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碑刻资料的结集, 学界掀起了研究会馆的热潮, 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会馆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苏州、四川、新疆、云南等地区, 会馆分布的指向, 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北京地区, 白继增、白杰《北京会馆基础信息研究》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4年) 中, 通过对北京会馆史料的梳理和实地调查, 详实考证了北京会馆的起源, 揭示了会馆诸多表象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 指出北京会馆是资本主义萌芽挑战、科举制度互动、行会组织创新的产物, 并将其内化为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通过分析北京会馆的成因, 也为处理城市管理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提供了思路。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 (《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从工商业发展角度, 对明清北京会馆的出现作了分析。除此以外, 胡春焕和白鹤群《北京的会馆》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年) 从1415年前后两个阶段分析了北京会馆的发展, 认为前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后期是科举制度的产物。还有学者对会馆的由来作了介绍, 如汤锦程《北京的会馆》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4年) 。上述研究主要关注科举制度对北京会馆的影响。不少研究认为, 由于北京地区的特殊环境, 会馆带有浓厚的封建性。

学界对于苏州和上海地区会馆成因的研究, 主要着眼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会馆出现的主要原因。如洪焕椿《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及作用——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 (《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涉及会馆成因, 从农业、手工业、市场、城市等方面详细论述了苏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除此以外, 马斌和陈晓明《明清苏州会馆的兴起:明清苏州会馆研究之一》 (《学海》1997年第3期) 、吕作燮《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和公所》 (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 、马敏和朱英《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等也大都反映了“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 商贾辐辏, 百货骈阗”的局面。

从表面上来看, 苏州会馆和上海会馆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但是具体来说两地的经济发展也存在许多差异。潘君祥《上海与苏州会馆公所的发展比较》 (《都会遗踪》2013年第1期) 根据两地会馆建立的时间、数量、分布范围, 认为上海开埠以前, 苏州经济发展程度高于上海, 开埠后, 上海行业性会馆远远多于苏州, 而且社会功能扩大, 经济发展更为充分。

学界对西南会馆成因的研究, 主要致力于对移民政策以及文化差异的考订。明末清初的四川战乱造成人口大量减少, 政府的优惠政策促使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四川, 因此出现了“湖广填四川”。云南也是设行省后, 移民通过屯田、经商等形式进入。而移民间的文化差异又强化了同乡情感, 出现了会馆。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刘正刚《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 (《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 、蓝勇《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 (《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罗群《从会馆、行帮到商会——论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发展与嬗变》 (《思想战线》2007年第6期) 、马晓粉《清代云南的商人会馆及其经济影响》 (《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 、何绪军和王银田《清代四川地区湖广会馆的产生与社会整合》 (《三峡论坛》第2017年第4期) 。上述研究在考察会馆成因时, 也突出强调了文化差异, 反映了移民会馆在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大致而言, 学界虽对于不同区域会馆的成因进行了具体研究, 对宏观的会馆研究予以佐证, 但考察问题的着眼点仍是寻求共性, 研究视角仍停留在科举制度、商品经济、移民政策等范围内, 较少深入某一区域进行个案分析。

在这个问题上, 有一些学者关注会馆的基本属性, 即地域性, 给予会馆成因研究以不同的考察视野。前揭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中, 最早从观念形成、层次扩延、分割局面、自然趋势几方面论述了乡土观念, 并提出乡土观念是支持同乡组织的一种精神力量。此后,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 (学生书局, 1966年) 详细分析了籍贯观念产生的原因, 认为会馆的演变反映籍贯观念的深化。关于同乡情感与会馆出现的关系, 王日根《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商务印书馆, 2003年) 、曹燕和隋福民《明清时期移民经济对会馆、公所兴起及区域市镇化的影响》 (《人文地理杂志》2007年第4期) 等也先后论及。上述研究考察会馆成因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同乡情感, 各类研究都探讨乡土观念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会馆建立所起到的作用。抓住会馆的本质属性, 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会馆, 有利于提升会馆研究的高度。但是倘若深入研究会馆的实质, 还需将会馆与其实际运作相结合。

2

明清会馆的性质:多静态, 少动态

学界对于明清会馆性质关注很多, 成果丰硕。会馆是明清社会的传统组织, 涉及人口流动、区域发展、社会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因此, 会馆的性质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对于会馆的性质, 由于研究旨趣和问题意识的不同, 学术界对其界定也不尽相同。会馆性质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成果首推郑鸿笙《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 (《国文周报》1925年第19期) , 该文根据组建动机, 将会馆视为财团法人和公益法人, 并与社团法人和经济法人进行比较, 首次清晰阐述了会馆的性质, 并结合公所、公会的概况, 分析了工商业发展的原委。

其后, 受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影响,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将北京会馆界定为行会组织, 并根据参与者的身份, 分为官商共建、同乡商人、同行商人三种类型。该文长于对会馆的细化考证, 但是置于资本主义萌芽框架下的研究。这一阶段相关成果还有洪焕椿《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及其作用——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雷大受《漫谈北京的会馆》 (《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汪士信《论明清商人会馆》 (《平准学刊》第3辑, 1986年) 等。上述成果也为后来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1988年, 马敏、朱英发表了《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 (《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 提出不应该将会馆笼统界定为行会组织, 将会馆按照参与者身份, 分为工商业者创建、仕商共建、各地文武官员创建三种情况。该文发表后, 影响较大。

关于会馆参与者的身份, 谢俊美、王卫平、何炳棣等也先后论及。谢俊美在《清代上海会馆公所述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中称, 清代上海会馆的性质, 在鸦片战争之前, 是少数仕宦绅商领导的封建商业社会的民间团体;鸦片战争之后, 演变为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团体。该文将会馆置于动态研究之中, 反映了晚清上海的社会变动。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论及乾隆中期以前会馆功用时指出, 由于商人的比例不断增加, 会馆的性质逐渐由同乡性质的团体转变为工商业行会组织。

此外, 还有不少学者从会馆属性、数量、内部运作等相关问题入手, 对明清会馆性质进行研究。

根据会馆的地域及行业属性,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称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城市所建立的同乡组织。还有一些日本学者, 如加藤繁《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 (商务印书馆, 1959年) 、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的研究》 (张正明等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 通过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 将会馆分为同乡组织和同业组织。另外, 一些期刊论文, 将会馆的性质进行了界定, 篇目如下:张忠民《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 (《史林》1999年第2期) 、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冯尔康和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 (沈阳出版社, 2002年) 等。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会馆中同乡和同业交叉的特点,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将会馆的这种组合特征称为“复合结构”, 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复杂性;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也提出会馆是地域性和行业性二重统一的组织。

从会馆的地域构成上界定会馆性质的成果也有很多, 如王日根《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刘正刚《北京广东会馆的地域构成》、侯宣杰《清代以来广西城镇会馆分布考析》 (《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7期) 、胡春焕《北京的会馆》等。上述研究都是从地理分布角度对会馆性质进行空间上的界定, 也表现出会馆分布的广泛性与层次性。

还有一些学者在会馆的数量、内部运作等问题上, 对会馆的性质界定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如吕作燮《试论明清时期会馆的性质和作用》 (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 通过分析各地在北京建立会馆数量, 反映出北京的会馆多数不是工商业性质。赫树权《驻京同乡会馆是纯商业性质的》 (《商业研究》1990年第1期) 全面论述了会馆的起源、宗旨、资金筹建、机构设置、业务收入等, 认为北京同乡会馆是纯商业性质的。这是对以往学界将北京地区会馆视为试馆的一种反驳, 启示人们重新思考会馆的性质。

以上观点可谓是众说纷纭。由于问题意识不同, 学者们采用不同标准界定会馆性质, 各有其合理性。不过从会馆分布数量、属性、参与者、地理分布等角度研究明清会馆性质, 比较局限于表面的考证, 即使有一些个案研究考察了会馆的内部结构, 也多是在地域属性所界定的范畴下进行简略研究, 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超越同乡组织层面的讨论。但是任何一种会馆所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 性质绝不能只停留在原始的地域属性上, 性质的界定及其相应职能的发挥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会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组织, 涉及多方面的问题, 因此必须将其置于运行的具体场景中, 结合会馆本身的结构及其与权力的关系, 才能加以深入分析。正如严昌洪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 中提出的, 不应该以会馆公所的名称来区分这类社会组织的性质, 而是应该按照其组建动机、运行机制、活动内容来确定其性质。

3

明清会馆的功能作用:多肯定, 少质疑

会馆是明清社会变迁的产物, 同时它也不断调整内部结构功能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最早对会馆的功能进行全面分析的学者是窦季良, 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同乡组织之研究》中, 通过举例全面论述了会馆在创建、全盛、衰微、转型这四个阶段中所具备的功能, 指出其由最初的神道与互助功能, 发展为社区建设, 并逐渐演化为救济与慰劳功能。他认为会馆的新功能不仅扩至社区, 也延及家乡, 甚至整个国家民族, 首次从历时性角度展现了会馆的动态发展。窦季良在社会性质大讨论的学术背景下研究同乡组织, 为明清社会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异于家族史研究范畴的蹊径。笔者认为, 这样的研究重新认识了会馆, 也重新认识了明清时期社会的转型, 在很大程度上将会馆引向动态研究的路径。

在这一研究路径下, 严昌洪、王日根等也先后论及会馆的功能。严洪昌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一书中论及会馆的功能演变, 提出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 会馆由传统的“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项功能逐渐演变为研究商务、参与政治、兴办教育, 反映了社会风俗的近代化。王日根也在《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 (《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中指出, 随着社会的变迁, 传统工商会馆日益丧失原有的功能, 在建立行业规范、对外开展商战、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也有学者从内外两个方面, 对明清时期会馆功能进行研究。张忠民撰写了《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一文, 改变了以往专注于会馆自身的考察之风, 着眼于会馆公所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张忠民将会馆的功能与作用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内部的功能作用, 即对会馆公所内部事务的处理;另一个是外部的功能作用, 即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张忠民在文中也强调了两方面之间的联系, 同时也是从共时性角度对会馆的功能作用作了梳理。何绪军、王银田《清代四川湖广会馆的产生与社会整合》也将湖广会馆在移民社会中的角色分为内部整合和外部交流两个方面, 揭示了会馆在明清社会变迁中扮演着“调节器”的角色。除此以外, 黄友良《四川同乡会馆的社区功能》 (《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 、丁长清《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与区别》 (《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蓝勇《清代西南移民会馆名实与职能研究》 (《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刘正刚《清代四川的广东移民会馆》 (《清史研究》1991年第4期) 、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等也先后论及会馆的功能与作用。

关于会馆的功能作用, 很多学者都持肯定态度。郭绪印撰写了《评近代上海的会馆 (公所) 、同乡会》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一文, 他指出老上海会馆的五项功能——互助功能、公益功能、中介功能、维权功能、规章约束功能, 与对大都市工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相一致。宋钻友也在《一个传统组织在城市近代化中作用——上海广肇公所初探》 (《史林》1996年第4期) 中, 以广肇公所为例, 对于会馆公所的功能给予高度评价。还有洪焕椿《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及其作用——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秦祖明《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同乡组织》 (《理论月刊》2010年第12期) 等也大都论述会馆的积极作用。

不管是从历时性角度理解会馆的功能, 还是从共时性角度将其分为内外两方面, 都从静态研究视角将会馆从一种纯粹的同乡组织的藩篱中剥离出来, 将明清会馆置于动态研究之中, 这对理解明清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上述研究大都对会馆的功能与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并没有深入了解会馆在明清社会中所产生的全面影响。谢俊美《清代上海会馆公所述略》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除了提到会馆公所对于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之外, 对会馆公所的落后性也予以关注, 指出会馆的地区性、排他性造成了上海众多帮派的存在, 不利于商业的进一步繁荣。梁元生在《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中, 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诠释:上海开埠以后, 宁波帮和广东帮在经济、政治中的竞争与冲突, 对上海经济发展及权力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 从会馆的实际运作出发, 深入、全面地了解会馆的地域性对明清社会变迁的影响, 才能真正认识会馆的功能作用。

4

明清会馆的演变:多宏观, 少具体

会馆在清末民初保留了一段时间后逐渐转型。20世纪90年代, 王日根撰写了《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 (《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 从社会整体史角度, 对明清时期会馆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宏观的勾勒。从形成、兴盛、蜕变三个时期, 分析了明清会馆的发展概况, 展现了会馆发展的阶段性, 同时也印证了明清社会的变迁, 是对明清会馆的变迁过程进行宏观性描述的代表性研究。除此以外, 他还撰写了《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 (岳麓书社, 2003年) 等。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的演变述要》对清代会馆的演变进行分析, 认为至清中叶会馆逐渐突破地域, 走向同业联合, 后来又转化为同业公会。

从阶段演变的视角考察明清会馆变迁的有徐鼎新、郭绪印、宋钻友、虞和平等。徐鼎新《旧上海工商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历史考察》认为上海会馆公所在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因素的影响下, 逐渐演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该文详细介绍了这些工商团体的不同形态、发展道路和作用范围, 揭示了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宋钻友也对明清会馆演变问题写过几篇专论, 如《从会馆、公所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兼论政府与同业组织现代化的关系》 (《档案春秋》2001年第3期) 就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传统会馆公所与同之相演变而来的同乡会和同业公会之间的差别;他的《一个传统组织在城市近代化中作用——上海广肇公所初探》中, 以上海广肇公所为个案, 分析了传统组织如何完成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过程, 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也折射出民国以后会馆的演进;在另外一文《民国时期上海同乡组织与移民关系初探》 (《学术季刊》1996年第3期) 中也提及近代上海两种不同形式的同乡组织的此消彼长。郭绪印《评近代上海的会馆 (公所) 、同乡会》通过比较会馆公所与同乡会在组织成员、建筑、活动及功能上的异同, 传达了它们之间的演进关系。此外, 丁长清《试析商人会馆、公所与商会的联系和区别》 (《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张忠民《清代上海会馆公所及其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秦祖明《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同乡组织》等对其演变也有所论及。

总的来说, 学界对明清会馆演变的关注还不够,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会馆演进过程的宏观勾勒、比较前后的异同上。其实, 会馆作为地域性的社会组织, 经过清初的发展, 其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呈现非常复杂的局面, 至清末民初社会转型, 又引起了很大的变动。而会馆的演进在不同地方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并且各地会馆改制的过程对地方影响也有所不同。因此, 不仅要把握明清会馆演进的宏观过程, 也要深入到具体地方进行考察, 才能了解会馆的动态发展。

通过整理明清会馆的成因、性质、功能作用及其演变, 笔者发现以学术的创新性而论, 明清会馆研究仍有相当大的学术空间可以拓展。

首先, 构建跨学科的会馆研究的理论体, 以伴随会馆所产生的同乡认同为切入点, 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理论, 深入分析会馆的社会行为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其次, 挖掘研究深度, 拓展研究论域。从两方面着手深化区域会馆研究:一是将会馆置于区域内, 考察会馆在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演变、角色、功能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二是将区域会馆置于“整体史”的视域下, 以跨越地方性视角, 开展不同区域会馆的比较与互动关系研究, 努力避免地方会馆研究成为“碎片的历史”。

最后, 完善方法, 加大史料挖掘力度。使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方法, 转换角度, 扩展会馆研究的视野。

排版 | 杞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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