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丽云

在中西美术交流研究中玻璃及其制品历来受到学界关注，融合了西方绘画技法的彩绘玻璃与玻璃镜画常常是探讨“西画东渐”的重要研究对象。笔者关注的是18世纪中国外销至欧洲的玻璃镜画，学界有“玻璃背画”（reversed glass painting）、“彩绘玻璃镜”（painted mirror）、“镜画”(Mirror Painting / mirror picture)等不同称谓。选择此类材料原因在于：首先，虽然玻璃画是一种源自欧洲的技艺，但在18世纪中西贸易发展的背景下发展成一种典型中国风味的建筑装饰与特殊物品。这些海外藏中国镜画的绘制媒材即平板玻璃来自欧洲，但却由中国广州画家绘制并配有洛可可式、齐本德尔式、英式、中国风或中式的外框，悬挂于墙壁上，兼具洛可可镜子与中国风绘画的双重性质。其次，用“空间观看”与性别的视角重新思考18世纪中国外销至欧洲的玻璃镜画会生发出一些新的问题。例如欧洲中国风建筑内部空间中的绘画与器物是如何摆放与观看的，中国外销艺术品的传播与收藏是如何与欧洲中国风设计关联互动的，18世纪女性的艺术活动与审美观念与中国风家居室内空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在18至19世纪的中西贸易活动中，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转变如何在镜子与玻璃镜画上有所体现，等等。

佚名 一对情侣 玻璃背画 约 1760—1780年

关于玻璃镜画的研究，杨伯达、胡光华、李世莊等前辈已做过较多论述，胡素馨女士在2015年《石渠宝笈》会议中的发言“‘镜中窥己’：乾隆时期视觉文化之折射”也极具启发性。巫鸿先生在北京芝加哥大学中心“空间的美术史”讲座中强调了镜子这种物品在东西方美术研究中的跨文化意义，镜子的投射与正、背两面的特点十分值得继续研究。而笔者认为玻璃镜画似乎将正反面融为一个交错的空间，在镜子背面绘画反转为镜画观看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有趣现象。

托马斯·约翰逊 中国风镜子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1750—1760年

想象乌托邦：17至18世纪

欧洲建筑室内的异域图景

欧洲思想中的东方情结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西方艺术中的东方影响在欧洲中国风时代之前就已经成系统的存在了。事实上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物品的确已经由中亚传入欧洲但数量有限。一直到1498年欧洲与中国间的海上航线建立起来之后，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才大量进入欧洲。17世纪东印度公司通过海上霸权供给欧洲来自亚洲的物品，来自中国的茶叶、丝绸与瓷器是极其奢华之物,因而使用者和观者多为商贸人员、宫廷和上层阶级。除了西方绘画，欧洲王室与贵族居所内的家具、墙面装饰与器物陈设对此都更为直接地反映，欧洲对于中国的认识逐渐从模糊的想象转变为知识性的图绘。讨论欧洲18世纪的中国外销玻璃镜画不能忽略其所处的整体建筑的空间环境与兴起渊源，尤其是欧洲17至18世纪中国风格的室内装饰的镜子设计。

约翰·林奈尔 中国风镜子设计稿 1755—1760年

18世纪中国风盛行，到中后期以伦敦丘园为代表的欧洲中国风达到顶峰。同时，中国外销家具、墙纸、雕刻、象牙制品、水彩画等源源不断进入欧洲。华托、布歇的中国主题系列绘画、纹样设计和以其为祖本的翻刻版画风靡欧洲室内装饰，例如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收藏奥伯尔布罗尼森林中的王室狩猎行宫缪埃特城堡镶板装饰画、瑞典德洛特宁王宫中国亭的室内装饰等。在欧洲中国风艺术中表现的中国景象及其居民是浪漫的、神秘的：壮丽珍奇的宫殿宝塔、参差不齐的树、如彩虹般色彩的植物、龙凤花鸟，气候宜人的风景中充满了山水与多节曲的虬枝，乡村郊野中有圆脸小嘴的孩童、戴灯罩状帽子的蓄须男子、着有繁复花草图案长袍且纤弱如风摇摆的美丽女子。人们穿梭于竹林亭台楼阁之中，或栖息在山石斜坡之上，或停靠在蜿蜒曲水之岸，以喝茶、放风筝、柳池垂钓消磨时光。中国风艺术中想象与描绘的中国人物与风景更多的是将源自对东方异域的想象转化为欧洲人倾向的图式。在18世纪的外销玻璃镜画中，尽管依然延续着这样的审美与图像特征，但却因为有了与中国的密切交往而有了明显的不同。

瑞典德洛特宁王宫中国亭 图片来自《德洛特宁的中国亭》

西方对于中国风艺术的评价褒贬不一，早期学者认为中国外销瓷器、绘画、镜画、屏风等物品与中国风瓷器、建筑装饰是用于满足好奇心的。16—18世纪中国与欧洲艺术间的交流与影响只是在装饰艺术的层面上展开的。认为洛可可的设计师们对于中国艺术天才所擅长的宏伟与庄严无动于衷，他们仅只寻求他那离奇和典雅的风格的精华。他们创造了一个自己幻想中的中国，一个全属臆造的出产丝、瓷与漆的仙境，既精致而又虚无缥缈，赋予中国艺术的主题以一种新颖的幻想的价值，这正是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苏立文也认为：“这股席卷欧洲的中国风尚，或拟中国风尚，只限发生在次要的、装饰性的艺术范围内，或者是在像于埃和皮耶芒的阿拉伯式图案及拙劣的仿制品上，还有主要采用洛可可风格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家具、纺织品和墙纸上……但是这股中国风对高层次艺术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斯泰西·斯洛博达（Stacey Sloboda）在其《中国风：18世纪英国商业贸易与装饰》（Chinoiserie:Commerce and Critical Orna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一书的引言就提到重新评价中国风以及卧室中的外来物品与性别、社会地位的关系。

昂纳《中国风》一书中提到的大约制作于1747年的中国镜画

对于欧洲18世纪中国风建筑大家并不陌生，但其建筑中的陈设尤其是来自中国物品的摆放似乎很少提及。伦敦丘园中国塔设计师威廉·钱伯斯175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家具、服饰和器皿之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Furniture, Dresses, Machines and Utensils）一书序中提到了中国风建筑不十分适合欧洲环境中的功能，是多元景观的需要。此外还有丘园建筑室内陈列有四面大尺寸中国玻璃镜的文献记载。中国风建筑中陈列中国玻璃镜画的另一个实物例子是修·昂纳（Hugh Honour）的《中国风：可见的中国元素》（Chinoiserie:The Vision of Cathay）中谈到的一件约为1747年的中国彩绘镜，其所属的中国亭式建筑也幸运地保存下来。镜画的外框被设计成一种典型的中国风镜框样式即顶部为中国亭塔式。这样的设计还大量存在于室内的各类家具装饰之中。这类镜子可以使室内更加明亮、奢华，也让人想象其营造出的不同于现实的理想世界。

室内中国女子 玻璃画 1780年

比如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的18世纪50—60年代的一面中国风镜子，镜框中的建筑与植物元素造成的悬浮感与中国风绘画风格一致。该馆藏的另一面1760年的镜子，巧妙地将顶部设计为中国风园林建筑屋顶样式，镜子边缘延续欧洲枝蔓树叶的曲线形设计。镜子下部左右皆有一段楼梯通往中间的建筑空间，引导观者视线进入镜中空间并上升到穹顶上方亭中坐于枝蔓间的女子。女子左右下方两侧各有一龙，栅栏与楼梯等处的漆饰模仿自东方漆制家具，表现了中国风时代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镜子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想象与魔力，再加上异域文化元素的独特设计，这些中国风镜子给观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想象空间。房间里的墙面与天顶布满了炫目的金色线条框饰，包裹着镶板绘画与镜子。在18世纪的室内装饰中，镜子往往拥有十分特殊的位置。在17世纪，镜子还是较为昂贵的物品，甚至比艺术家画作还要贵。到了18世纪60年代以后，平板压铸玻璃技艺使得几乎每个房间都可以悬挂有镜子了，而不仅仅是在特殊的房间中存在。但平板玻璃失去了古代铜镜在镜背装饰的优势，或许这是镜框装饰与镜画出现的原因之一。

中国风镜子 1760年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从题材到媒材：绘画中的镜子与玻璃镜画

从历代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从水中倒影到青铜镜、从凸面小型圆镜到平整水晶镜的镜子发展史。除了可以照容、增大空间，镜子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寓意与象征。此外，镜子还代表着想象与魔力。17世纪玻璃镜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成为画家笔下的内容。镜厅或镜子是巴洛克与洛可可艺术中的重要内容，但由于造价颇高，仅仅皇室与贵族消费得起，例如蓬巴杜夫人的镜子十分高大是为了照映出她的发型。18世纪玻璃制造蓬勃发展，镜子成为家具、壁炉架上的普遍装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也使得欧洲商人携带平板玻璃到达中国成为可能。广州玻璃很早就受到域外玻璃制作工艺的影响，1684年海禁放开，平板玻璃与玻璃镜随之抵达。具体最早什么时间绘制玻璃镜画开始在广州出现很难考证。

海外现存玻璃镜画的具体数目还没有一个总体的统计，原因在于由于玻璃画是特定时代的中西贸易交流的产物，其材质、工艺制作与购买人身份的原因都导致最初的原产量远远小于瓷器与水彩画。但可以确定的是欧洲藏玻璃镜画的制作年代多集中在18世纪中后期，对此美国卡尔·克劳斯曼的《中国外销装饰艺术》一书已有一定的研究。18世纪中期来华的欧洲人随身携带玻璃或镜子，请中国画师绘制上花卉等再带回欧洲。据记载威廉·钱伯斯在广州就雇佣了广州画师修先生（Siou Sing Saang）于1748年绘制中国服饰的玻璃画。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产生了：既然欧洲的玻璃镜与彩绘镜子达到了很高的技艺，为何要购买中国的玻璃镜画？西方对于中国画家制作玻璃镜画的兴趣反映了欧洲流行的将版画固定在玻璃背面的做法，即通过中国画家的技法获得一件直接绘制在玻璃上的多彩原作而不仅仅是一张版画。此外，根据现存作品可以看到许多玻璃镜画的所有者或者所属建筑设计者大都有来华经历。

彩绘镜子 1750—1760年 南京博物院藏

从现存海外藏中国镜画看，笔者认为从功能上可分为纪念性肖像与欣赏性两类。Margaret Jourdain将玻璃画的主题分为三类：1.花卉、花丛、鸟的静物画；2.中国场景或风景中的单个或多个人物；3.具有中国风情的人物或者景色。玻璃镜画的图像大多描绘置于中国风景环境中的欧洲人、湖亭园林中悠然居住的中国清代皇室贵族女性或者夫妇与孩童一起的幸福图景等。此外，还有一类外销玻璃镜画是镶嵌在家具内的，有的描绘的是中国古代女性照镜的图像。由中国画家运用西方运来的玻璃板材料与技法制作的玻璃镜画到达欧洲建筑空间之中却明显地呈现出“中国风”的特质，是欧洲18世纪中国风建筑装饰的一部分。史贝霖（Spoilum）是很少留有签名的玻璃镜画师，他为生活在广州的美国与英国船长、商人绘制了大量肖像。现存的署名为Spoilum的作品是两件玻璃镜画，绘制时间在1770—1785年间。镜画中空间背景是树、船、海，有趣的是作者有意将画中人物与背景风景用窗帘幕布分隔开。画家很可能是在室内有类似的场景布置，形成较为模式化的“摄影式”肖像。由于中国外销水彩画与摄影逐渐取代玻璃画成为记录中国的重要手段，西方人已经不再对定制有中国风景的肖像画留作纪念怀有兴趣，这可能是玻璃镜画制作罕见于19世纪的原因之一。

在现存玻璃镜画中有比史贝霖作品更加早的作品。画中的英国人端坐在椅子上，桌上摆放有中国瓶花与瓷器，背景是中式风景。不同的是，除了运用幕布，作者还加有西方建筑元素，并且是一个半开放的室外建筑空间。

孔佩特在研究广州十三行时曾指出，“中国画家专为西方人绘制的外销画被当作冒险航行并（很可能是）大赚一笔后的精致纪念品，带回家挂在餐厅和会客室。或许，正因为中国外销画的奇特，才吸引了洋商和船长前来购买。”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广州十三行是不允许外国女性居住的。于是有中国风景的女子肖像镜画就显得不同寻常了。1835年英文报纸《广东邮报》(CantonRegister)上的广告似乎可以说明一些原因：“如果他们希望在下次彗星访问地球之前的有限时期内永生，毫无疑问，最好是为母亲、姐妹、情人、知己、妻子留下一幅比在她们心目中更英俊漂亮的肖像——蓝阁画的，只要15块钱，罕见的传神！”我们从两幅男女肖像画中似乎看出画家作出的改动，帆船似乎是男性身份的象征，而女性旁边的树枝上有一只鸟。除了西方人物与中国风景结合的镜画，清代人物与园林题材依然颇受西方市场欢迎，尤其是园林中的夫妇或情人。

佚名 风景中的英国人 玻璃镜画 英式原框 1749—1750年

有一幅镜画描绘了园林风景中的一对夫妇，绘制精致细腻。以中国清代夫妇为题材的镜画数量较多，有的为坐在岸边娴静读书，有的则是眉目传情。这类镜画符合洛可可时期多绘爱情题材的特点，而又像是家庭和美的愿望体现。这类田园风景夫妇肖像画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时期的英国绘画，例如伦敦国家美术馆藏托马斯·庚斯博罗《罗伯特·安德鲁和他的妻子》，时代为1748—1750。

第三类镜画描绘的是风景园林或室内的中国女子。她们有的坐在岸边，有的演凑乐器。瑞典德洛特宁王宫中国亭书房中的一组镜画得到学界讨论较多。这组12件绘有中国女性演奏中国乐器的镜画是在中国广东制作，年代在1777年或之前。琵琶、琴、笛等中国乐器对于西方人来说是新奇的。这组镜画的特点是背景不做风景描绘。在相同主题的镜画中，有的将中国女性置于中国建筑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门外描绘的并不是平川或庭院，而是河流山川。这是一个排斥闲杂人等的湖中幽静之所，也似乎暗示着这是西方人通过航海才能到达的远方国度。18世纪的玻璃镜画中很少看到行业的世俗百态，而呈现出远离市井喧嚣的田园图景，似乎还保持着中国风时期对于中国的态度、概念。

瑞典德洛特宁王宫的中国建筑中悬挂的一组镜画之一

瑞典德洛特宁王宫内仿布歇绘画与中国外销艺术装饰 图片来自《德洛特宁的中国亭》

观图与观镜：玻璃镜画的空间观看

玻璃镜画的工艺还有许多令人迷惑不清的地方。有的是在镜子上画，首先要描出轮廓线，将周围的锡与水银去除。还有一种是画完后，在画后涂上水银。玻璃镜画的图像绘制与观看的反转性、镜面反射意义的遮蔽使其在空间性观看层面有着独特的意义。因为镜子的特殊处理，这些镜画都呈现出蓝灰色调子。空白处留下的灰色就是镜子背面的水银。透过玻璃看画，故而画面有一层光泽。但在反射强光时，部分图像反而消失了，体现出镜画反射与画面呈现的矛盾。

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镜画

此外，由于制作镜画的工艺有反转的程序，故而在制作中会产生同样底本但却方向相反的现象。

家具上的镜画观赏则不同于悬挂的镜画，需要使用者打开柜门才能看到图像。也有如同清宫那样展现在外的玻璃镜柜。有一件作品巧妙地绘制了镜中女子观镜的图像，让家具的功能一目了然。通过玻璃镜画的图像细读与观看功能的思考继而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即这些玻璃镜画的所有者与观者是女性还是男性？这也是对近来学界运用女性视角探讨17到18世纪欧洲中国风格艺术与物品的一个再思。首先要明确的是“女性艺术空间”一词强调的是性别的视角思考而非女性主义的艺术研究。中国风的热衷者最典型的莫过于欧洲君王，但梳理欧洲中国风建筑与设计的历史不难发现很多是为女性而设计的。18世纪欧洲时尚富有的女性用中国物品装饰家居空间。而在中国风绘画、镜子与玻璃镜画中，对女性的描绘与形象塑造也颇费巧思。

19世纪，许多欧洲的宫殿与私人庄园转化为博物馆。在詹姆斯·斯图尔顿的《伟大的欧洲小博物馆》中介绍的巴吾斯博物馆的前身是约翰·巴吾斯夫妇的私人庄园。除了醉心于旅行、艺术收藏，妻子约瑟芬还是一位画家与法国艺术赞助人。她的收藏可以称得上一部欧洲艺术史。除了收藏欧洲艺术品，她还收藏大量的中国瓷器与中国风家具。她的绘画作品题材为风景，并没有看到同时期男性艺术家对瓷器与女性的描绘。一方面体现了当时西方艺术的时代特点，另一方面似乎体现了她与家居空间、女性气质的决裂与遮蔽。

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镜画（局部）

回想欧洲中国风建筑中室内空间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装饰与陈设，当时的观者很难将目光集中在尺寸不大的玻璃镜画上。而对于到过中国的西方人，玻璃镜画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纪念。最后，观看玻璃镜画有时不能兼具镜面照容与图像观赏的双重功能，因为有时镜面的折射性会因图像而隐含或遮蔽。

小结

欧洲“中国风”的兴起不仅源自对东方异域的迷恋，还与欧洲启蒙运动将中国视为理想国的思想密切相关。从对镜子边框设计的热衷到玻璃镜画的出现，体现了镜子作为艺术表现题材与绘画媒材的多样性，折射出18世纪中西贸易背景中美术交流的图景。融合了中国人物形象、建筑场景、山水风景与西方技法或工艺的镜子与玻璃画，体现了使用者与制作者对理想家居空间的向往。玻璃镜画虽是西方油画的早期传播，但却具有传统卷轴画的优雅与韵味。通过这些中西存世的18世纪玻璃镜画，可以看到欧洲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与不同文化时期的审美趣味。■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专业在读博士；本文为2016年9月中央美术学院王逊美术史论坛发言稿部分内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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