兽的形象在随后的南朝石刻艺术中得到了更加完美的发展。目前可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江苏丹阳南朝陵墓石刻中“辟邪”或称“天禄”的神兽形象（图11），兼具前代的古朴雄奇和南朝石刻精雕细琢的特征。在南朝之后的墓葬制度中，辟邪的形象逐渐被形制更为庞大、类型更加繁多的镇墓兽、神道雕像所取代，辟邪的艺术造型又回归到小型工艺美术品中，在今天最常见的就是人们手里把玩玉雕小件。

图11 江苏丹阳南朝梁文帝萧顺建陵石辟邪

2019年第11期《中国收藏》杂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