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经》时代车马的种类与功能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如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的相继问世，舟、马、车已经完成神圣的历史使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出行进入了机械化时代。但在《诗经》时代,车马对人们的生活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是古代特别重要的交通工具，所以,人们常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舟车劳顿、人仰马翻、船到码头车到站等说法。这些交通工具承载着古人走过了几千年，可以说华夏文明是舟行、马驰、车载的文明。《诗经商颂·玄鸟》里面写道：“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旌十乘，大饎是承。”意思是武丁是商汤的孙子，继承了商朝的大业，率领十辆龙旗飘飘的马车前来祖庙祭祀，表明在奴隶社会的商朝前期，马车已经成为帝王的出行常用工具，但是气势不够恢弘，相当于后来的诸侯出行。

从《诗经》描述和史料分析,《诗经》时代的车分为以下几种:

——驾,是天子坐的车特定的称谓。分为大驾、法驾、小驾。古代帝王出巡，其乘舆前有道车5辆，游车9辆，以显“九五”至尊，两边有仪仗队和侍卫队伍。记录帝王出游盛况最仔细的是司马相如的名篇《上林赋》：“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霓旌，麾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于四校之中，鼓严簙，纵猎者。”

——轩，是身份高贵者乘坐的车。轩是一种曲轅，车厢前高后低、有帷幕的车，车身以兽皮装饰叫“皮轩”，鱼皮装饰的叫“鱼轩”或“夫人车”，只有大夫级别的人才有资格乘坐，诸侯的车称“路车”。驾车的一般是四匹公马，到了汉代有五马车，天子的为六马车。

——战车,战车是不带帷幕和篷的车，目的是便于作战。将帅乘坐“君子车”，根本区别在于旗帜的多少，帅车有两面旗帜，将车只有一面旗帜。士兵乘坐“戎车”，战车以乘为单位，有大小之分，重型的即为“元戎”（《大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驷马驱动“戎马既驾，四牡业业。”

春秋时期的战车是方形的，大约宽3米，驾上马车后，主长也是3米左右，一辆战车约占9平方米的路面，一般乘坐3人。每辆战车配备士兵75名，“千乘之国”则有士兵75000人。准确记载兵车首次出现在战场上见于《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佳鹰扬。”

——牛车，牛在古代充当运输工具，在诗歌里也偶有出现。《诗经·黍苗》一诗提及了“牛车”一事：“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周宣王时，召伯南营谢邑，率其徒众，犒慰他们，能使其大功告成，就曾用牛车运输物资。汉高祖建汉以后，因长年的秦末农民战争，马匹不足，就有大臣坐牛车上朝的例子。

——婚车，供女子结婚出行的专用车。这种车装饰华美、显示喜庆。《诗经·召南·鹊巢》云: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诗经》中多篇作品所描写的车马与婚姻有关,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形象的展示了周人婚俗场景,也彰显婚姻双方之身份、财力及婚礼的铺张气势。

——舆,一般是指平民乘坐的车,做工稍逊。《诗经》中描述的款式不多,此从略。

马按其用途可分为以下几种:

1.驿马，官用马，用来传递军情、官方文书或信函的马匹，此类型的马对体力和速度要求严格，需日行400里以上才达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贯通全国的驰道和直道，各地设立统一的驿站，以方便传达命令和传输军情，自此历代均有驿站。一直到清代洋务派在全国设立邮局之后，才逐渐取消了“飞马传书”之传统。

2.战马，军用马匹，供骑兵所用之马。战马和驿马比较，要求更加严格，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和专业的训练，战马大规模投入作战始于赵武灵王军事改革。到汉武帝时期,西域出产的汗血宝马为马中上乘。在对匈奴三次大规模的作战中，汉朝损失的马匹高达几十万，数量之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到了元朝,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西征，是凭借强悍勇猛的骑兵纵横驰骋，到达东欧平原的，震撼了中世纪的欧洲。

3.车马,专指打仗或田猎拉车之马。驾车围猎在《诗经》时代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制度。驾车围猎之所以在当时很盛行，一方面与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及动物习性有关。《小雅·吉日》云:“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在这样的情况下，单靠个人力量是难有好收获的，所以北方狩猎往往是“千骑卷平岗”。另一方面，驾车围猎盛行还与军事选拔、军事操练相关。壮观的田猎活动，就是他们在娱乐中进行军事训练的一种方式。《左传隐公五年》语：“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通过四时田猎习练车马骑射以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狩猎也有选拔战士，训练作战本领的因素。

三、《诗经》时代车马的社会影响

1.对战争的影响。战争是一个永久性地历史话题，任何民族的历史里都包含有战争的成分。《诗经》作为我国古代一部具有史诗性的著作，产生大量记载战争方面的诗篇就成为一种必然。《诗经》约有40余篇是直接描写战争的。诗经时代，是以车战为主的时代。《诗经·采薇》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猃狁孔棘！这里的车马描写，既渲染了周军声威，又显示了车马对军容之重要。

2.对田猎的影响。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曾经历过原始的渔猎时期，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自然不能例外。在《诗经》时代，渔猎依然是先民们获取生活物资的重要途径。《诗经》体现了中国古代狩猎诗的第一个高峰，《诗经》中有14首诗直接或侧面涉及狩猎。《诗经》时代，狩猎之于生活意义重大，自然人们也会非常重视，在出猎之前，一般要进行必要的祭祀，“吉日维戊，既伯既祷”（《吉日》）就是例证。《诗经》中提及得最多，也最复杂最壮观的当为大规模的驾车围猎，这在《豳风·七月》、《郑风·大叔于田》、《齐风·还》、《秦风·驷驖》以及《小雅·吉日》、《小雅·车攻》等篇章中都有体现。“田猎之车”又称“田车”。围猎不止一人，不止一车，需要的人手众多，还要相互配合，才有成效。驾车的人是御者，射猎的人，是射者。田车上的人员配合是相当重要的。猎人们相互配合，猎获颇丰。《诗经》中不仅描写狩猎的诗篇丰富，而且提及到了多种的狩猎工具及方式，以及大量的飞禽走兽，并出现了相应的狩猎仪式、术语及制度，可以说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先民狩猎风俗画，积淀成了一种从西周到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狩猎文化。

3、对婚姻的影响。《诗经》中的诸多婚嫁诗,多注重对车马的描述。主要体现在完成婚姻仪节传达婚姻之义、彰显婚姻双方之身份、展示婚姻双方之财力等三个方面,如:《周南·汉广》云: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卫风·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是对亲迎的描写，女方还带着嫁妆。亲迎之礼在“六礼”中非常重要，亲迎就是迎亲，即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式，也就是完婚的吉日定好以后，届时新郎奉父母之命亲自到女家迎娶，男子驾车到女家，首先在大厅等候，女子从闺房出来，其父将其手亲自递于新郎，接着新郎牵着新娘的手一同上车到男方家。《郑风·与女同车》亦可以视为亲迎归途中男子的歌唱，全诗写新郎驾车到女家迎亲，并与新娘同乘一辆车的喜悦心情。《召南·何彼襛矣》云：“喝不肃雝？王姬之车”，写的贵族出嫁的华贵场面和隆重仪式。这些诗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车马在周代婚嫁主要礼节仪式中的重要作用。

4.对外交的影响。西周时期出现了“行人”这一职官，《周礼》“秋官”之属有大行人，掌管接待宾客之礼仪；又有小行人，职位稍低。春秋战国时各国都有设置，至秦设“典客”，以接待远方的宾客。“行人”的职责主要是沟通周王室与分封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起维护西周王朝的作用。春秋时期，“行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他们奔走四方，在兼并战争中为各自的诸侯国服务。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剧烈地变化，“行人”的外交活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职业外交家，即纵横家。周代“行人”所乘的车子既坚固耐用，又轻便快捷。设施及条件的具备，为“行人”出行提供了方便，有利于提高“行人”的办事效率。周代“行人”的活动不仅使各地区政治联系加强，而且也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5.对文化的影响。《诗经》时代的车马，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后世的精神文化或思想文化有着重要影响。

一是对审美意识的影响。文学是一种以审美形式展现的人类文化形态,这就决定了文学描写必然渗透着或者说传达出特定的文化内涵。《诗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巨作，关注的视野十分广泛，其关注的车马内容并不是独自存在，而是交互融合的。在《诗经》的篇章中,人们常以马写人,借马抒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起到了比兴、烘托的作用,表现出强烈的审美意识，歌颂了先民对原始生存能力的礼赞和原始生命力的张扬，实现了生命主体对自然界和自我生存意识的关照，是一种人的自觉、文学的自觉，体现出了强烈了精神文化意识。无论从诗歌理论还是从大量的作品分析来看,车马的丰富的文学价值,为先秦后的车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是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诗歌是时代的另一种摄影机，可以给人重温文明的同时，又能感受到古代生活的神秘与真实。《诗经》中描写的车马,作为交通工具主要承担载人运物的重任。但在周人那里是以二位一体的形态存在,即车不离马,马不离车。在《诗经》中凡提到“马”的地方一般均有“车”。从《诗经》中有关车马诗歌的描写可以看出，马驯化的源生领域无疑是交通出行，在周代,车辆的种类已经非常齐全,车马成了邦国氏族的威仪的象征,车马的制造工艺代表着周代制作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车马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周代全国道路网络的形成。马车作为周代社会的主要交通工具,其驾驭技艺在西周时代已被发展到极致,周穆王时期的造父故事就是这一文化圣境的生动体现。造父形象是车马文化的人格体现,反映了周人对车马交通的崇奉，诗歌记录了历史的轨迹，给我们研究古代交通工具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三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文学是人生的精髓,艺术为生命的表现。处于文学发端期的《诗经》,其丰富多姿的车马描写必然对后世文学具有重要的原型“奠基”作用。作为远古的先民，生存是头等大事，在其为生存的抗争中，自然是其首先关注的对象。自然的审美对象投射在世人眼中，寄予了鲜明的生命意识。《诗经》起源于劳动，是对一定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涉及、战争、祭祀、婚姻等多方面，古人出行的交通工具为舟、马、车，从《诗经》到《唐诗三百首》，到清代的文人诗，对之有或多或少的描述。由此看来，《诗经》中对车马的精彩描述为中国后续文学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其深远意义不容小觑。

(作者王恭，系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特约研究员、宝鸡市社科院副研究员，陕西省社科院宝鸡分院特约研究员，宝鸡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宝鸡国学》杂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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