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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人的忠孝

“自古忠孝难两全”这句话是我们时常听到甚至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语，忠与孝拥有着几乎同样广泛的受众群体，并希望我们对君王或父母抱持无上的敬意，但当这两件事真的撞在一起，“难两全”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忠诚和孝悌究竟如何完成自洽？这个问题就连最初提出重视孝道的孔子都未能给出一个完美的解答，但时隔数代，汉朝的统治者却逐渐摸索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忠与孝并非人类自发情感，我国对忠孝的重视便是自汉朝才真正开始

1.忠孝观念的溯源

从人类社会的进化史来看，我们早期的崇拜是发自本能的，无论是崇拜雷、火等自然现象还是崇拜虎、蛇等杀伤力较大的生物，这些都源自无法战胜，无法解释之类相当“唯心”的理由，但仔细感受我们从古至今对先祖的崇敬之情，我们却能发现其与原始崇拜的细微差别，崇敬君王和祖先是一种更加高尚的“个人修养”，也是人类的一种进化。

早期社会是没有孝的概念的，在我们仍以部落为单位生存的时期，年迈体弱的长者甚至会在部落迁移时被留在原地，哪怕是曾经为部落做过贡献的族长之类也不例外，且无论是抛弃者还是被抛弃者都不会认为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对，毕竟在那个食物匮乏、生存难度极高的时期，实在没有多余的粮食让这些已经无力为部落付出劳动力的人来“浪费”。

汉朝长者

在绝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而发愁的时候，谈论忠诚和孝道无疑是一件可笑的事，因此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首次提出了忠君、孝悌的理念时，这都无法在战火之余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对君王的忠诚和对家中长辈的孝顺仍然是一部分自我修养极高之人的自我要求，而这种理论也只能在儒家学派内部慢慢成长和孵化，直到汉朝来临。

2.以忠孝治国的理念自汉朝而始

汉朝可以说是忠孝理念发展的温床，自汉高祖刘邦建国以来他便对忠孝之礼极为推崇，即使当时仍旧以黄老之学为治国之本，但刘邦已经对臣子之忠、子女之孝的意义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令下达之后，更是让重忠孝的儒家学派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就顺理成章的发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忠孝理念推行。

除了政治上的得天独厚，汉朝作为秦以后的第二个大一统国家，在经济、农业等方面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环境，为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进步打下了基础，做到了吃饱穿暖的百姓和享受着安定平和的贵族们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让自己“进化”的方式，这也成为了忠孝之礼推广中最根本的一环。

忠孝治国

让忠孝成为治国之本的尝试从未停止，汉代帝王对忠孝的重视已进入“实践”阶段

1.汉代忠孝理念的逐步发展

对于忠孝的讨论其实在西周时期便已经开始了，但由于自春秋而起的不义之战的干扰，人们对“忠”的理念是十分淡泊的，这种淡泊导致了臣子对君王并没有太多的归属感，更多的是家族和利益的牵绊。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秦朝延续了统一前秦国的治理方式，也就是法家重刑罚的策略，这种强权威慑下的忠是君王对臣子忠诚度要求的第一次尝试，却因为过于强势而获得了背道而驰的效果。

西汉建立之初，臣子对君王依旧没有太多的忠诚度，即使汉高祖刘邦希望希望臣子对自己忠诚，意识也相当淡泊，甚至对当时的叛臣也只是“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前有罪殊死以下, 皆赦之”这种不痛不痒的惩戒，以至于从开国到汉武帝即位前的六十余年间，竟有多达十七次的诸侯叛乱发生。

为了杜绝这种人人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取天子而代之的事情发生，汉武帝开始极度重视忠孝之道，并通过儒学来加以实施。这种想法在对下一代帝王的教导中也发扬到了极致，以至汉代大多数称得上“称职”的帝王都在推行忠孝之风这件事上进行了尝试。

忠孝之道

2.汉代推崇忠孝之道的手段花样百出

汉代推行忠孝之道是相当认真的，高祖刘邦在与项羽相争之时便趁项羽斩杀楚怀王一事大做文章，不仅亲自发丧，甚至“袒而大哭，哀临三日”，一举占据了大义。

初得天下之际，尝到了甜头的刘邦更加希望臣子能够真正对自己忠心，因而在对一众臣子论功行赏时曾出人意料的重罚了一位对他多次手下留情的项羽部下丁公而赏赐了置他于死地的季布，理由竟是“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这样简单粗暴的手段却并没有起到他渴望的效果，反而引起了不少臣子的不满，但这次尝试却让后来的帝王明白了强权镇压下的忠义并不牢固，因而逐渐改变了思路。

孝道的普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推行忠义之礼更加广泛和快速，毕竟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没有直面君王的机会更没有直言进谏或者弄权乱国的可能，谋反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是否真的忠诚并不重要，但每个人都有父母长辈，从孝道的方面入手以律法为配合治理国家才是更加高效且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刘邦

对于孝道的推崇就相对简单了，刘邦继位后面对成为了自己臣子的父亲，他选择昭告天下自己的成就来自父亲教导，不仅不许父亲对自己行臣子之礼，甚至将父亲封为太上皇，继续以晚辈之礼待之，以自身为天下百姓做出表率。

《后汉书》记载，汉明帝下令“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除了金钱的赏赐外，从汉代开始盛行的举孝廉等制度也成功让众多文人士子至少在“表面上”开始对父母极为恭敬，对很多人来说，举孝廉是一个一步登天的捷径，这种重德不重才的选举人才方式让一些学识一般的人走上了仕途，甚至到后来竟然出现了“举孝廉，不知书”的笑话。

谁说忠孝难两全？为何汉朝能够成功使忠孝之风成为全阶层习惯和奉行的准则？

1.以法制将“孝”的概念变为“忠”的附庸

忠孝如何两全？本质是在忠和孝发生冲突时以谁为优先级的问题，当仅仅从道德层面来论述时此题无解，无论是忠君还是敬长都是说得过去的，但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在董仲舒的倡议下将孝写入了法中，这件事就有了说法。以汉代法典记载为例，“成帝建始二年，制诏御史曰：“年七十受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庭不趋，犯罪耐以上，毋二尺告劾，有敢征召、侵辱者，比大逆不道。”

此条文表面看来是君王增加了老年人的福利，要求社会各阶层对待老人要孝顺，否则其罪过与大逆不道同罪，但除了推行孝悌之风外，将孝悌写入法律后，孝悌的地位就成为了法律的子集，也就自动的从独立个体变成了被法律保护的相关事物，地位自然也比法律低了半级。

董仲舒

如此一来，不仅从强权上对孝悌之礼做了要求，也明白的表示了孝悌也应在法理之内的意思，为忠孝之间的冲突带来了缓和的余地。

2.忠孝理念从“娃娃”抓起

元始三年，汉平帝下诏：“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痒置《孝经》师一人。”

从这条诏令可见，汉代的忠孝教育已经开始渗透进了各地的学校，即所有上学的人都会进行忠孝的教育，而如果想要为官为臣，那么做学问越久对忠孝的概念就学的越久，这样几乎保证了最终站在朝堂上的臣子已经几乎将忠义与孝悌深深的刻在了脑海里，而上学的又以世家大族居多，这种教育方式也就成功的“洗脑”了氏族的一代又一代，让这些有力动摇国之根本的群体的危险性降到了最低。

汉朝忠孝教育

在汉代的教育中，施行董仲舒的儒学教育，即君权神授，君王即天子的说法，这样的理念天然的将君王和臣子的等级划分开来，跨越阶级无论古今都是极难的，而这种将忠诚与敬畏挂钩的教育方式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也的确成功的压制了很多“大不敬”的思想，以至于直到千年之后的明清时期，依旧能看到忠孝治国的影子。

3.自下而上的潜移默化影响

除了对豪门世家的影响，汉代对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也有另一套教育的法子，首先自然是从法制的角度来镇压那些与国事有害的行为和对父母不敬的举动，例如汉代刑律中甚至将不遵从母亲教令也作为违法的事件来对待，而违法则意味着不忠，在这样双重的压力下，无权无势的底层百姓即使无法理解忠孝的深远意义，也能够被动的遵从。

此外，汉代对老人的福利是相当丰厚的，汉武帝时期对待上了年纪的老人有“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 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的供给，不仅减轻了普通百姓对奉养长者的压力，也让底层人民真正尝到了来自敬老的甜头，潜移默化之下也就对孝敬长辈与敬畏君王渐渐习惯了。

敬老

小结

也许以我们后世的眼光来看，汉朝的忠孝之风也是简单粗暴甚至缺乏理性的，更引发了后来长久的愚孝、愚忠之风，但这种治国理念的尝试却大胆而聪明。在这种尝试下，忠与孝有了初步的辨析之法，也终于能够共同为国家而服务。

汉代的孝将人以家庭为单位划分，又以忠将家族力量最终归拢于国，为社会安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更让“信仰”的概念引入了每个人的心中，这条融合了严酷法理与脉脉温情的纽带，时至今日都牵绊在每个人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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