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难免奇怪，为何要把水蛇作为一种神祇祭拜？其实，关于黄河河神的演变，有着复杂的过程。

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于世，自古以来，国人对黄河都有一种敬畏感。所谓“黄河之神”，也就成为我国古代颇具影响的自然神。对黄河河神的祭祀，历朝历代都不曾间断过。《史记·封禅书》曰：“及秦共天下，令调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水曰河，调临晋。”《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河渎封灵源公。”《宋志·礼志八》记载：“仁宗康定元年，诏封河渎为显圣灵源王。”《元史·顺帝纪》载：“至正十一年加封河渎神号灵源神佑宏济王。”从这些史料可见，河神的封号越来越长，地位也不断提升。

据《庄子》《楚辞》《山海经》等书记载，最早的黄河河神为河伯，名冯夷，或冰夷、无夷，地位高、影响大。相传大禹治水时，遇到很多技术难题。河伯与洛水水神联合提出治水方略，河伯献出了“河图”，洛水水神献出了“洛书”，为大禹成功治水助了一臂之力。大禹，也是被广泛奉祭的一位黄河水神。

明清以后，黄河水神的形象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普遍崇信由治水有功者转变的“黄河大王”“河大王”。《敕封大王将军纪略》（清人朱寿镛著，河督李鹤年作序）中记述了6位大王和64位将军。大王主要有龙四大王（名谢绪）、宋大王（工部尚书宋礼）、白大王（汶上老人白英）、黄大王（河南偃师人黄守才）、朱大王（东河河道总督朱之锡）、栗大王（河道总督栗毓美），将军则主要有陈九龙将军、杨四将军、王将军、党将军等。

金龙四大王、黄大王、朱大王、栗大王肖像（从左到右）

开封北宋州桥遗址发现的三尊鎏金铜造像，左为金龙四大王像

所谓大王，或由河道总督一类的官员演化而来，或是民间传说的具有某些“超能力”的人物转化而来。而将军，则大半为下层河官、河兵或平民，生前忠于职守，死后被人们怀念，逐渐被赋予神的色彩。

历代黄河治理的参与者，主要是广大百姓。民众祭祀河神，神祇由抽象到具象，从自然物象向人的形象转变。黄河河神或为显赫一时的治河重臣，或为当地恪尽职守的普通人物，可亲可近，可感可知，转变为神灵之后更是护佑于世俗大众身边。

民间认为，这些大王与将军的化身是一种水蛇。《中国的水神》一书中说：“大王、将军都是‘蛇’，正确一点说，法身都是蛇形。‘蛇’，如同平常的蛇，但蛇身是金色的，蛇头是方形的。这些‘蛇’被堤工和船户们发现了，他们说，这是什么大王，那是什么将军。官员便虔备一只盘子，由庙祝按大王、将军的名号祝这些蛇登盘子。祝的是黄大王，蛇不登盘，那便是栗大王；祝的是栗大王，蛇不登盘，那便是王将军。”（《中国的水神》，黄芝岗著，三联书店2012年版）

在今人徐福龄的《河防笔谈》中，就记录了这些大王与将军的化身。曰：“蛇有大小，封号不同，分为大王和将军。大王比将军地位高，但形体很小，长10厘米左右。不同的大王有不同色彩的花纹，可在大王谱中来识别……所谓大王和将军，不过是些愚昧无知的迷信。但过去堵口时出现了细短水蛇，即所谓的大王，确有把口堵住的；出现了粗大的蛇即所谓的将军，就易失败。过去这一直是个谜。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人的精神作用，另一方面是堵口的成败与口门处河床土质的好坏有关。”（《河防笔谈》，徐福龄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祭祀河神的仪式，十分繁复。堵口开工及堵复成功，需要祭拜河神；堤坝修筑，河神不能缺席。黄河伏秋大汛后，重要险工坝段和黄河流域重要城镇，还要组织演“安澜戏”等一系列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供奉“大王”神位，感恩河神庇佑。供品、香火、乐器，叩头、祷告、祈福，场面隆重，程序固定，洋洋大观。

安澜有庆——雍正皇帝的河神庙

2020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五，这天央视的《国家宝藏》栏目，播出了河南武陟县嘉应观的“御制蛟龙碑”。这块碑有何奇特之处，竟能代表文物大省跃上国家级传媒舞台？

这块清雍正皇帝亲自撰文书丹的铜碑，真实记录了康熙至雍正年间人们治理黄河的场景。武陟位于黄河左岸，是黄河中下游结合部、黄河“悬河”的起点。同时，沁河在武陟汇入黄河。沁河是黄河重要支流之一，历史上决口频繁，且同样是一条地上“悬河”，素有“小黄河”之称。每到汛期，大水汹涌而至，沁河入黄口一带，成为黄河著名的险工段。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到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两年多的时间里，黄河在武陟秦厂、詹店、马营、魏庄四次决口，洪水淹没焦作、新乡、安阳后顺地势向北流去，经卫河入海河，直逼京津，危害华北，成为清王朝心腹之患。清政府集中大量财力人力治理黄河，雍正元年秋汛前，巍巍大坝终于修筑起来。堵口成功后，雍正帝敕命于堵口处建造龙王庙。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九月初二，皇帝御笔亲书碑文刻于庙内铜碑，内称：“特命河臣于武陟建造淮黄诸河龙王庙。”

武陟嘉应观敕额

嘉应观大殿内所悬清高宗御制“洽德敷仁”匾额

在御制蛟龙碑之后，就是建造规模壮观的嘉应观，又称淮黄诸河龙王庙。嘉应观建筑布局严整，是雍正帝于黄河沿岸修建的第一座也是最大一座河神庙，现存古建筑249间。嘉应观的修造由河南总督田文镜负责，庙成之后，主奉金龙四大王，雍正帝赐额“嘉应观”。主殿面阔7间，周匝回廊，重檐歇山顶，覆孔雀蓝琉璃瓦，殿内高悬乾隆帝御制“洽德敷仁”匾额。据诸多学者考证后认为，嘉应观建筑群东路为河台衙署与道台衙署，西路为东河总督的驻地之一。这种集宫、庙、衙署为一体的布局，使嘉应观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集宗教与行政于一体的古建筑群。

嘉应观的建造，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央政权对黄河治理的重视程度。关于河渎庙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周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北宋之后，关于河渎庙的记载逐渐增多，河神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朝廷为其置庙、封号，地位大大提高。究其原因，北宋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黄河水患频发，对漕运危害极大。明清京杭运河与黄河、淮河在江苏淮安清江浦交汇，黄河水经常倒灌进淮河、运河，导致堤坝溃决，使得漕运中断。而运河漕运是明清政府的重要生命线，当时每年约有四百万石漕粮经运河从江南运往京师，供给文武官员以及军民食用，漕运一旦中断，京师就会陷入恐慌，严重影响政局稳定。在清帝看来，治河救民对于稳固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康熙屡屡告诫：“河防之事，甚属紧要，关系民生之休戚、田庐之存没。”“河道屡次冲决，地方被灾，民生困苦，深轸朕怀。”黄河安澜，国泰民安。康雍乾时期，全国龙神祠庙系统的陆续创立，是最高统治者“事神治人”理念在精神生活与公共空间中的具体展现，以期国家风调雨顺、人物康阜。

不独雍正帝，乾隆皇帝在这方面也用力尤勤。他曾多次派人探寻河源，“告祭河神”。他不仅命人修撰《河源纪略》一书，还留《黄河源图》一幅于书案，时常御览，并钤印“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三枚御玺。清入关之初即将河神祭祀纳入国家正祀并不断强化的做法，既有治理水患之需要，还有利用河神信仰这一象征符号克服阶级与民族差异、培育共同体意识的考虑。

中国治水史上，黄河有着特殊的地位，所谓“国家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张伯行《条陈黄淮河务十条》）。清初，康熙皇帝曾在乾清宫的柱子上写下六个字：三藩、漕运、河务，把这三件事当成生死攸关、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乾隆时期，“江南三大政”河、漕、盐，河务居第一，河务联系国运。考诸史实，一般发生较大规模的决口，清帝会在口门堵筑之后奖掖河官，还派人到河神庙致祭。回望历史，黄河为害严重的时候，往往是在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候；而大规模的治河，则是在全国统一、国家繁荣稳定的时候。如西汉末到东汉初，连年战乱，堤防失修，导致黄河泛滥，数十州县遭洪水淹没。东汉统一之后，黄河问题才得以解决。探寻嘉应观的建造史，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

英雄崇拜——“国家之福，河神之佑”

在“栗大王”栗毓美曾经供职的河南省西华县，流传着不少“栗大王”的传说，多为其治河保民、为民请命的故事。

栗毓美（1778年—1840年），字含辉，又字友梅，号朴园，又号箕山，山西省浑源县人。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以拔贡考授知县，后历任知州、知府、布政使、护理巡抚等职。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持豫鲁两省河务。栗毓美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病逝任上，任河督虽仅5年，但治绩卓著，创立的抛砖筑坝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加封其为“诚孚普济灵惠显佑威显栗大王”。

山西浑源县栗毓美墓

《清史稿》评价：“毓美治河，风雨危险必躬亲，河道曲折高下向背，皆所隐度……在任五年，河不为患。殁后吏民思慕，庙祀以为神，数著灵应，加封号，列入祀典。”

有趣的是，作为后世同僚，清末大臣陈夔龙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任河南巡抚，在其《梦蕉亭杂记》中记叙了他在巡抚任上所见诸大王的情形：“余于光绪癸卯秋，抵豫抚任。省中有大王庙四，将军庙一，巡抚莅新，例应虔诚入庙行礼。越日，黄大王到。河员迎入殿座，余初次瞻视，法身长寸许，遍体着浅金色，酷嗜听戏，尤爱本地高腔，越三日始去。后巡视南北各要工，金龙四大王、朱大王均到。”关于栗毓美，他这样说：“余回省后，时值乡试届期，入闱监临，夜中不寐，偶思栗大王尚未见过，不识有一面之缘否，讵至诚竟感神。日，内帘值役之老兵禀报：栗大王已在闱中第几房之窗下。当即率同提调、监试两道，齐集至公堂，派员入内帘，用彩盘资出，安坐堂上，焚香行礼。并用余所乘大轿全副彩仗，启门舁往大王庙中，供祀如礼。”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书影

其实，在明清笔记中，有大量关于河神祭祀的记载。栗毓美成为黄河河神，就属于典型的治河英雄式崇拜。据统计，清代河道总督任职者132人，被敕封为河神“大王”的仅有两位河督：朱之锡（朱大王）、栗毓美（栗大王）。可见，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治河功高，谁尸位素餐，一目了然。栗毓美在河督任上的功绩，借由老百姓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传唱百年。栗大王是清代乃至中国历史上敕封的最后一位河神，可见栗毓美治河贡献之大、事迹感人之深。

黄河的最后一次大改道是在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之后几十年间，围绕堵复决口挽黄河回归淮徐故道，还是维持现状、筑堤形成新河（也就是黄河到底是南流还是北流），朝堂之上争论不休。

终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黄河又在郑州下汛十堡东决口。史称“郑州大工”的这次堵口，共花费白银1200万两，终获成功。从此，黄河北流成为惯常，黄河南流成为历史，当代黄河下游格局形成由此而来。

郑工合龙处碑拓片

当时负责堵口的河东河道总督吴大澂在口门处立了一块碑，名曰：郑工合龙处碑。吴大澂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家，亲自撰写了碑文。这块兼具历史、科技与艺术价值的“三绝碑”，成为黄河博物馆镇馆之宝。吴大澂用详细的笔墨罗列了事件的前因后果，浓墨重彩地写下：“国家之福，河神之佑，臣何力之有？”河神，又是河神！抚摸碑文，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完

文字编辑：胡少华 范江涛

美术编辑：郭瑞琳

审核：黄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