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内存在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1959年发生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的事情。毛泽东对彭德怀上书一事看得很重。他在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稿进行修改时，写下了这样一些话：“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右倾机会主义。”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了共产党内、甚至中央委员会内部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提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代表人物”这个概念，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把阶级斗争问题引入到共产党内甚至中央委员会内部了。

●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

到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中国阶级斗争问题的估计又向前迈了一步。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专门讲了阶级斗争问题。与此前不同的是，毛泽东这次讲阶级斗争时，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提出了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要求，同时提出了“中国的修正主义”的概念。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不再称“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人物”了，而是称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认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有，党外也有，因此称之为“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

值得指出的是：对阶级斗争问题，当时党内高层的认识是一致的。

●毛泽东形成了党内有“豺狼”的认识

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发现，基层干部中问题很多，这反而使他形成了对阶级斗争问题更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基层政权已经有三分之一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修正主义分子手中，而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有根子，“朝里有人”。他把阶级斗争的眼光，由基层移向了中央，认为必须先在中央解决问题。因此他决定结束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防止修正主义的试验，决心发动一场气势磅礴的大革命，从中央到地方，在各个领域里，全面解决问题。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当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就对要向他汇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实际上，毛泽东在1964年底已经形成了这个认识。他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就提出了“先搞豺狼，后搞狐狸”的概念。他认为：中央一级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是豺狼，基层阶级敌人是狐狸。搞掉了豺狼，狐狸就好搞了，可以慢慢地清。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

●毛泽东提出“走资派”概念时与刘少奇发生了争论

正是在1964年底召开、在1965年初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的。而在形成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重点时发生的。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主要矛盾，是地、富、反、坏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毛泽东则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此时已经形成了“走资派”的概念。基于这一概念，他认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大批干部。”地主富农已经搞臭了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他还说，要把“四清”概念改变，由“清仓库、工分、账目、财务”变为“清思想、组织、政治、经济”。这实际上已经把“四清”提到了政治的亦即阶级斗争的高度。刘少奇则不同意毛泽东改变“四清”概念的意见而坚持原来的“四清”概念。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否定毛泽东意见的话来，甚至有时也随声附和毛泽东，但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十分明显的。

毛泽东不仅对刘少奇的观点十分反感，而且对刘少奇的态度也十分反感。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时，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不讲民主。他说：“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

这次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运动的重点的争论，虽然以刘少奇服从毛泽东而结束，但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认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派”

由于毛泽东早在1964年就认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主要危险在中央，所以他从那个时候起，就考虑要整中央的修正主义，而中央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代表是谁呢?毛泽东认定是刘少奇。但他认为，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问题，在中央有一批人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

为了整掉中央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毛泽东在1966年8月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在全党下发，随后又在全国各报刊上公布，之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词也在全国广泛传开了。各地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把要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统统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游街示众。他们夺权，也称之为“从走资派手中夺权。”从此全国陷入了动乱之中。

毛泽东虽然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他心中，还是把“走资派”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的。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时，提出对“走资派”，要允许改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他还提到党内也可以有派。他说：“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党内也可以有“走资派”。既然是“党内走资派”，那就是党内矛盾。对党内矛盾，就要按照党内矛盾来处理，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提出：对刘少奇、邓小平，“不能一笔抹煞。”要准许刘少奇、邓小平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次也没有提“走资派”一词。相反，他认为，刘少奇和邓小平只是犯了路线错误，“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

●从打倒“走资派”到解放老干部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事件。毛泽东鉴于出现林彪反党集团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林彪事件后，由他亲自提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从那以后，“走资派”一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提起的次数很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走资派”一词，不再见于报刊，动不动就给干部扣上“走资派”帽子的行为也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