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简介范文（精选8篇）

鲁迅作品简介

《药》写于1919年4月25日，作品通过对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愚弄人民的罪行，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惋惜地指出了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作品以华老栓夫妇给儿子治病为明线，以革命者夏瑜被反动派杀害为暗线，两线交织，结构完整。

《故乡》，作者是鲁迅，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五月《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的，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大多取材于真正的现实生活，它深刻地概括了1921年前的30年内，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的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藤野先生》是鲁迅的一篇回忆散文，作者从东京到仙台学医的几个生活片断，其中有东京“清国留学生”的生活情况，有东京到仙台的旅途回忆，有在仙台的食住情况，也有受到日本具有狭隘民族观念的学生的排斥，还有一次看电影受到的刺激，而重点却是记叙藤野先生的可贵品质。本文内容丰实，笔意纵横，形散神凝，错落有致，一条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线索贯串了全文，使每个看来似乎是平淡无奇的生活片断闪耀着夺目的光华，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笔下深受封建制度蛊害的代表作人物，他因科举考试的失败，造成了人生的悲剧。就是这样一个假知识分子的形象，深刻的揭露了社会的腐败及科举制对人们的危害。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人们的愚昧无知。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是鲁迅短篇小说集《彷徨》的第一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出版的上海《东方杂志》半月刊第二十一卷第6号上，后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欢呼辛亥革命的爆发，可是不久就失望了。他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帝制政权虽被推翻，但代之而起的却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封建社会的基础并没有彻底摧毁，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宗法观念、封建礼教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在《祝福》里，深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阿Q正传》鲁迅著名的中篇小说。1921年12月起，用巴人笔名陆续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为背景，通过雇农阿Q的受压迫，要反抗，最后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悲剧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农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及其不彻底性。小说对阿Q饱受摧残的遭遇寄予同情，表现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对赵太爷等反动势力则给以有力鞭挞；并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痛切批判，表达了力图唤醒农民的觉悟、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热烈愿望。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公认的名作。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篇描写鲁迅童年生活的散文。写于1926年9月18日，最早发表于同年10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九期上，副题《旧事重提之六》，后由作者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一曲谱写幼年往事的优美乐章。在这一脍炙人口的散文中，作者以如诗的笔触舒卷自如地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

《在仙台》是鲁迅的《藤野先生》文章中的一段

包括《一件小事》《狂人日记》《鸭的喜剧》《端午节》《故乡》《孔乙己》《药》《阿Q正传》《兔和猫》《戏》《**》《头发的故事》《明天》《白光》 《彷 徨》（共11篇）

包括《在酒楼上》《肥皂》《示众》《高老夫子》《长明灯》《伤逝》 《幸福的家庭》《离婚》《兄弟》《祝福》《孤独者》 《故事新编》（历史小说集，共8篇）

包括《补天》《奔月》《理水》 《采薇》《铸剑》《出关》《非功》《起死》 散文诗及散文集: 《野 草》（散文诗集）《朝花夕拾》（散文集）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唯一一部回忆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朝花夕拾》共收入10篇作品。包括：对猫的厌恶和仇恨的《狗〃猫〃鼠》；怀念长妈妈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长与》；批判封建孝道观念的《二十四孝图》；表现封建家长制阴影的《五猖会》；描绘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无常》；写童年之事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揭露庸医误人的《父亲的病》；描写一个心术不正，令人憎恶的衍太太形象的《琐记》；最使鲁迅感激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农》。杂文集: 《而已集》 《二心集》 《坟》 《花边文学》《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补编》《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集外集拾遗补编》《南腔北调集》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附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热 风》 《三闲集》《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其他作品: 古籍序跋集 文序跋集 汉文学史纲要》本书系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一九三八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

《中华读书报》消息, 最完整的一套《鲁迅大全集》近日完美收工。本书共计1500万字, 33卷, 编入了鲁迅的创作、翻译、古籍整理、绘画、书法、画册编纂等全部作品, 与过去的鲁迅全集相比, 新增文本近百个。除此之外, 还增加了两类文字:一是过去全集未收的演讲记录20余篇;二是同代人回忆文章中的鲁迅语录。《全集》囊括了目前传世的全部鲁迅著作, 还收录了鲁迅未发表的文章200余篇。据介绍, 大全集采取编年体编辑体例, 可以清晰地发现鲁迅的思想精神轨迹和来源, 呈现原生态的鲁迅系年长廊, 最大程度地将真实的鲁迅展现给读者。《全集》的点校、注释价值中立, 不褒不贬, 是非留给读者公断。最难得的是, 周海婴老先生生前将鲁迅当年赠送给妻子许广平的共20多件手迹文物, 一并交给《鲁迅大全集》编委会辑录出版, 公布于世, 充分体现了周家后人为弘扬鲁迅精神的无私奉献和宽广胸怀。据悉, 《鲁迅大全集》首次还实现了作家文集搜索数字化。

《中国青年报》消息, 针对当前的中国教育问题, 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开出了各自的药方。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强调:“中国政府应该出台更多抑制不平衡现象的政策, 比如改善教育状况, 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教育, 让更多的人在本地受到好的教育。”199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论物理学家马丁努思·韦尔特曼以自己的祖国荷兰为例, 说6000万人口的国家有2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好的治学传统。韦尔特曼说:“荷兰人经常这样教育孩子:一个人的最大成就是在科学上有所建树, 而不是经商、赚钱。所以, 小孩从小就知道要多读书。”二是荷兰的教育质量高, 主要是有好的教师。韦尔特曼说, 荷兰许多中学老师科研能力非常强, 有些人本身就是科学家。可是他知道, 目前中国的中学还做不到这一点。“一名好的中学老师对一个人的成长促进作用非常大, 我佩服的杨振宁先生, 就是因为有一位名叫吴大猷的好老师。”韦尔特曼说道。

关键词：鲁迅 儿童 幼儿本位

“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涌进中国，这其中也包括自l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发展着的儿童观。在卢梭《爱弥儿》的译介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家树立的新的儿童观的冲击下，对儿童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当时“人的解放”相呼应，1918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征求关于“儿童问题”文章的启事。同年9月，鲁迅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新文化运动的强大推动下，儿童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1917至1921年，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我国讲学，他提出了以“儿童本位论”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儿童观，主张儿童是起点，是中心，是目的。“五四”时期的先觉者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杜威思想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鲁迅。

鲁迅强调儿童的成长与国家、民族未来的联系，认为儿童“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励衰，有系于此”。鲁迅用他启蒙者的视角发现儿童，关注儿童。儿童，成为他为之“呐喊”的又一群体。

一、救救孩子

鲁迅最为痛心的是那些在封建染缸里身心遭受熏陶并学会了参与“吃人”的少幼者。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该作以它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深刻揭示与批判震撼人心，同时又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的呼喊，显示了鲁迅关心下一代，寻求变革社会新途径的热切愿望。为什么要救救孩子，孩子的危险与错误是谁造成的？如果从这些问题出发，就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孩子的危险来自于他们成长的环境。一句话，那就是一个充满杀机的生存空间，一个“吃人”的社会。

《狂人日记》描写： “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街上竞看见一个不很能走路的小孩，也知道拿了一片芦叶指着他道：“杀！”咸亨酒店专管温酒的小伙计，孔乙己教他写字，小伙计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小伙计很不耐烦，努着嘴走远。不谙世事的小伙计对孔乙己没有同情心，另一方面，小伙计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这周围的庸众视角，代表着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冷漠的环境背景。孔乙己被封建制度吃掉了，小伙计和咸亨酒店的人同样被吃而不自知，却讪笑着观看孔乙己的被吃，这就更具悲剧色彩。小伙计是鲁迅笔下 “麻木”的小“看客”。

孩子如果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当然要“吃人”或“被人吃”。所以，要救救孩子。孩子的生活、情趣应是什么样的，健康的成长环境应该什么样的，鲁迅在他的作品里也有充分的表现和描述。

二、快乐的孩子、有趣的童年

在鲁迅笔下，描写得最充分的是闰土、阿发等农家少年形象。鲁迅用注满深情的笔调抒写他们的纯朴、善良、活泼、机敏以及那充满童趣的乡野生活。毫无虚饰地表达了他对这些少年朋友的热爱。

《故乡》里的少年闰土，有着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地，在这明丽的图景中，闰土手捏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作者以饱满的热情，以传奇的手法极其简练而传神地勾画出少年英雄的形象，对这位活泼勇敢的少年朋友充满了热爱。他还能装弶捉小鸟雀，“心里有着无穷无尽的稀奇事”。《社戏》中的双喜、阿发和闰土一样热情善良，对来自书香门第的“我”亲若一家子。来了远客，农家的孩子都来陪伴游戏。我们一起放牛捉虾、摇船摘豆。钓到一大碗虾自己决不吃，照例全要送到客人嘴里，但当看到客人不会放牛，连走近牛身都不敢时，他们却毫不客气地嘲笑起来。最为迷人的是在朦胧的月色中，乘着大白鱼似的航船，嗅着豆麦水草的清香，去观赏社戏。孩子们看社戏。归航肚饿摆不动船，便打主意偷一点河旁田里的罗汉豆来煮着吃。鲁迅在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里，力透纸背地凸现了小伙伴的纯厚、诚挚、善良、机敏能干，这是江南水乡少年栩栩如生的童趣。

儿童对大自然有着成年人所不及的特殊敏感。百草园是“我”的乐园，“我”在草木虫鸟中玩得乐此不疲。注目于菜畦的“碧绿”、桑椹的“紫红”、蜂与菜花的“金黄”，聆听到鸣蝉的“长吟”、蟋蟀的“弹琴”与“油蛉”的低唱，大自然是如此吸引儿童，在三味书屋读书却向往那杂草丛生的百草园。封建教育关住了孩子们的躯体，却关不住他们天真活泼的心灵。

三、鲁迅的儿童观

鲁迅不仅在作品里描绘了什么样的孩子是快乐的，在理性高度上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主义的深切呐喊，而且从思想的高度提出了理论主张。

（一）以注重未来为核心的儿童观

鲁迅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深刻指出了：将来是“子孙的时代”，“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预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1]（P295）一言以蔽之，国运兴衰，系于儿童。鲁迅痛恨过去的儿童教育，寄希望于未来：只有全新的儿童才能造就出全新的未来中国。“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2]（P566）为未来的新中国，鲁迅呼吁：父母要千方百计地使“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3]（P135—136）

（二）“幼者本位”的儿童观

鲁迅痛心地看到：“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4]（P135）鲁迅认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不同，“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5]（P80）。“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6]（P35）由于鲁迅真切地了解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在中国教育史上，鲁迅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幼者本位”的儿童教育观。“幼者本位”就是把儿童作为世界的中心，了解儿童心理，尊重儿童人格，培养儿童兴趣，发展儿童个性，丰富儿童的物质文化生活。“幼者本位”的主张，是当时先进儿童教育思想的代表。它彻底否定了封建“杀子”文化，首次发现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在人类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千百年来，中国的父子关系是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鲁迅从整个人类生命延续的角度来考虑，认为每个人都只是生命延续的“中间物”而已，父子关系是一种自然的伦理关系。鲁迅号召人们，“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要做“人”之父，就要求“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7]（P135）。

四、对今天儿童教育的启示

当前，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我国教育改革、特别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鲁迅的教育主张尊重了儿童的天性，也体现了当今素质教育的理念，对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时下我国儿童教育功利性太强，一味强调专业教育、特长教育，鼓励孩子参加各类特长班，互相攀比，甚至不少学校还大搞提前教育，学前班学小学的内容，小学学中学的内容，选用高一级教材，几乎占用了儿童所有的休息、娱乐时间，培养所谓的“超常儿童”，还美其名曰“不要让孩子输在超跑线上”。看着幼儿园的孩子那稚嫩的小手用力握着笔，写所谓的家庭作业，真为我们的幼教感到痛心，幼儿的胳膊没有足够力量，写字的姿势大都不正确，不良的学习习惯就这样养成。兴趣班上多了，不少孩子反而厌学、逃学，甚至离家出走。时代变了，物质生活提高了，但今天的孩子却不快乐了，没有了玩伴、没有了和自然的亲密接触、 没有了美好自由的童年。各种教育美其名曰都是为孩子着想，为孩子的未来着想，“成人本位”的思想替代了“儿童本位”的思想，今天的儿童的父母不应该忏悔吗？

八十年前，鲁迅在《风筝》一文中，曾经仟悔他年轻时拆毁弟弟制作的风筝，摧残了儿童的天性。他写道：“偶尔看了一本外国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的儿童观告诉我们，教育就是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和发展的特点，对儿童进行正确的指导，发展他们的智力，养成健全的体魄、高尚的道德，教给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这样的儿童才能做好明天的主人。

审视一番今天的儿童教育，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上世纪初的批评于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感。

注释：

[1]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5]鲁迅：《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7]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鲁迅：《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先生是我们大家认为我们最了解的中国作家, 从中学时代起, 教科书就把我们带入他的世界, 在不同程度上给读者心灵中留下了作者的形象, 然而时间使鲁迅先生的形象变得复杂。

随着我们长大，我们开始探索鲁迅先生更多的文章，不再是以前易懂且略带童趣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亦或是《阿长与山海经》，我们开始读更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鲁迅先生其人其事也开始渐渐为我们所知。于是我想说说，我眼里的鲁迅先生和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如何的。

我觉得提到鲁迅先生不得不提到鲁迅精神，早在1937年，即鲁迅逝世一周年，毛主席在发表题为《论鲁迅》的讲演时就总结过鲁迅先生身上不灭的民族精神有三个，首先是政治的远见，由于中国现代各种思潮本身的政治性，由于中国现代社会阶级分裂的激化，使得斗争的选择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政治内容，并且没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就必然成为被时代播弄的糊涂虫。鲁迅先生最突出的特点——他现实主义的冷静与清醒，正是他有随着时代发展的进步意识和不断提高的政治觉悟才获得的。其次是斗争精神，并且表现在鲁迅先生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会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再次是牺牲精神，鲁迅先生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锋指向他所憎恶的一切。最后把这三点综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一生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向世人塑造和展现的他所特有的民族精神。之所以引用毛主席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是因为主席的评价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并且我深刻的感受得到主席对鲁迅先生在逆境中所显示的反抗意识和不畏强暴的性格特征，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认同和由衷的钦佩。无疑，主席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是很高的，不管现在关于鲁迅先生有多少论争，我始终觉得主席的评价是正确的方向，鲁迅先生为塑造顽强不亢的民族魂做出了一个文人所能做的一切，作为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开拓和先驱者, 鲁迅先生在小说、散文、诗歌、散文诗、杂文这些领域中都作出了崭新的建树，而且他的文学作品既是深刻理性思维的结晶, 却又包含着烈火燃烧般的情感, 以及鲜明灵动的形象, 璀璨华美的文采, 鲁迅先生写出了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被压榨和欺凌中间, 不断挣扎、抗争、追求和探索一条崭新道路的心灵史、性格史和文化史, 从而渗透出异常独特的思想魅力和艺术魅力, 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经典。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能征服那个时代的人们，也能征服这个时代的我们，不正是因为他的精神具有新时代仍能传承的证明么，无论如何，我是很钦佩鲁迅先生的。

因为鲁迅先生涉猎的文学体裁很广泛，而我还未能把鲁迅先生的所有作品都细细品味，所以只能凭借我所读过的来谈谈我眼里鲁迅先生的作品。

鲁迅先生的作品我觉得代表了中国最广大民众(在其文章中被称为奴隶、下等人、卑贱者、被吃者)的根本利益, 反映了他们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历史要求。并表现了他本人对假、恶、丑社会现象的绝不调和的批判态度，以及对中国下层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这在其作品《阿Q正传》、《药》、《祝福》中均有体现。例如浑浑噩噩的小混混阿Q鼠目寸光、盲目跟风；孱弱可怜的小栓被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丧命而不知；善良懦弱的祥林嫂得不到解救竟求助于迷信的无知而悲惨的一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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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近一直在读鲁迅的东西，从他的小说、故事新编到杂文，我深深地被鲁迅先生先进的思想观点所吸引，他总是能够以犀利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的诟病，即使将他的这些言论适用于当下也仍不觉得过时，以至于我强烈地渴望将他的作品一饮而尽。

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他对当时的整个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生在苦难中的国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他仿佛又是一个站在历史潮流之外的一个旁观者，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眼望穿了所有的历史，冷眼相看着在滚滚波涛中挣扎着的我们，我们的挣扎在他看来只是自作聪明的徒劳罢了。因此我在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时总会情不自禁的有一种我们深处同一时代的错觉，他在一百年前所讽刺所揭露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仍是如此，他所痛恨的国民劣根性仍然在这片土地上大行其道，是社会太顽固还是鲁迅先生对社会太过苛刻呢！

在一个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时代里，醒着的人是最痛苦的。何况是像鲁迅这样太过清醒的人。任何事情都被他看的如此透彻，就连充满浪漫情怀的爱情在他的笔下也变得如此的理性。“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是《伤逝》里的主人公涓生在经历了生活和爱情的斗争之后作出的选择。他们的爱情也算开始的轰轰烈烈，然而最终他们的爱情还是被残酷的生活埋葬了。我始终认为鲁迅笔下涓生对子君的爱情是真的，他愿意为子君与几个朋友绝了交，只是生活需要的并不是不顾一切的激情，而是甘于平淡的那一份泰然和面对困难时的不离不弃。涓生始终无法忘却翅子的扇动，当爱情归于平淡之后他那颓唐了很多的翅子却依旧渴望飞翔。所以我认为涓生抛弃了子君实质上是生活抛弃了爱情。当一个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系的时候，他还可以拿什么来供奉爱情，此时爱情之于他只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得他无法喘息。就如鲁迅的故事新编《奔月》里的嫦娥，她偷食了后羿的仙药独自飞升至月宫，在爱情与生活的博弈中，她和涓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鲁迅笔下的爱情是现实的，然而却是普通老百姓的真实写照，每天只问柴米油盐酱醋茶，不问爱情为何物，这就是生活。

当我看到鲁迅的《铸剑》和《我们怎样做父亲》时，我被鲁迅先生的观点强烈震撼到了，他向国人思想中的根深蒂固人伦道德标准发起了挑战。生长于莫干山边，我是从小听着干将莫邪的故事长大的，对于眉间尺为父报仇这一环节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对。在看《铸剑》时我始终揣测不出鲁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然而当我接触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思想，再去回顾《铸剑》，一下子我就觉得豁然开朗。维系父母与子女的纽带本该是纯自然的爱，而非由人伦纲常编织起来的枷锁。长辈希望孩子过得好，那么就该以孩子为本位。而在《铸剑》里眉间尺就是他父母的一个复仇工具，因此即使牺牲性命他也要实现为父报仇的目的。假使做父母的是爱自己的子女的，那么就该尽力使子女远离这些恩怨纠纷，使其更好的成长。然而即使是在现在，虽然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对我们的影响减弱了，长也辈自以为是爱幼儿的，但是仍然很少有人能够真的做到理解、指导和解放，更何况社会要以孩子为本位呢。把孩子视为私有财产，家长掌握着孩子绝对的决定权的现象比比皆是。现在的孩子从小就被告知要以学习为重，失去了发

展自我兴趣的机会，以至于被沉重的学业负担压得无法喘息，孩子的天真和灵性也被磨灭殆尽。待到孩子渐渐长大，父母又希望决定其事业、婚姻等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于上个世纪，然而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评论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人称“文思革”。代表作：小说集《呐喊》《阿Q正传》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华盖集》等。

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县。青年时代受达尔文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898年更名为周树人，字豫才。1902年公费至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理想以自己的双手去治病救人，后因战乱纷起改行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见《呐喊》自序）。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留日归国，任时两级师范（现杭州高级中学）生理、化学教员，兼日语助教。其讲课及所编《生理学讲义》，深受学生欢迎。同年冬参加木瓜之役。1918年首次以鲁迅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为新文学典范。1927年与许广平女士成婚，生有一男，名周海婴。有3个侄女。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后于1981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六卷）。2005年出版《鲁迅全集》（共十八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小说中《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较为知名。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先生一生的写照。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 1

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

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其中《少年闰土》一文选进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六年级上册，《少年闰土》一文选自鲁迅的小说《故乡》。

1918年起，先后发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名篇，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家庭背景

出生日期：清光绪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

出生地：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鲁迅原名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至三十八岁，使用鲁迅为笔名。

祖父：周福清（1838～1904），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溪县知县，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1861～1896），字伯宜，曾改名文郁，秀才，闲居在家。因肺结核而死。

母亲：鲁瑞（1858～1943）当地举人鲁希曾三女，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兴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家庭：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 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 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挂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 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 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博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鲁迅全集

“太宰鲁迅”的形象是注入了过多个人要素的太宰治的自画像,太宰治自我的投射这个观点在研究中一直占据主流,而藤井省三在《太宰治的〈惜别〉与竹内好的〈鲁迅〉》一文中反对这种观点,肯定了太宰治在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力的同时创造了具有“真实性”的鲁迅形象,对于形象研究起到了质的改变,这个观点同时也得到了董炳月先生的支持。在笔者看来,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正确性,但同时忽略了《鲁迅全集》在鲁迅形象创造上起到的具有决定性的媒介作用。太宰治的确努力在创造一个真实的鲁迅,但是这个“真实的鲁迅”不是现实的鲁迅,而是厚厚的《鲁迅全集》中的鲁迅,所谓“自画像”,是以鲁迅的作品为颜料的描摹,所谓“投影”说是太宰治透过《鲁迅全集》的影像,鲁迅的作品在《惜别》中起到连接鲁迅与太宰治的重要作用,太宰治通过阅读《鲁迅全集》,在心中形成了一个主观理解的鲁迅,这便是“太宰鲁迅”的来源。我们通过具体分析比较可以发现“太宰鲁迅”包括的外在和内在的形象基本上都可以在鲁迅作品中找到对应文字。由于笔者本人实为才疏学浅,对于《鲁迅全集》无力全面细致对比研究,只能发现一些有明显的影响痕迹之处,实际存在之处肯定不仅如此。

一、鲁迅作品对《惜别》的影响

太宰治本人并没有见过鲁迅,《惜别》的创作素材除了他到仙台的实地考察,参考日本的研究论著(小田岳夫的《鲁迅传》,竹内好的《鲁迅》)外就是利用鲁迅的作品了,藤井省三曾说:“太宰治没有‘无视鲁迅的文章’主观捏造鲁迅的形象,他是在认真通读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之后,根据鲁迅的文章创作出的《惜别》。”应该说,鲁迅的作品在太宰治的创作中影响是最大的,小说甚至有大量对于鲁迅作品的直接化用,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在《惜别》中既有“鲁迅”回忆自己身世时明显地对《朝花夕拾》的化用,也有“鲁迅”的谈吐举止与其杂文暗相契合的地方,在小说情节上基本采用了《藤野先生》的框架,当然除去那些明显的化用外,并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相似相像的地方都确实来自于鲁迅的作品,并不排除太宰治是通过其他的资料甚至于艺术想象的写作,但是这些呼应之处应该受到鲁迅作品的影响是有很大可能性的。另一方面《惜别》与鲁迅的作品相对应、相呼应的地方,实际上何为化用、何为间接地影响二者有时是难以区分的。不论是在人物、环境还是情节上《惜别》都深受鲁迅作品的影响,而笔者在下文只针对“鲁迅”这一形象受到影响进行探讨。

二、《惜别》中深受鲁迅作品影响的“太宰鲁迅”

(一)不爱旅行、五音不全的鲁迅

鲁迅第一次出场时就让同船去松岛游玩的“我”感觉“很像城里人,十分文雅,无论怎么看,都比我更像一个秀才”。太宰治这样的描写也许是更多受到鲁迅在日留学时留下的照片的影响。但去松岛游玩应该是根据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写到的“最幸福的事实在是莫过于做旅人,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这一句话的想象,太宰治将鲁迅喜爱的松岛作为了与“我”见面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对于日本的印象常提及的就是秀丽的风景,“日本风景优美,常常怀念。”( 《致山本初枝》)“日本为旧游之地,水木明瑟,诚足怡心。”( 《致李秉中》1931 年2 月15 日) 所以“太宰鲁迅”在小说对松岛赞不绝口。松岛被比作日本西湖,但在《惜别》中鲁迅对家乡的西湖却不以为意,不知道是不是太宰治看到过许寿裳的回忆文章,从而受到影响,在许寿裳的回忆中鲁迅并不爱游玩,即使对西湖美景只是说平平而已。也正是在这次偶遇中“我”又听到鲁迅跑调的《云之歌》,对于鲁迅唱歌跑调这一有意思的描写,日本评论家藤井省三认为可能是太宰治发现对于视觉艺术(鲁迅有着多篇美术、戏剧、电影等视觉艺术的文章和翻译作品)十分感兴趣的鲁迅对音乐却很少谈及,可以说发现鲁迅本人对音乐兴趣寥寥之后的大胆想象。在接下来中鲁迅干脆承认:“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可却不大喜欢风景。还有一个不太擅长的,就是音乐。”不爱旅行,五音不全的外在形象的鲁迅不得不说是有凭有据的艺术创作。而在第一次交谈中鲁迅不停地使用德语,也许是太宰治在阅读了《朝花夕拾》后得知鲁迅在中国的新式学堂里学的是德语的缘故。而鲁迅在使用日语时严格遵守“对小孩子讲话用小孩子的语言,跟女性说话使用女性语言”的准则,又说“日本的美学实际上非常严格”。鲁迅从语言到日本美学在他的文章里也有相应的体现,在他翻译的童话《桃色的云》的序中说:“由我看来日本语实在比中国语更优婉。而作者又能抓住他的美和特长,所以使我很觉得失了传达能力。”

至于鲁迅的身世和回忆,太宰治则直接是化用(甚至可以说是摘录)了大段大段的《朝花夕拾》,还有《呐喊》中的《社戏》也被太宰治化用在小说其中,这些都十分明显不再赘述。

(二)鲁迅的思想

鲁迅的思想性格在《惜别》全书主要分为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鲁迅的“日本观”(包括中日对比),思想中流露的主要是鲁迅对于日本的肯定,模仿日本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对于“科技救国”的否定和对“文艺救国”的追求。这两个重要思想又是相交融的,小说中鲁迅在逐渐深入认识日本的过程中发现日本发达的原因不单是先学习西方的科技,而是其国民性中优秀的那一部分,因而鲁迅的“日本观”深入和完善使得他改变了原来的道路,太宰治通过这篇小说提供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弃医从文”的新见解。

1. 对日的肯定态度

对于日本的肯定态度是“太宰鲁迅”的重要特征,一些评论者认为《惜别》中的鲁迅身上有过多太宰治本人的投影,也有些评论者认为太宰鲁迅的亲日态度无疑暴露了太宰治写作的政治目的因而予以否定。笔者认为这些评论虽然有其正确性,但忽视了“太宰鲁迅”的思想性格很大程度上是由《鲁迅全集》中透露出来的鲁迅本人的思想组成,“太宰鲁迅”对于日本一直保持着正面赞赏的基调,这并不是太宰治作为日本人自夸自大,这也是现实中鲁迅本人一贯的思想(也是当时留日的学生的普遍观点)。虽然留日是鲁迅人生中重要的经历,鲁迅也结交了许多日本友人,但我们很难找他对日本的系统的评论,也没有刻意在思想论文化论或国民性论这种学术论究的层面上去研究日本,提出自己的日本观,但是他对日态度片段地呈现在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中,秉持着“拿来主义”的鲁迅是出于学习和借鉴日本的实际考虑出发,从而始终是从正面把握和阐述日本,很少论及日本的缺点和坏处,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说到自己翻译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文明批评集《出了象牙之塔》:“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博国人的快意。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因此在《惜别》中鲁迅常常在中日对比之中褒扬日本,可以说是太宰治阅读了《鲁迅全集》之后发现了鲁迅的对日的思想倾向后的有根据的书写。

在《惜别》中青年鲁迅认为,对日本的“忠”是日本思想的最大特点,“日本的思想被统一在‘忠’”,认为日本思想为“忠”的一元论,在鲁迅的作品中难以找到类似的表达,对于封建思想深恶痛绝的鲁迅先生怕是也难以对源头来自于中国的日本的“忠”的思想有太多好感。如董炳月先生所说这显然是太宰治构想的“东洋图景”,也是他希望借助“翻译”传达给中国读者的基本理念。那么《惜别》之中的鲁迅对于忠的赞扬是完全出于太宰治的个人想象和意图吗?笔者认为并不是这样,在书中鲁迅是将中国的“孝”(中国以孝治国)与“忠”相对比谈起的,青年鲁迅说中国的“孝”成了统治者权谋诡计的工具使得“被统治者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不孝的罪名被杀”,并且认为中日的“忠”是不同的,中国是“帝位巧取豪夺反反复复”。因此,中国的“忠”成为“复杂而暧昧的东西”,而日本则是“万世一系的皇室俨然地治理日本”,日本的“忠”是“干脆爽快、朴实无华”的。青年鲁迅的这些发言显然是从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得出来的,在这篇杂文中鲁迅说:“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既然鲁迅反对虚假的“忠”,反对以“孝”统治民众,太宰治也许便从此得出鲁迅对于日本的虔诚的“忠”是肯定的态度。接下来“太宰鲁迅”称“二十四孝”为愚蠢的传说,这又无疑是对杂文《二十四孝图》的化用。另外,不知是否可以作为佐证,鲁迅对于“忠”的重要体现之一的武士道异于他人地持肯定态度,在《〈三浦右门卫的最后〉译者附记》中评论说“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甚于我国的名教……他们古代的武士,先是藐视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藐视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的确有一些区别。”

“我”与“鲁迅”刚见面之时,青年鲁迅感慨中日差别时所说:“现在的清国,若一言以蔽之,那便是怠惰。”体现了现实中鲁迅最为重要的日本观,清国是怠惰,而日本正是与之对应的认真。鲁迅先生立足于日常的感性角度,去体味日本人对待事物的方式,提出了认真是日本人最大的长处,同时是现实中中国人最缺欠的品质。在《新的女将》及《宣传与做戏》这两篇文章中讽刺一些人喜欢做戏、喜欢装点门面,而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又说“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与鲁迅交谊深厚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下了鲁迅的话:“中国的四亿民众是染上了重症,而那病源,我以为就是我说过的马马虎虎,那种无所谓、怎样都行的敷衍的生活态度。”因此“那便是怠惰”。绝不是太宰治随随便便写出的一句抱怨而已,这是与鲁迅作品中乃至现实鲁迅的思想的呼应点。

小说中的鲁迅谈到了对于中国人的故步自封和日本人善于学习的特点,他说:“日本很早就意识到科学的力量,并率先学习了科学……成为东洋最先进的独立国家。”又说:“对于东方各国而言,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不只是中国才有古代文明,印度拥有,埃及也拥有,但是那些国家的现状又怎么样呢?”这又是太宰治对于鲁迅思想的转译,鲁迅在译作《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说:“之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

2.“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

太宰治认为“幻灯片事件”只不过是鲁迅转变的一个导火线,在《惜别》中太宰治更强调鲁迅受到当时文艺思潮的影响,产生了更多的思考,从而渐渐地发生了思想转变,为了集中表现鲁迅在“科学救国”与“文艺救国”的抉择,于是才有在“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这一章里,鲁迅大段大段地谈及对于封建礼教的批评以及通过文艺改造思想、改造国民性拯救中国的观念,为接下来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做铺垫,在鲁迅先生著名的文章中也多是针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和中国道路的探索,所以笔者不再赘述,在阅读的过程中大家也必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在鲁迅近似于演讲的长谈中,太宰治又再度引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魏晋人士的例子,“魏晋时期竹林隐士等等,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礼’这种思想的堕落,才逃到竹林,饮酒度日……”于之前“太宰鲁迅”与“我”讨论中国的“孝”与日本的“忠”时候的发言相呼应。另外,在小说接近结尾时候鲁迅赠予“我”的那篇阐明自己对于文艺的看法;文艺对于大众的作用的名文,便是《摩罗诗力说》中的一节。

我们知道鲁迅是大力推崇科学的,但在《惜别》一开始鲁迅就说“把科学用于娱乐是很危险的”“有许多原始形式的快乐。由酒发展成了鸦片,中国变成什么样了呢”,发展到小说最后“我已经全部抹杀了科学救国论”。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鲁迅所说的:“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鲁迅先生还尖锐地批评说:“麻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现实中鲁迅虽然对科学本身是一贯地持肯定态度的,但对于科学的使用却有着深深的担忧,因为人如果不改变,外物如何发达,也终究是徒劳的。另外,《惜别》中鲁迅的那句“我认为叫爱迪生的发明家,是世界级的危险人物”是明显对鲁迅杂文《电》的利弊那句“前年纪念爱迪生,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的化用了。

于是小说中的鲁迅由对科学(医学)救国的向往到怀疑再到否定,又在留日期间(通过中日比较)渐渐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思想从而决然地投身于文艺事业中。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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