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是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它于清代道光年间（公元1851年）出土后，在民间流传95年多，历经沧桑，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8月1日）归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南京博物院）收藏，1948年随一批珍贵文物迁到台湾，现被收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我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大约在商代前期早已出现。但我们看到的是只有一个动物形象，代表某位王公大臣的“族徽”和此器主人的署记。后来出现了一个字的“族徽”和两个字的人名署记，渐至三个字以上。到殷代晚期就有了多达40个字以上简单记事的铭文。西周时期，是铜器铭文光辉灿烂的时期。从西周成王开始有了100多个字的铭文，到晚期宣王时，便出现了有近500字铭文的铜器。铭文盛行的原因，大多是公卿大臣热衷于记述受王或上司封赐的光

荣事迹。

我国铜器铭文最长的是毛公鼎。此鼎通高53.8公分，腹深27.8公分，口径47.9公分，腹围145公分。重最为34.54公斤。鼎腹部内壁铸有长篇铭文，计32行，分左右两幅各16行，中间空三行，计499个字。长篇铭文字迹规整，笔力遒劲。仔细观察，每字间都有方格相隔。这是先在范上刻划出格子，再书写文字的，所以全文行款十分规整。

鼎上的铭文记载周宣王即位之初，册封他的叔父毛公为宰相要职。开始记周宣王追述周文王、武王创业的成绩，后讲当时周朝遇到祸患，局面混乱。于是周宣王对毛公委以重任，命他辅佐王室管理重大事务。最后详细记载了周宣王对毛公的各项赏赐。毛公铸了此鼎表示世世代代永远不忘。

今有古兵先生释毛公鼎的铭文为：首先追述周初文、武王开国时，君臣相得的清平盛世。接着，以感怀时艰的语言，指出国家的形势并不宁靖，进而宣布册封毛公以治理国内外，及周天子家室内外的重任，并给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特别申明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预告臣不予执行；继而告诫、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鱼肉鳏寡，要忠心辅佐王室；最后为确立毛公的权威，重赏毛公以仪仗、车马、兵器等器物。毛公对此感恩戴德，铸鼎以纪，还要子子孙孙永远宝之。

毛公鼎铸造精良，鼎内壁的铭文长且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著称，而且铭文气势宏伟，结体庄重，笔法端庄，字体清秀圆润，笔道丰腴，线条圆厚，乃西周时代遗留下的书法楷模。

毛公鼎的形制，口沿上有两立耳，腹深，三个鼎足作牛腿形。鼎的腹部为半球形，腹部口下沿饰以一道带状的重环纹，下加一道弦纹，它朴素无华，是西周晚期的风格，与晚商至周初的繁缛作风不同。

西周宝鼎出土后，由陕西古玩商于咸丰二年（1852年）运至北平的琉璃厂，经秘密交易，由金石学家陈介祺以重金收购后运回老家山东收藏。

陈介祺，山东潍县人；字寿卿，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好收藏古文物，对青铜器、陶器、印玺造像等收藏甚丰；以《毛公鼎》为最有名，还有《十钟山房印举》、《吉金文释》等书。

陈氏以毕生精力收集金石文物，研究金石学，他搜集的汉代铜印最多，达六千余方，自号称万印，并筑起了“万印楼”；自得到宝鼎后，便亲自护送毛公鼎到山东潍县收藏，而不告之外人，要家人永远珍藏。为此，他因收藏毛公鼎，研究金石文字而著称于世。从1852年至1905年陈氏收藏毛公鼎达53年。陈介祺于1905年去世后，毛公鼎又转入他人之手，被端方从陈氏后人那里强行买走。

端方，研究金石学，搜集青铜器；光绪三十一年出国考察宪政回国后，出任两江总督。因他手里只有毛公鼎的铭文拓本，而未见过实物。当听说孙秋骢讲了阿林保向嘉庆皇帝献青铜珍品散氏盘的事后，便设计强买毛公鼎的方案。他派人对陈氏后人讲，嘉庆十三年，两江总督阿林保祝贺嘉庆皇帝50大寿献上散氏盘；今年是皇上35岁寿辰，两江总督要向皇帝献上毛公鼎。端方出资两万两银子要强行买毛公鼎献给皇上。陈氏后人在强人的逼迫下，万不得已将毛公鼎卖给了端方。他得到宝鼎后，并没有献给皇上，而是自己收藏了起来。

端方收藏毛公鼎到第六年，于1911年被起义新军处死后，毛公鼎又由其子女收藏到1926年，他的后人将宝鼎抵押在天津由俄国人开的道胜银行。后来，曾有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等想从银行中赎出宝鼎。因俄国人不同意按抵押款数加利息的钱款赎出，再加上端氏后人也不同意，赎事方作罢。

颜惠庆内阁交通总长叶恭绰，得知了毛公鼎的事后出钱赎回了宝鼎。当时抵押金为两万元，可俄国人却要三万元。叶总长东凑西借赎回了毛公鼎后，受到了当时文化界、古玩界人士的称赞。从1926年至1937年，毛公鼎由叶恭绰收藏。

后来，毛公鼎是怎样收归国有的说法不一。抗战胜利后，宝鼎在上海有了消息，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现在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当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徐伯璞，当时也是主管文博事务，他得知毛公鼎消息后，又见有不少人士都想得到宝鼎归私所有，当即以教育部的名义，要求将其宝鼎拨交国家博物馆收藏。他与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前往行政院找到秘书长翁文灏，说明毛公鼎乃国家重器，必须立即拨交国家收藏，以防不测。最后终获行政院“准予拨给”的批文。

徐伯璞怀揣批文，到上海与“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的主任郭泰祺交涉。著名学者、上海市图书馆馆长徐宝先生也从中周旋，经多方努力收到宝鼎后返回南京。为防再出意外，便将宝鼎秘密藏在办公桌下20多天。后来，通知了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移交给了派来的专门委员曾昭，使国宝回归了国家。后来中央博物院送给了徐伯璞一份毛公鼎的铭文拓本，以示纪念，并表彰他索回国宝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