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武定五年（547年），抚军司马杨衒之出公差路过洛阳城，这是他时隔十几年重回故地。北魏时期，洛阳城曾经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城市，杨衒之当时在这里做官，经历过这里的繁华盛世，他虽然官职不高，但也见过皇上，参与过一些重要事件。534年孝静帝迁都邺城，东、西魏分立，洛阳城废，杨衒之跟着去了东魏。

昔日繁华的城市成了一片废墟，杨衒之描述眼前景象：所见城郭摧毁，宫殿倾覆，寺观被烧成灰烬，庙塔被毁为废墟。墙头上被杂生的蒿艾野草覆盖，巷道里丛生着荆棘。野兽在荒废的阶石上打洞居住，山鸟在院子里的树上做巢。游走的儿童和放牧的人在大路上徘徊，农夫和耕种的老人在宫门前双阙的空地上种黍。旧京内外，曾经有1000多处寺庙，如今空空荡荡，已经听不到钟声。

杨衒之痛惜北魏洛阳城曾经的辉煌会因为无人记载而从历史上消失，开始着手撰写《洛阳伽蓝记》。他追忆北魏洛阳城的繁华，以介绍城内外诸多佛寺为主线，穿插记述了许多的政治事件、重要人物、风俗地理，和这座城市里出现过的佛教传奇故事。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耿朔每学年都会带着刚开始接触史料的大二学生细读《洛阳伽蓝记》，他认为杨衒之写这本书，是为了给后世留下一个历史教训：为什么那么繁盛的洛阳城会在短时间内轰然倒塌？《洛阳伽蓝记》全书分为五卷，每卷里寺庙独立为篇，第一篇便是永宁寺。耿朔说，杨衒之将永宁寺放在开篇，不仅因为其地位重要，还因为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永宁寺，重要历史人物都与永宁寺产生过关系，北魏后期的历史浓缩于永宁寺的历史之中。

永宁寺始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这座皇家寺院中有一座九层佛塔，规模之宏大为洛阳千寺之冠。杨衒之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塔高千余尺，距离京城100里开外都能远远看见，是当时洛阳城的制高点，且装饰有绣饰的柱子、金饰的门面，穷尽土木构造设计巧思，塔檐上缀饰金铎，多达5000余枚，每当长夜深深，高天风来，宝铎和鸣，铿锵的声音十多里外都能听到。

不过，这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佛塔只短暂地存在了18年，便被大火焚毁。杨衒之在书中记述了大火发生的过程：永熙三年（534年）二月，宝塔被火所烧，孝武帝登陵云台观火，派南阳王元宝炬、录尚书事长孙稚率领上千羽林军救火。所有人都感到悲伤，流着眼泪前往救火。火最初是黎明时分从第八层烧起，当时打雷下雨，夹着雪珠。百姓和僧人都来观火，悲声震动京城。当时有三个和尚，投身火内自焚而死。火整整烧了三个月不熄灭，有火顺着木柱焚烧直钻入地下，烧了一年还有烟气散出。

永宁寺和被焚毁的佛塔成了废墟。新土覆盖在塔基废墟上，形似土冢，渐渐成了洛阳古城里众多土冢中的一座，之后历朝历代都没有发现这里埋藏了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佛塔的遗址。清代洛阳县令龚松林编撰《洛阳县志》时，认为这里是汉质帝静陵，为此在土冢东侧立碑，至今仍在。

就这样，这片废墟历经千年，直到1963年才被重新发现。当时中科院考古所派队对汉魏故城进行发掘，他们先找城墙，再依次找门、道路、大型土冢。考古队对古城遗址里最大的一处土冢进行了勘探，发现是建筑遗迹，于是对照《洛阳伽蓝记》，测算距离，很快确定这里就是永宁寺塔遗址。考古学者们在1979年和2000年先后两次组织清理塔基，过程中，又发现了数千泥塑造像，堪称北魏艺术佳作。

洛阳博物馆馆长李文初告诉本刊，这次永宁寺特展的思路就是以废墟为入口。从历史的废墟到考古学者面对的废墟，通过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所呈现的双重“现场”，展览将脉络从永宁寺塔延伸到永宁寺再扩展到洛阳城，再现这段40多年短暂而绚烂的历史。

从现在的洛阳城区向东开车20公里驶入偃师县，先过东汉白马寺——这里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然后就到了汉魏洛阳故城遗址，旁边有战国时期的东周王陵金村大墓。再往东边，则是二里头遗址。这片区域在中国上古史时期非常重要，除了隋唐洛阳城，洛阳古城540多年首都历史，几乎全部浓缩在这一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队员莫阳对本刊说，汉魏故城遗址的遗迹现象非常复杂，多座都城在这个区域内重叠。在都城旧址上营建新城的传统，从很早就已经开始。按照目前考古发掘得出的结论，城始建于西周，到了战国晚期、秦汉时期，城墙向南北增扩。西汉刘邦本来想定都洛阳，但张良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于是去西安建了汉长安城。东汉刘秀回返洛阳建都，兴建了东汉洛阳城，当时他采用多宫制，在城内，皇家的宫殿和官署占据大部分区域。

西晋时期，曹丕称帝，重选洛阳为曹魏都城，但因为汉末时期被战乱破坏得厉害，旧宫殿都不能用了，于是在原址上重建，城市布局也从多宫制变为单一宫制。这一改变对后世影响巨大，直到明清，北京城布局也采用单一宫制，即在整座城市的中间偏北设置唯一的宫城。单一宫制的另一结果是产生了中轴线，曹魏时期的洛阳城里出现了中国都城史上第一条被考古实证的中轴线。我们从外郭城走到内城，再走到宫城正门阊阖门前的广场，脚踩在中轴线上，莫阳介绍说，孝文帝当年看到的汉魏故城遗址废墟，应该和我们眼前的样貌差不多。

作为北魏第七任皇帝，孝文帝当政后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并将国都从平城（今大同）迁至洛阳，这被视为华夏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事件。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的明确证据可知，从中轴线到内城，北魏宫城基本沿用曹魏时期的宫城，在原址上修补、建造。到了继任者宣武帝时，又修建了外郭城，共三重城圈，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这使得北魏洛阳城不仅是中古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此外，内城以外和郭城以内还建了里坊区，这种崭新的城市布局和管理方式后来被隋唐长安城继承下来。

迁都洛阳后，东西南北的文化在此汇聚和碰撞，也因此在政治和文化上迸发出热烈的新风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木塔——永宁寺塔诞生了。

宣武帝时期，北魏才开始大规模营建佛寺。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最盛时洛阳城内外有1000多座佛寺，城内公共活动都以这些佛寺为中心，整个洛阳城车水马龙。

在这1000多座佛寺中，永宁寺算比较晚才建立起来的，下令建造者是孝明帝的生母，历史上有名的胡太后。她主政后进行了一系列佛教建设，永宁寺便是其中之一。据传永宁寺和永宁寺塔原本没打算建得如此宏大华丽，但在挖地基的时候，挖出金佛像30尊，北魏拓跋贵族有通过佛像占卜的传统，胡太后认为是天兆，于是加倍投入资金、人力，短短一两年时间就建好了。作为洛阳城制高点，此塔也成了她权力的象征，自此她下令其他人不能再上塔。

永宁寺塔究竟多高？在已知北朝文献中，还有两处对永宁寺塔高度的记载，《魏书·释老志》写“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郦道元《水经注》说“浮图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丁垚说，按照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的描述，永宁寺九层宝塔为木材构造而成，达90丈之高，宝塔之上有金饰的塔刹，又高达10丈，两者加在一起，离地1000尺高。丁垚认为，如此细致的文字记载，不应该会有笔误，但如果记载属实，永宁寺塔的高度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一汉尺基本为23厘米，到了汉末、北魏时期，一尺应当更长，如果只按汉尺来换算，那千尺永宁寺塔就得有230米高，而作为中国现存最高木结构建筑的应县木塔，也只有67米高。

从考古资料一出，建筑史学者就开始对永宁寺建筑进行理论上的推测复原。按照考古学者清理出的信息，塔基上有5圈共124根木柱。以目前的推测，第4圈木柱以内是以夯土砌成的方形实心体，包裹着其中的木柱，用来作为佛塔的核心承重，而佛塔外围的第4圈和第5圈木柱则构成环塔回廊。由此夯土实心体就成了中心柱，围绕中心柱向内挖出一圈弧形壁龛，佛像造像就放在这些壁龛之中。

这是一种与应县木塔完全不同的结构。丁垚用客家土楼举例，夯土部分成了结构的主体，插入夯土的梁架等木构件只承担局部的荷载，而不像纯木结构的应县木塔，是依靠层层相间的柱子和斗拱支撑承重。屡屡见于文献的古代高台，其实都是巨大夯土结构的主体，才能获得惊人的体量和高度，在这一点上，永宁寺塔也有类似的表现，拥有夯土中心柱的设计，使得它有可能建得极高。

还有一些古建筑学者根据百米见方的塔基范围、39米见方的塔座，以及深至9米的夯土，按照古塔高度和地基阔比，推测永宁寺塔的实际高度可能达到140米，是应县木塔高度的两倍多。

除了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想象永宁寺塔的形制面貌以外，本次展览还展出了大量永宁寺出土的泥塑造像，观众可以通过这些实际文物感受北魏艺术所达到的高度。

李文初对本刊介绍，洛阳城出土的北魏文物并不算多，因为洛阳作为北魏首都只存在了40多年，时间太短了，并且大部分墓葬都被盗掘过。此外，很多生活在洛阳城的北魏贵族都死在了“河阴之变”里，之后被匆忙下葬，墓葬形制很简单，出土的精彩文物自然也就少了。永宁寺出土的泥塑造像是北魏文物中少见的精品。

考古学者在永宁寺塔基周围发掘出彩绘泥塑残块4000余件，这些是永宁寺遗物中最精彩的部分，有原永宁寺塔内各龛所供奉的主尊和胁侍，也有贴于壁面的僧俗影塑及各类装饰。与同时期龙门石窟的石刻造像不同，永宁寺出土的泥塑都采用了手工与模制相结合的手法雕塑而成，可以进行更精细的刻画。杨衒之描述永宁寺塔的装饰“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尽管并未对塑像具体着墨，但仍可从中窥见这座木塔装饰之华美绚烂。

展览中的上百件泥塑造像，其精致程度超乎想象。无论是佛菩萨、僧尼，还是世俗人物像，其面貌、发髻、服冕、鞋履都被刻画得细致逼真。为了呈现衣物的多层次，工匠用极薄的泥片，层层贴塑，有的泥片厚度仅0.05厘米。衣物上不仅褶皱写实，还有描线的花朵图案。仕女头上有着一根一根的纤细发丝，发髻上留有小孔，其他材质制作的簪花装饰可以插在小孔中。

精致是北魏洛阳风格造像的特点之一。汉代造像往往风格粗犷，到北魏平城时代，云冈造像多少还保留着古印度犍陀罗遗风。李文初推测，北魏迁都洛阳后，造像吸收了南朝发达的人物画绘画风格——孝文帝迁都洛阳原本就是为了对抗南朝，所以在艺术上也要做得比南朝更好，以表明自己更正统。在汉化改制和南朝士族文化的影响下，北魏洛阳造像大多面相清秀、体态瘦削修长，被形容为“秀骨清像”。

北魏永宁寺泥塑与北魏洛阳龙门石窟造像一起，形成了独特的风貌，辨识度极高，有别于平城，也有别于南朝，是多元风格的融合、中外文化交融的结果，成就了中古时期艺术变革的高峰，同时也奠定了隋唐盛世的艺术基础。

由于受到佛教影响，北魏造像在刻画上开始关注人。永宁寺泥塑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出土了大量的世俗人物造像，在南京和平城的同等级佛寺出土文物中都没有这样的现象。永宁寺出土的体量最小的塑像被称为“影塑像”，其中虽然也有神像、僧人像，但大部分是世俗人物，他们通常都是佛寺供养人，以组群形式出现，因为是纯手工制作，形态各不相同，有的影塑像甚至只以背部示人，成为复杂人物关系和构图中的一部分。

在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中有件泥塑佛面像就出土自永宁寺遗址。因为1000多年前那场大火，它在出土时已经是残碎状态，考古学者找到两块离得很远的碎片，将其拼接后，脸部勉强可见鼻子和嘴的下半部分。但在眼睛缺失无存的情况下，这尊佛面像仅凭借舒展光洁的面部、紧闭的双唇以及微微上翘的嘴角，仍能深刻地触动观众——从容自信的神态，悲悯含蓄的微笑，给人一种安宁祥和的感受。

研究者们指出，这尊佛面像的唇线清晰而饱含感情，很可能是一笔而成，下刀果断，没有犹豫，可见工匠技艺之高超。佛面像残高约25厘米，以此推测，佛像整个脸部长度在40～50厘米，如果佛像是站立身姿的话，那么整体高度应在3米左右，很可能是永宁寺最大的佛像，放于佛塔一层的佛龛内。按照学者们的推测，这尊面容随和坦然的佛像应该见证过几任北魏统治者命运多舛的故事，以及王朝晚期的衰落和灭亡。

528年的“河阴之变”是北魏洛阳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来自代北地区的尔朱荣借着“勤王”的机会，以军事实力坐大而入主中央权力。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诛杀胡太后一党后，尔朱荣并未就此罢手。这一年的四月，就在黄河南岸与洛阳城之间的河阴地区，他精心筹划了一场大屠杀，将受骗前来拜谒新帝的洛阳城王亲贵族、文武百官屠戮殆尽，史称“河阴之变”。这也是为何北魏洛阳城曾有上千寺庙的原因之一，大屠杀导致城中诸多贵族灭门，于是很多豪宅被捐出来，用作佛寺，是为“舍宅为寺”。

按照杨衒之的记载，“河阴之变”后，尔朱荣领兵入主洛阳城，其兵马就驻扎于永宁寺，之后，他扶植的傀儡新皇帝孝庄帝在永宁寺的太极殿宣布大赦天下。第二年，趁着孝庄帝北巡，他的堂兄元颢带兵进入洛阳，也曾在永宁寺集结军队，随后短暂地登上皇位，但很快被击败斩首。

再一年，孝庄帝不满尔朱荣专权，设计召他入朝，在明光殿亲手刺杀了他，进而引发了另一场血债血偿的战争。得知尔朱荣死后，他的表弟尔朱世隆领兵从黄河北岸直取洛阳，在皇宫大殿上擒获孝庄帝，并将他囚禁在永宁寺门楼上示众。时值十二月，孝庄帝饥寒交迫，高烧之中写信向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乞求一块头巾，尔朱兆不给。这一切，都发生在永宁寺大佛的注视下。

最终孝庄帝在晋阳被吊死在三级寺里。临死前，孝庄帝虔诚礼佛，希望转世不再做国王，又作五言诗：“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他所作的五言诗被用作了挽歌，朝野上下听了，个个掩面垂泪而泣。

按照学者们的推测，杨衒之便是在此后有机会登上了永宁寺塔。下令建塔的胡太后已在“河阴之变”中被杀，她所下的登塔禁令不再被人遵从，身为小官的杨衒之，终于与他的朋友、同样官位低微的河南尹胡孝世一起登塔，生出“下临云雨”的高处的感喟。显然，此时的永宁寺不再是权力的象征。

孝庄帝去世4年后的一个冬日清晨，永宁寺燃起了大火，杨衒之写道，当政的孝武帝曾立即派遣一千羽林军前去救火，但面对高塔无计可施。古建筑研究者丁垚将其比作“9·11”中的世贸大厦，在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大火之后，永宁寺塔夯土中心柱内的木柱在高温下碳化，失去支撑，最终坍塌。

而关于这场大火的起因，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队长刘涛对本刊的分析，含混着史实与神话传说的《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并不可信——洛阳在二月初八雨夹雪的情况下还产生闪电雷击，最终因为雷击引发永宁寺塔的火灾，这在时间和季节上都有不合理的因素。但如果这是一场人为纵火，则有合理的解释。当时北魏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孝武帝与实际掌权的大丞相高欢之间的矛盾公开，大战一触即发，如果说欲亡其国先亡其文化，那作为故城地标的永宁寺塔便是最好的攻击目标了。

《洛阳伽蓝记》中，杨衒之在描述完这场大火后，紧接着描述了一个别有意味的场景：同年五月中旬，也就是传说中大火烧了3个月后终于熄灭的时间，传说渤海上出现一座永宁寺塔，有人看见宝塔漂浮在海里，光辉四射，就像新造的一样。权臣高欢最初的封号便是“渤海王”，就这样，佛教被用来参与到王权的塑造中，与150年后武则天将洛阳改建成转轮王“神都”异曲同工。

之后的历史，孝武帝逃离洛阳，前往关中投靠宇文泰；宇文泰杀孝武帝，另立新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而高欢则从洛阳迁都邺城，立孝静帝，史称东魏。自此，东西魏对峙的局面形成，而北魏洛阳城也从此成了一座废墟。

高欢决定迁都邺城时，不仅将洛阳城的工匠全部带走，还下令拆毁洛阳城宫殿，将木石料运到邺城用于建造新都。但改朝换代后，统治者不一样了，审美也不再相同，邺城出土的文物中不再有永宁寺这样精细的塑像了。

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展出了诸多与永宁寺时代接近的其他佛寺或考古遗址的出土文物，如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辽宁朝阳北魏思燕佛图、邺城东魏北齐赵彭城佛寺，以及与南朝延兴寺相关的南京红土桥遗址，此外还有境外的韩国百济泗沘时期的佛寺遗址，通过这些地区出土的文物对比，寻找永宁寺的艺术源流。从平城永宁寺到洛阳永宁寺，废墟下埋藏的是融合南北、联通东西的多民族交融的历史。

（参考资料：《洛阳伽蓝记》，杨衒之著，尚荣译注；《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唐克扬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