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有媒体专题报道了近14亿人都能用上电的中国奇迹。40岁以上的中国人如果出身农村，相当大一部分应该有在煤油灯旁苦读的记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曾是几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所有中国人都用上电灯这个中国奇迹，不仅折射出70年来亿万中国人民风雨兼程的勤劳与忍耐，也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初心和担当。

让近14亿人全民用电，中国为什么能？“哪怕是1户人家，也要架18根电杆为1户供电，100年无法回本”。这种不计成本的“傻”事，恰为我们探寻中国道路的实质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导引。尽管对什么是现代化存在普遍性描述，但无论是通往现代化的道路还是现代化的形态，都存在个体特殊性的一面。中国道路是通向现代化的一个典型样本，新中国70年来的探索之所以表现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因为它预设和贯彻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规定，架18根电杆为1户供电的故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探讨中国道路，如果脱离社会属性分析，就会失去对中国道路特点和优势的把握，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接续探索的结晶。理解中国道路，首先需要正确评价前40年的历史探索。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一方面在于前40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构筑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时期经验教训的汲取。

理解中国道路，其次还需要聚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核心课题的探索成果。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改革的主攻方向。回头看，在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严重低潮的情况下，中国为适应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作出了引入市场经济、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安排，这个安排绝不是一个完全配合与适应资本逻辑的过程，在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恪守着社会主义的价值底线。

理解中国道路，还不能离开对中国未来追求的审视，这一点不仅具有价值导向功能，也是规范和完善中国道路的内在环节。日本共产党前总书记不破哲三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很显然，随着这条道路的逐步完善，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正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在中国道路逐步深化的过程中，从自辩到自信的历史性转换已经悄然开启。关于中国道路的历史评价，需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一方面，中国道路的探索仍然处于进行时态，道路自信并非意味着中国道路已经尽善尽美。我们是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有的学者在肯定性的基础上，将现实性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向实用主义。另一方面，道路自信包含面对问题的自觉和勇气。事实上，正是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与问题完善一道构成了中国道路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

70年的辉煌成就在促成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也再次激发起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未来的历史筹划和担当。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意旨中，推动理想与现实之间相互靠近是其中重要一环。中国道路蕴含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三重价值维度。探寻社会主义价值与实现现代化之间关系，贯穿于新中国70年民族复兴的征途之中。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将更多精力放在现代化建设上，当前则更多考虑平等、公平等社会主义原则的呈现。“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十八大以来党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正是基于这一判断的战略安排。

达成这一目标，关键在党。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内在关联在于，只有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道路的探索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轨道。要在现实生活中抵御资本逻辑对价值判断和权力逻辑的消极影响，党需要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展自我革命，这一革命的深刻程度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中国道路的完善程度与社会革命的深入程度。(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