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柳、薛等高门士族的郡望在河东，却被归入“关中郡姓”，不能从单纯的地理文化角度去解释，关键要从河东士族与西魏北周政权结合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去探寻深层次原因。

永熙三年（534），魏孝武帝西入关中依附宇文泰集团，北魏分裂为东西对峙局面。西魏势弱，宇文泰由“田无一成，众无一旅”，起于行伍，卒据关中一隅，但要与东魏高欢抗衡，其势力相差太大。因而宇文泰不得不在政治上创新，实行“德刑并用、勋贤兼叙”政策，以关中为本位，重用北方军事勋贵和汉人高门士族，并使他们结成利益集团，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统治核心——关陇贵族集团，以与高欢相抗。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论：“适值（宇文）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河东裴氏及柳、薛等大族应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加入关陇集团并成为关中郡姓的。

河东裴氏在魏晋之际就是与琅琊王氏齐名的高门士族，有“八裴方八王”之称。永嘉（307——313）南渡后，裴氏族人大多留居汾涑流域，与北方各政权结合，保持着强大的宗族势力。北魏太武帝拓拔焘时，司徒崔浩就称河东裴骏是“三河领袖”，《古今姓氏辨证》卷38亦载“魏太和族品，柳、裴、薛为河东三姓”，其家族枝叶繁茂，在地方上根深基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当宇文泰霸业草创之际，急于扩大势力以抗高欢，实行“勋贤兼叙”政策，像河东裴氏这样既有崇高社会威望又极具地方势力的汉人高门士族，正是其不能忽视并要极力争取的一种力量。

从地理文化角度看，裴、柳、薛三氏世居的河东地区，西临关中，南控中原，北拒晋阳，在地理上自成单元，黄河绕于外，汾、涑、浍三水贯穿其境，农耕经济比较发达，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都很重要。对于宇文泰关中政权来说，河东地区既是其保卫关中、抵御东魏北齐西侵的屏障，又是对东魏北齐进攻的前沿，能否巩固地占有河东地区，对宇文泰在东西对抗中的胜负成败关系重大。这就使其必然要争取在河东地区有极大势力和影响的裴、柳、薛等大族的支持。大统三年（537），高欢西侵关中，河东裴邃在汾绛一带“纠合乡人，分据险要以自固”，赶走了东魏的东雍州（今山西省新绛县）镇将司马恭，“因是东雍遂内属”。沙苑之战后，“及李弼略地东境，（裴）邃为之向导，多所降下”。宇文泰进军蒲坂，“（薛）善与族人斩关纳魏师”，使宇文泰能顺利克定汾、绛。可见裴氏等大族对宇文泰占领和控制河东汾绛战略要地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诚如毛汉光先生所说：“河东裴氏、柳氏、薛氏是中古时期的大士族，其人物兼具河东地区的地方势力及任职官僚体系的能力，所以其动向实影响东西政权之实力”，“涑水上游的裴氏及涑水中下游的柳氏亦倾向宇文氏，而使得宇文氏能巩固地拥有此区”。河东裴氏的社会地位及在地方上的实力、影响，是其能为宇文泰关中政权接纳并进入关陇集团的重要客观原因。

对于河东裴氏来说，主观上选择与西魏北周政权积极合作的态度，是其进入关陇集团的关键。据史载可以看出，河东裴氏的代表人物大都是在大统三年北魏分裂前后加入宇文泰集团、与之共创基业的。裴侠，魏东郡（今河南省滑县）太守，永熙三年（533）率郡兵赴洛阳勤王，“俄而孝武西迁”，裴侠抛别妻子，“遂从入关”；裴宽，在高欢占据洛阳后，不仕东魏，率家属“避难于大石岩（今河南伊川县境内）”，及大统三年“独孤信镇洛阳，始出见焉”，率诸弟汉、尼、鸿等归于西魏；裴果，大统三年沙苑之战后，“乃率其宗党归阕”。河东裴氏不仅参与了西魏北周政权最初的艰苦创业，而且忠心耿耿，不因局势的艰危而动摇，裴宽就是其中的典型。大统十四年（547），裴宽率兵与东魏战于新城（今河南伊川县南），因伤被擒，俘至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齐文襄高澄十分赏识他，对他说：“卿三河冠盖，材识如此，我必使卿富贵。关中贫，何足可依，勿怀异图也。”将他置于客馆，待以宾礼，极力笼络，但裴宽不为所动，“乃裁卧氊，夜缒而出”，遁还关中。当时天下纷争，局势不明，士大夫选择去就的摇摆不定属习常之事，况西弱东强，形势对宇文泰并非有利，裴宽在此情况下能冒死逃归，其行为对宇文泰集团人心稳定及凝聚力的形成实有莫大意义。因此，宇文泰曾十分动情地对大臣们说：“疾风劲草，岁寒方验，裴长宽（裴宽字长宽）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归我，虽古之竹帛所在，何以加之！”由裴宽的事例可以反映出河东裴氏等大族对西魏北周政权的忠心，说明其已完全与关陇集团融为一体、休戚与共。

西魏北周政权是以关陇武人为核心建立的，制度文化建设及组织管理非其所长，自非借助汉人士族的学识与经验不可。苏绰、卢辩订礼仪、六官制度就是明证。河东裴氏作为累世不叶的高门士族，世业文儒，人才众多，子弟多通经史，允文允武，在西魏北周国家建设与管理方面颇有建树。裴汉在西魏初便是律令修订的主要参与者，“与工部郭彦、太府高宾等参议格令”，“每较量时事，必有条理”，多有献替。据统计，河东裴氏在西魏北周政权中担任刺史、郡守、县令等地方官的有12人之多。裴侠任河北（今山西省平陆县）郡守，革除俗弊，躬履俭素，吏治清明，宇文泰曾称赞说：“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之最”，号为“独立使君”；裴邃、裴文举父子先后任正平（今山西省新绛县）郡守和绛州（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刺史，抚临地方，“廉约自守，……百姓美而化之”。裴侠、裴邃、裴文举都成了当时地方官为政治民的典范。河东裴氏等大族的文化素养及管理经验、才能，弥补了关陇武人集团的不足，这对关中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河东大族与西魏北周政权的结合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同，这在史籍中得到了印证。裴氏在《周书》中有传或附传的达16人之多，可以看出裴氏在西魏北周政权中的显赫。据《周书》裴氏族人各本传记载：裴宽，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温、沔二州刺史；宽子义宣，合江令。宽弟汉，车骑大将军；汉子镜民，春官府上都士。宽弟尼，御正下大夫；尼子之隐，赵王招府记室参军；之隐弟师民，秦王贽府记室参军兼侍读。宽族弟鸿，御正中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民部中大夫。裴侠，民部中大夫、工部中大夫、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侠子祥，长安令、司仓下大夫；祥弟肃，御正大夫。裴果，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历隆、眉、复三州刺史；果子孝仁，大都督、仪同三司、历建、谯、亳三州刺史。裴邃，银青光禄大夫、正平郡守；邃子文举，绛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文举子胄，大都督。

除上述16人外，在《周书》中无传，但见于其他史载的尚有：裴诹之，大行台仓曹郎中。裴伯凤，汾州刺史，子裴定，冯翊郡守。裴融，司木大夫。

西魏北周政权前后仅47年，而河东裴氏见诸史传有明确官职记载的就几近20人之多，其家族势力的强大由此可见。就所任职官来看，正五命以上的有12人，仅次于八柱国的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车骑大将军等也有8人之多，这说明在宇文泰创立府兵制、建立六官而形成与东魏北齐相抗衡的政治军事集团——关陇集团时，河东裴氏已与该集团融为一体，并进入了该集团的核心及次核心，成为其中最有政治影响的高门士族之一。以“关中之人雄，尚冠冕”的特质而论，河东裴氏也当然成为西魏北周关中政权辖区内汉族高门士族的代表，亦即后世所说的“关中郡姓”。

由此可知，与西魏北周政权的全面结合是河东裴氏成为“关中郡姓”最根本的原因，而从其结合的时限来看，只能在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前的东西对峙时期，即是说“关中郡姓”实际形成于北魏分裂后到北齐灭亡前东西分立这一历史时段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