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格拉底的审判

从历史上来讲，哲学与政治之间的鸿沟始于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定罪。这件事在政治思想史上作为转折点的意义就相当于对耶稣的审判和定罪在宗教史上的意义。苏格拉底之死令柏拉图对政治生活深感绝望，同时开始质疑苏格拉底教义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的政治思想传统正是由此发端。事实上，苏格拉底没能说服他的法官相信自己的无罪和功绩，而这在雅典公民中的优秀者和年轻人那里是显而易见的。这使得柏拉图对说服（persuasion）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我们很难理解这种质疑的重要性，因为“说服”是对古语peithein 的一种非常弱的且不充分的翻译。在雅典有一座神殿专门供奉着掌管说服的女神佩伊托（Peithō）。

peithein 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说服（peithein）专指言说的政治形式。雅典人引以为豪的是，不同于野蛮人，雅典人以言说而非强制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政治事务。雅典人把修辞视为说服的艺术，也是真正的、最高的政治艺术。苏格拉底在《申辩》（Apology）中的言说是一个伟大的范例，柏拉图也正是依据这篇申辩辞而在《斐多篇》（Phaedo）中写作了“修正的申辩”。柏拉图反讽地称他这篇修正的申辩辞“更具说服力”（pithanoteron，63b），因为它以一个死后世界的神话作为结尾，那个世界不再是单纯的说服，而是有肉体的奖惩和蓄意的恐吓。苏格拉底在雅典公民和法官面前为自己辩护的要点是：他的行为符合城邦的最佳利益。在《克里托篇》（Crito）中，苏格拉底曾向自己的朋友解释说，他非但不能逃跑，而且出于政治的理由，必须承受死亡的惩罚。如此看来，苏格拉底似乎既不能说服法官，也无法让朋友们信服。换句话说，城邦不需要哲学家，而朋友也不需要政治辩论。柏拉图的对话表明，这正是这一事件的部分悲剧性所在。

（苏格拉底肖像）

与柏拉图对说服的有效性进行质疑密切相关的是他对doxa（即意见）的强烈谴责。这一点不仅是贯穿柏拉图政治著作的一条红线，而且成为其真理概念的一块基石。柏拉图的真理，即便没有提及doxa，也总是被理解为意见的完全对立面。苏格拉底把自己的doxa 提交给雅典人不负责任的意见去裁决，并遭到多数票否决。亲历此事的柏拉图鄙视意见，转而追求绝对的标准。这些标准可以用来裁决人类行为，而人类思想也借此获得一定程度的可靠性。自此，寻求绝对标准成了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原始推动力，甚至对其纯哲学的理念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常常会提到，理念主要是一个标准性、衡量性的概念；或者认为理念的起源是政治的。考虑到柏拉图是把理念用于政治意图的第一人，这样的解释就显得非常容易理解和接受，尽管我本人并不认同。柏拉图把理念用于政治意图，就意味着把绝对标准引入人类事务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如果没有超越性的标准，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正如柏拉图自己常常指出的，我们不知道绝对的大是什么，我们只是经验到一些相对于其他东西更大或更小的东西。

无可否认，真理和意见的对立是柏拉图从苏格拉底审判中所引申出的最为反苏格拉底的主张。苏格拉底无法说服城邦，这本身就说明城邦不是哲学家的安全之所。这不仅是说哲学家因拥有真理而导致自己性命不保，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城邦保留了对哲学家的纪念就会导致城邦本身不被信任。既然公民可以宣判苏格拉底死刑，那么在他死后，公民们也自然会将他遗忘。只有当哲学家们受到鼓舞，以他们自己的团结来对抗城邦及其公民的团结时，苏格拉底尘世的不朽才是有保障的。反对哲人（sophoi）的古老论证，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再现。该论证指出：哲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来说是好的。然而，明白什么东西对自己是好的，正是政治智慧的前提；当哲人们出现在市场上时，他们看起来相当荒唐，像个笑柄。就像泰勒斯仰望星空时掉进坑里而成为乡下女孩的笑料一样。柏拉图将这个反对哲人的古老论证翻转过来以反对城邦。

三、西方政治哲学的诞生

柏拉图主张哲学家应该成为城邦的统治者。要把握这一主张的深远意义，我们必须牢记城邦所固有的针对哲学家而非艺术家和诗人的一些普遍“偏见”。在城邦看来，那些哲学家并不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来说是好的，更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城邦来说是好的。哲人王——这些有智慧的人——作为统治者，全然不是典型的phronimos （明智的人），即有理解力的人。具有实践智慧的人能够洞察人类事务的世界，从而有资格拥有领导权，尽管还不是有资格去统治。我们并不认为哲学——对智慧的爱，与这种洞见——明智（phronesis）是同一种东西。公共意见认为，唯独有智慧的人关心的是城邦之外的事情。亚里士多德也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他指出，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和泰勒斯是有智慧的，但不是有理解力的。关于什么东西对人是好的（anthrōpina agatha），他们没有兴趣。柏拉图不否认哲学家关心的是永恒的、不变的、不属于人类的事物，但他并不认为哲学家因此就不适于扮演政治角色。而城邦认为，哲学家由于不关心人类的利益从而变成无益之人的危险始终存在。柏拉图对此并不认同。这里，善好（agathos）的观念与我们在绝对意义上所说的“善好”（goodness）无关，它仅仅意味着对什么东西有好处（good-for），有益的或有用的（chrēsimon），因此是不稳定的、偶然发生的，它不必然是其所是，反倒总是有所变化。对哲学令公民失去健康人格的指责，暗含在伯利克里的著名表述中：philokaloumen met’euteleias kai philosophoumen aneu malakias（我们热爱不带有夸张的美，我们热爱不带有软弱和怯懦的智慧）。我们通常认为软弱和怯懦与对美的热爱相关，但古希腊人不同，他们在哲学中看到了软弱和怯懦的危险。希腊城邦中到处是美的展现：雕塑、诗歌、音乐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但哲学不是对这些美的事物的热爱，它关心的是与人类事务领域无关的真理问题。哲学使其追随者脱离城邦并且不再适应城邦。柏拉图主张统治权属于哲学家，因为只有哲学家能够看到善好的理念，最高的永恒本质。柏拉图反驳城邦的两条理由是：（一）哲学家对永恒事物的关心并不会导致哲学家变成无益之人；（二）永恒事物甚至比美的事物更“有价值”。柏拉图回应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道，神而非人才是衡量一切人类事物的尺度。这不过是上述主张的另一个版本。

柏拉图把善好的理念提高到理念领域的制高点，把它作为诸理念的理念，这是他在洞穴隐喻中提出的，同时也必须放在这样一个政治语境中来理解。在柏拉图的传统中长大的我们如此考虑是再自然不过了。显然，柏拉图是被古希腊广为人知的美与善好（kalon k’agathon）的理想所引导的，因此意义重大的是他决心追求善好而非追求美。从诸理念本身的视角来看，理念被定义为表面会发光之物，而美的东西，只是闪耀光彩而不能被使用，因此更有理由成为诸理念的理念。善好的东西与美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在于，善好的东西可以被使用，并且其本身具有一种有用性。这种差别不仅仅是对我们成立，甚至对于古希腊人更是如此。只有当理念的领域被善好的理念所照耀，柏拉图才能将理念用于政治意图，并在《法律篇》中形成其理念政体。在这种政体中，永恒的理念被转译成人类法律。

在《理想国》中看似严格的哲学论证，完全是由苏格拉底被审判和处死这一政治经验所激发的。城邦为关心永恒的、非人类的、非政治的事物的sophos（哲人）划定了一条界限。第一个跨越了这条界限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而非柏拉图。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在于一个误解。城邦所未能理解的是，苏格拉底并没有主张自己是一个sophos（哲人），一个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并不认为智慧是属于凡人的，因此当德尔斐神谕说他是最智慧的人时，他从中看到了反讽：知道人类不可能具有智慧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城邦不相信苏格拉底，并要求他承认自己像所有哲人那样在政治上是一个无益之人。不过，作为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确实没什么可以传授给他的公民的。

苏格拉底不以哲人自况，而是对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设计了他的真理专制：统治城邦的不是暂时的善好，而是永恒的真理。人们可以被世俗的善好所说服，却不能被永恒真理所说服。很明显，苏格拉底的遭遇向我们显示：唯有统治权或可确保哲学家尘世的不朽，而城邦被认为是应该为其所有公民确保尘世的不朽。由于所有人的思考和行动都受到自身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健忘性的威胁，哲学家的思想也就遭到了有意的遗忘。如果没有城邦，人们根本无从奢望不朽和稳定性。然而，向其居民确保不朽和稳定性的城邦，对于哲学家的不朽来说却是威胁和危险。哲学家与永恒的事物打交道，他们所感受到的对于尘世不朽的需求要小于其他人。然而每当哲学家试图关注城邦公民时，这种超出尘世不朽的永恒性就会与城邦产生冲突。只要哲学家向城邦传播他的真理（即对永恒之物的反思），那真理马上就会变成诸多意见中的一种意见。真理会失去它的特质，因为没有可见的标志可以将真理从意见中区别出来。永恒之物被带入人们中间的刹那就会转瞬即逝，以至于单是与他人讨论永恒之物就已经威胁到爱智慧者活动领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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