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安市吉州区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有一份公文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七日江西吉安县长胡运鸿发出的吉安县政府训令(军字第48号)，上盖有红色的“吉安县政府印”方形印章，收文单位为吉安县第一区区署。

　　训令称，“江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法字第一一四三号训令，内开一案，据陈毅本年十一月二十四函略称，以本行政区内尚有少数之昔日共产党员仍未得当地下层公务员之谅解，请予明令劝谕所属一体放弃成见，俾得实现集中国力量踊跃抗敌、共释前嫌、共纾国难，所有以前政治犯人及由各游击队部归来之人，应予一般公民看待，勿再歧视。”

　　此文件系吉安县政府奉上级第三区(吉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文件精神，发出全县民众要放弃成见，共释前嫌，联合抗日。从这份公文可以看出，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协议已达成，但并未得到贯彻执行。为督促国共合作抗日，陈毅来函提出抗议，要求全面履行协议。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侵略。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建立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吉安的具体历史背景如下：

　　一、吉安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形成

　　1937年9月24日，项英等到达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行高层谈判。26日，双方达成国民党军队从各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所有政治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事项的合作协议。1937年10月初，项英和陈毅为执行南昌谈判协议来到吉安城，与此同时，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派往江西向项英、陈毅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的顾玉良也来到吉安。顾玉良向项英、陈毅传达中共指示后，准备与江西省第三区（吉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刘振群谈判。

　　刘振群，江西万安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1936年12月任吉安专署专员，兼吉安县县长，后兼保安司令员。七七事变后，刘振群接受“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9月，他就永新、莲花、宁冈、安福、遂川等县红军“绥靖”问题，向江西省长熊式辉建议:现在已经宣布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最好是迎请中共方面派出人员进行收编，既可增强抗敌力量，又省去了地方许多枝节。刘振群的这些工作，为吉安国共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项英、陈毅、顾玉良等到吉安专署与刘振群谈判之时，刘振群特别邀请了吉安县志局、县财委、县商会、保安司令部等有关负责人作陪。在整个谈判协商过程中，刘振群被项英、陈毅等人对抗日形势、国家民族利益的精辟分析和才华所折服，很快便达成了吉安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协议规定：国民党军队撤离游击区，保证红军游击队的粮食给养；释放被囚禁在吉安监狱中的36名共产党员；建立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保证新四军家属的绝对安全；共同协商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民众可以组成抗战团体开展抗日活动；以民主方式处理当地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合作协议的达成，标志着吉安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

　　吉安国共合作协议达成之后，被关押在吉安城及各县的共产党人先后获得了自由。为了表示国共合作的诚意,刘振群召集了永新、莲花、宁冈、安福、遂川、泰和等县的县长到专署开会，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求各县积极拥护，通力合作，搞好“收编”事宜。同时决定：“收编”红军游击队所需粮食由乡中供给，所需经费均由县政府垫付，统一到专署核销。国民党当局号召各县组织青年工作队分赴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吉安城区各阶层人士到处刷写和张贴“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标语和漫画。同时放鞭炮，设宴款待中共方面派来的代表。

　　吉安国共合作谈判成功后，陈毅亲赴湘赣边界山区，历经艰险，找到红军游击队，并说服他们集合在莲花县垅上村进行改编。1937年11月中旬，陈毅返抵吉安城，筹建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调原湘赣临时省委独立团第3连指导员郭猛任通讯处主任。12月中旬，郭猛调南昌筹建新四军军部，由原萍（乡）宜（春）安（福）中心县委书记韦瑞珍（又名韦一平）接任通讯处主任，并先后收拢了刘全、肖须知、曹沔胜、周淑女等几位红军长征后失散的苏区干部为工作人员。通讯处成立时在吉安老汽车站附近的仁山坪3号民房办公，不久迁至盐桥，后又迁驻豆芽井。

　　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是中共在吉安公开挂牌的工作机关。其主要任务是配合新四军下山改编，做好联络、接待、后勤等工作，沟通新四军与后方的联系。1937年11月下旬，由延安回江西主持工作的曾山和中央派到湘赣特委任组织部长的李国斌就是由通讯处护送到莲花垅上村的。12月上旬，从延安派来的军事干部张铚秀、彭福明、李忠民等都是由通讯处负责接送到莲花垅上村的。1937年12月，为帮助戴济民组建新四军军部卫生处，通讯处招收了刘皓等数名青年组成卫生队，后由周绍翁、曾汝青负责培训，于1938年春归至新四军军部。期间，曹沔胜、彭家珠、肖须知等人经通讯处联络先后转至新四军。1938年春，通讯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保释了在吉安监押的共产党员曾汝清、欧克铭等20余人，并把他们安全转移到新四军。1938年8月，中共湘赣特委警卫队由队长刘群和李国斌率领，在通讯处的安排和帮助下，以公开身份乘船至南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尔后转至皖南参加新四军部队。

　　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同是中共吉安中心县委机关，通讯处主任兼中心县委书记。以通讯处为掩护，在吉安城及其周边各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和支持抗日团体和人民大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2月，中共湘赣特委在永新黄岗成立了一个新四军留守处，处长贺光华，副处长曾志，负责铁镜山红军游击队改编的联系工作，受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指导。

　　二、吉安国共合作下暗流涌动

　　中国共产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于1937年8月下旬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对全面抗战路线，吉安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以及不同利益的人们，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态度。

　　历经大革命运动和土地革命战争艰苦磨炼的吉安人民，具有强烈的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是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他们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一切努力，坚决支持中共提出的全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到底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共吉安地方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群众团体，是吉安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和依靠力量。

　　吉安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特别是那些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民主思想的开明绅士，由于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压制，同时看见沦陷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坚定地站到了人民抗日的一方。其中不少人还同中共吉安地方党组织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吉安的国民党顽固派，早在西安事变后全国内战基本停止时，仍然坚持执行蒋介石“北和南剿”的计划，调集大批军队向湘赣边红军游击队进行残酷的进攻和“围剿”，致使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迫于吉安人民的强大压力，一面表现出积极抗日的姿态，另一方面却千方百计反对和阻挠共产党和人民大众联合起来参加抗日斗争，实行由政府和军队包办的“片面抗战路线”。吉安国共合作协议达到以后，国民党军队虽然停止了对湘赣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清剿”，但地方当局却对共产党实行“先斩后奏”的办法，组织所谓“自新团”，诱骗红军游击队员和共产党员干部自首，成立“清乡委员会”，限制吉安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顽固派此时由原来的公开反共，逐渐转为秘密反共。

　　面对这种局面，中共吉安地方组织努力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一面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积极领导全体人民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一面对国民党吉安当局中的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权利，推动吉安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发展。

　　注：吉州区在民国时属吉安县，是当时吉安专署、吉安县政府所在地。谨以此文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

　　（作者系民进会员，吉安市吉州区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