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人类死刑执行方式的演变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血亲复仇”孕育了人类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思想萌芽和价值根基。在早期社会，人们更多地启动私力救济处死同类，方式多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国家及法律诞生后，死刑成为一种文明。借助于国家刑罚权处死同类的做法更为正当与便捷。不过，早期国家的死刑执行方式却充斥着暴力与震撼，死刑场亦弥漫着浓厚的血腥味。国家刑罚权的操控者和行刑者们变着法儿地设计如何从肉体上消灭这些该死的同类。作为最大的肉刑，磔、醢、脯、枭首、腰斩、炮烙、剖腹、五马分尸、凌迟等光怪陆离的死刑执行方式往往使得死刑场演绎为屠宰场。 

　　然而，现代司法文明理念要求人们在处死同类时，应该给予其作为人类应有的尊严，即尽可能地减少痛苦或者尽量避免使用过于残忍的手段，于是注射这一充满人道性的死刑执行方式开始被推广。 

　　当然，即便在今天，死刑执行方式也并未完全摆脱血腥味。在信奉伊斯兰教派的国度里，人们还在采用“石刑”这一充满血腥的执行方式。在西方国家，电刑、绞刑、毒杀等给人类带来巨大身体痛楚的死刑执行方式亦颇受青睐。在我国，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注射和枪决两种死刑执行方式。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还存有其他的死刑执行方式之可能，只不过若采用，应当事先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只有一种死刑执行方式。但多样的死刑执行方式亦会制造一些麻烦。 

　　首先，任何死刑执行方式都面临技术缺陷的问题。比如采取枪决的方式，需要更为高超技术(如精准的射术)的同时，还要综合执行者的情绪、场地、风向等因素，饶是如此，也难以保证做到零失误(一枪即能毙命)。即便技术相对成熟的电刑和注射死也无法做到毫无差池。事实上，越是高超的科学技术，越容易出现失误。当然绝大多数科技事故中，错不在科技本身，而在于操控科技的人。 

　　其次，绞刑等执行方式的技术缺陷还可能为贿赂行刑者留下空间。据说，颇受康熙倚重而官至两江总督的噶礼，犯事需要正法，在绞刑的最后关头，他贿赂刽子手，嘱其在他还没有断气的时候，赶紧放入棺木，以便缓过劲来夜半逃生。可见，有经验的刽子手能够利用绳子的松紧程度操纵犯人的生死从而换得黑金。绞刑、电刑、枪决、注射都可能因为行刑者操作失误或者行刑者人为操纵而给受刑人制造额外的痛苦。所以现代刑事诉讼中，才有关于行刑者回避的规定，以防止行刑者徇私枉法、公报私仇。 

　　此外，多样的死刑执行方式将面临着公正与否的考量。即需要面临对何人适用何种执行方式的抉择。 

　　在等级分明的社会里，自然没有这样的顾虑。犯罪者身份不同死法岂能相同。在包公祠里，游客可以看到包公像左边木台上依次摆放着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三口铜铡，据传，其可分别铡犯罪的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及平民百姓。虽然横竖是一个死，但死也要讲究死法，不能乱了章法。殊不知，这种做法给予一部分人死的尊严，却以牺牲另外一部分人的尊严为代价。 

　　当下，法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倡言“平等”的法律理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基本原则。刑法平等原则显然更多指向刑法适用上的平等。如我国刑法第4条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里的平等不仅包括定罪量刑上的平等，也包括刑罚执行上的平等。作为一种刑罚适用方式，死刑之执行应当秉持平等理念，不允许存在差别待遇。 

　　问题是，只要存有不同的死刑执行方式，就至少会引起公正与否的纷争。譬如，为何要在不同地区或者针对不同的人而选择采用注射与枪决两种不同的执行方式，是因为经济原因，还是因为行刑对象差异?就我国目前司法实践而言，是否选择使用注射和枪决方式，似乎并非以地区经济是否发达为划分依据。即便如有的学者建议，按照不同的犯罪种类采用不同的死刑执行方式，即对暴力犯罪者采用枪决，对非暴力犯罪者采用注射。但是，这样做同样会犯了“违背人类生命平等”之大忌。那么，能不能转化一下思维，如有学者建议，让犯罪者本人来选择和决定死刑执行方式呢?这样做，是否切合实际，的确需要思量。不过，令我真正困惑的是，为何要规定多样的死刑执行方式，而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呢? 

　　关于死刑的存废，众说纷纭，已成为法治化进程中的难题，一时间难以破解，而几成共识的是，死刑执行方式的演变道路只能朝向人性化演变，唯有最为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才能安放人类的尊严与生命。 

　　(作者为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