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范例

樊宪雷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1843年，马克思就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毛泽东也说过，作为“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传入中国，“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其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称得上是典范之作。

一、《大众哲学》的产生

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自由、文化大碰撞的时代，《大众哲学》就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正在日本留学的艾思奇，出于爱国主义的义愤弃学回国，于1932年到达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1934年，经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安排，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指导部，参与副刊“读书问答”栏目工作，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通俗语言来解释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各种问题，做革命理论的宣传、启蒙工作，广受欢迎。1934年10月，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读书问答”专栏停刊，另办《读书生活》杂志，由李公朴任主编，柳湜、艾思奇、夏征农任编辑。由于刊物紧贴现实生活，内容生动活泼，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阵地。艾思奇承担了“哲学讲话”栏目的大部分稿件，后来，艾思奇等人又发起成立了读书出版社，继续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1936年1月，艾思奇将他发表于《读书生活》杂志上的系列文章汇集成册出版，取名为《哲学讲话》。《哲学讲话》的出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了神圣的殿堂，走向了人民大众，成为他们的思想武器，引导无数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该书很快被国民党查禁，艾思奇又把书名改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

《大众哲学》共有24篇，主要包括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三个方面的内容，比较系统地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一本简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通俗读本。《大众哲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大众哲学》的产生是各种社会思潮相互角逐、历史选择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纷传入中国。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乡村建设”理论、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平民革命”理论等等，竞相登场亮相。“那些先进分子从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推求中，得出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才能救中国，别的办法都不能救中国。”【《金冲及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大众哲学》的核心内容，正是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哲学”，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规律的需要。

其次，《大众哲学》的产生是中国革命实际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中国革命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1931年，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就指出：“党内教育工作与思想斗争也是很缺乏，一般党员对党的基本主张与重要策略的了解是很浅薄的。还有许多党员不认识党的阶级性，把党看成是工农或穷人党，相信党的个人甚过于相信党的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常识的系统教育工作，尚未能引起党的严重的注意”，提出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另一方面，国民党出于“围剿”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目的，散布大量谣言，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极尽诬蔑之能事。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对民众的欺骗宣传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影响，因此“必须一刻不容缓地揭穿并暴露国民党法西斯蒂的一切武断宣传”【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尤为必要，《大众哲学》这样的大众化理论读物正是革命实际的急需之物。

其三，《大众哲学》的产生是与各种反动学说进行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的过程，也是和各种反动学说斗争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民党政权相对稳定，它为了巩固统治，维护自身利益，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攻击。比如李石岑、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的“唯意志论”，叶青的唯心主义，陈立夫的“唯生论”，以及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等，都是代表当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这些反动学说本质上都是反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其目的是为了迷惑人民群众。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干部和群众，指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就必须对这些反动学说予以揭露和批判。《大众哲学》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严厉、深刻地批判了以陈立夫的“唯生论”、叶青的唯心主义等为代表的反动学说。

《大众哲学》这样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在当时并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涌现了一大批类似读物。仅以读书出版社为例，继《大众哲学》之后，就相继出版了李公朴的《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如何研究哲学》、《实践与理论》，柳湜的《实践论》、《社会相》、《救亡的基本知识》，楚云等人的《实践的知识》，曹伯韩的《通俗社会学二十讲》、《帝国主义》等著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进程。

二、《大众哲学》的传播途径及其影响

《大众哲学》出版之后，数月之内就再版4次，两年时间里已出到第10版，至新中国成立前印发了32版。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在实行政治专制的同时，也加紧了对文化的控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严加钳制。在这种背景下，《大众哲学》是通过什么传播途径走进人民大众的视野之中的呢？

首先，通过书籍报刊等传播媒介直接传播。书籍报刊是当时最为通行的传播载体，是《大众哲学》传播的重要渠道。《大众哲学》中的不少内容，曾在《申报》副刊的“读书问答”栏目刊登。《申报》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拥有众多读者，特别是在进步民主人士中间，有着很大影响。《读书生活》杂志创立后，大力宣传抗日思想，也广受欢迎。“刊物一问世，就得到了社会人士，尤其是广大青年读者的支持和欢迎，有的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有的慷慨解囊资助，《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还愿意代为发行，每期销量达一万多份。”【潘启发：《读书出版社的编辑思想及现实意义》，《出版发行研究》1992年第5期。】《大众哲学》结集出版后，更是一版再版，倍受读者欢迎。“越查禁，越使这本书增加神秘感，使发行量不断上升。一个到读书出版社门市部查书的国民党官员，无可奈何地说：‘就那么一本书，弄得些青年神魂颠倒，搞的我们坐卧不安，毫无办法！’”【谢本书：《战士学者艾思奇》，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其次，民间社团组织的传播。在《大众哲学》的传播推广中，民间社团的作用至关重要。五四运动以后，各种民间社团纷纷组建，促进了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和交流。同样，各种民间社团特别是学生社团组织，对《大众哲学》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在学校中广泛存在的“读书会”，就是许多青年学生阅读、传播《大众哲学》的重要渠道。很多人在回忆自己接触《大众哲学》的情景时，都提到了读书会的作用。如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回忆说，由于不满胡适推崇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他们“几个同班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人拿出自己认为值得一读的新书来交换着读。刘杲同学推荐的书就是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参见陶德麟：《怀念艾思奇同志》，《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一位当年参加过读书会的人这样回忆：“30年代，在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文化围剿’的那些岁月里，在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就比较普遍地有了读书会这类的组织。我们的党组织，很重视在群众中出现的这个活动方式，有意识地去领导，去组织，去推动这些活动。尤其是在30年代后期，在高涨的救亡运动中，这种进步的读书会运动，发展得更为普遍，更为活跃，扩大了我们党的影响，动员和组织了革命群众。我记得当时流行的一些革命书报，如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何干之同志的《中国启蒙运动史》，等等，以及当时很著名的一些进步书刊，都曾经在成千成百的读书会中作为讨论的内容。”【吴顒：《也说说读书会》，《读书》1980年第6期。】除了读书会，还有学生会、校友会、同乡会等各类社团组织，为《大众哲学》这类马克思主义读物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的人际或群体间的宣传推广传播。《大众哲学》出版后，受到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高度重视，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宣传推广。当时的延安，学习风气特别浓厚，学哲学是重要内容之一。据英文骅回忆，当时《大众哲学》被国民党查禁，在延安也很难读到，当得知毛泽东有一本从国民党统治区秘密买来的《大众哲学》后，他们就找毛泽东借书。“我来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把这本书交给了我，并一再叮嘱我尽早送还。我拿起书一看，毛主席保存得非常好，书页里有些圈圈点点和杠杠，但书皮是新的。可见毛主席是多么珍惜这本来之不易的书。我取回后，不敢耽搁，立即找人刻蜡板油印。……大家拿到这本‘书’之后，如获至宝，作为参考书争相阅读。”【参见莫文骅：《哲学大众化的尖兵——怀念艾思奇同志》，《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由于被禁，《大众哲学》在国统区只能秘密传播和阅读。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通过人际间的推广成为重要渠道，特别是在学校里，党员和进步师生秘密传阅、介绍《大众哲学》成为主要途径。教育部原副部长杨蕴玉，就是在学校里由老师介绍接触到《大众哲学》的。当时她在新乡女子师范学校旁听，“三年级时，我们班上来了一个新的国语老师，他的名字叫梁雨田，又叫梁雷，是个地下党员。他通过国语课，向我们传播抗日的进步思想，还介绍我看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参见杨蕴玉：《奔赴太行走向太阳》，《新乡市第一中学校友文萃》。】。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和同学们私下里经常传播一些书籍，如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门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这些书实际上有很强的启蒙作用。”【张弘：《赵宝煦从进步青年到政治学家》，《新京报》2009年3月25日。】即便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这种秘密传播方式依然进行。据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阳作华回忆，他当时在江西省立赣州中学读书，时任校长钟兆麟和他交谈时当得知学生们正“传看《新观察》刊登解放区的见闻和油印本《大众哲学》”后，“平素以谨言慎行而受人崇敬的校长，这时出我意料之外，用钥匙打开抽屉，将那本珍藏的《大众哲学》展现在我面前。我请借一读的央求得到了他爽快的允诺，但一再叮嘱：不要让校内的军事教官知道啦。我如获至宝，挑灯夜战，独自用了两个晚上细读两遍。书中新奇的内容，生动的例证和通俗的表述，使我茅塞顿开，耳目一新，第一次接受了‘新哲学’的洗礼。”【参见阳作华：《（大众哲学）是我撰著（哲理与情趣》的指路明灯》，《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89—90页。】

多种途径的传播，使《大众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大众哲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成功范例，成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典范之作。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是面向生活、面向大众的科学理论。列宁曾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自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确定为自己的理论指南后，许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比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解说》等。但这些理论著作普遍存在着语言晦涩、内容繁琐的弊端，多是在知识分子之间传播，很难为群众所掌握。在“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方面，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做出了表率。李公朴在1935年为《哲学讲话》所写的编者序中说：“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他还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内容，全是站在新哲学的观点上写成的。新哲学本来是大众的哲学，然而过去却没有一本专为大众而写的新哲学著作。”【艾思奇：《哲学讲话》，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页。】艾思奇自己也说：“为什么《哲学讲话》的写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通俗的体裁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艾思奇：《大众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6页。】《大众哲学》突出特点就是通俗化、大众化。它用通俗易懂的道理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开启了中国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

其次，《大众哲学》成为革命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指路明灯”，引领他们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火种。艾思奇说：“写作这本《大众哲学》，就是想在中国人民的文化、思想斗争方面尽一点小小的力量。其目的，就是想帮助读者研究一下：什么哲学思想是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合乎广大人民斗争利益的，什么是反动的、带欺骗麻醉性的、只能帮助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这里不妨先指出来，最进步的、正确的、合乎真理的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想。”【艾思奇：《大众哲学》，第27页。】《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用简明浅显的语言和事例，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讲解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从而启迪了广大青年，引导他们从迷茫中看到前程，从困惑中看到希望，成为广大青年的“指路明灯”。

作家吴伯箫回忆说：“那本书像在读者心里点了一把火，引起许多青年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发生了炽烈的兴趣。使他们初步认识了什么叫观念论、唯物论，什么叫形而上学、辩证法。”“他的著作对广大知识青年是指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大道的一个鲜明的路标。”【吴伯萧：《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许多革命青年正是在《大众哲学》的指引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曾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的陈仲平回忆说：“《大众哲学》多么新鲜，多么吸引人。我们很想读又很难读的哲学，在他的笔下变得那么形象、生动，那么通俗易懂，那么引人入胜。我参加革命工作时，对革命理论一无所知，只知道共产党好，是为穷人的。通过理论学习，我才逐渐知道一些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道理。我仿佛视野宽广了，心胸也开阔了。多少人受了《大众哲学》的影响，萌发着革命思想，初步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一位潮汕的同志告诉我，他那里有一个青年，因家境贫寒，失学失业，加之国势危殆，陷入终日彷徨苦闷的境地，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后来，他读到了《大众哲学》这本书，打开了眼界，终于使他的悲观绝望情绪一扫而光，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仲平：《怀念尊敬的老师和战友——艾思奇同志》，《闽粤赣边——武平》2009年第1期。】《大众哲学》为广大革命青年点燃了革命的火种，被称为“救命之书”，以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大众哲学》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参见谢本书：《（大众哲学）奠定了艾思奇的历史地位——纪念艾思奇诞辰90周年》，《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其三，《大众哲学》有力地批判和反击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和文化专制，为革命事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镇压革命。对于全国人民的进步要求和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国民党一方面加紧压制，另一方面鼓动反动文人发起种种虚假和欺骗宣传。在这种背景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批判和揭露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

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雷云回忆自己阅读《大众哲学》的感受时说：“使我感受特别深的是：许多人因过去受国民党反动教育和反共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仅毫无正确认识，还认为共产党不是正统，它的天下不会长久。我们稚嫩的青年学生也分不清是非。读了《大众哲学》，方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由共产党来领导国家，最后奔向共产主义是光明之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下子抓住了本质，从社会发展总趋势上认识了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历史走向。”【雷云：《我的理论生涯》，《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正因为《大众哲学》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民族救亡图存的问题，它像革命的火炬一样，给迷茫黑暗中的人们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启蒙了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以致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刘萍：《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的消失》，台湾《传记文学》第72卷第2期。】曾任蒋介石高级幕僚的马璧教授也证实，蒋介石多次在有台湾军政要员参加的会议上说：“我们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一本《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这样的东西，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王丹一：《我的点滴回忆》，《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10页。】可见《大众哲学》的深远影响。

三、《大众哲学》影响深远的原因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它不是“皇宫里的金色梦”，也不是书斋里晦涩艰深的空谈思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大众哲学》之所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在于它揭开了哲学的面纱，破除了哲学的神秘感，走进了人民大众之中，为群众所掌握，成为改造现实的锐利武器。

（一）从内容上看，《大众哲学》紧扣时代脉搏，突出实践特色，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

时代性和现实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属性，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毛泽东也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4页。】《大众哲学》正是适应时代的需要，针对现实问题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最尖锐最现实的问题。中国要往哪里去？迫切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大众哲学》应运而生，从哲学的高度阐释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论述了持久战的必然性和取得最终胜利的必然性，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斗志，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指南。在《大众哲学》的篇章里，激荡着强烈的现实意识。比如第一章开始，在“哲学是什么”中，作者在谈话中不知不觉间把读者带入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我们还是从生活的问题讲起吧。试就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来说，那时人民的生活困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旧中国人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的专制腐败统治，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民不够团结不够觉悟，没有动员起足够的力量来彻底打退侵略和推翻这种统治，因此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团结以工农为主的全国人民，把他们的觉悟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成立我们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主要的方法。”【艾思奇：《大众哲学》，第27—28页。】

“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生活事实上的问题，要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才足以证明它是事实上的真理。”【《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大众哲学》正是紧紧抓住人们的生活现实，围绕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个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宣传推广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哲学”，为群众所掌握，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改造现实的武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

（二）从形式上看，《大众哲学》以通俗浅显的语言、生动鲜明的事例和独具匠心的结构体例安排，开通俗哲学读物风气之先。

“《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引导广大青年从迷茫中看到前程、从困惑中看到希望，从而走上革命道路，就因为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关于宇宙和人生的道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赵凤岐：《山高水长，智者的魅力永存——怀念艾思奇先生》，《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29页。】的确，阅读《大众哲学》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它生动有趣，易于接受。《大众哲学》使马克思主义走出了学者的殿堂，消除了哲学与大众之间的心理隔阂，走进了人民大众。就如李公朴所说：“这里的哲学，已经算是一般人可以懂得的哲学，而不是专门家书斋里的私有物了。”【艾思奇：《大众哲学》，第1—2页。】

首先，《大众哲学》的语言通俗浅显，用最通俗的语言和生活事例来表述最深奥的哲学道理。清新晓畅、通俗易懂的语言是良好文风的标志之一。艾思奇是为人民大众写作的，他毅然抛弃了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晦涩难懂、食洋不化的“流行”语言，而用不加修饰的语言和生活事例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书中就有了“两军对战”、“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天晓得”、“原来是一家人”、“果树林里找桃树”、“是朋友还是豺狼”、“无风不起浪”、“岳飞是怎样死的”、“猫是为吃老鼠而生的”等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语言。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说：“它的第一个标题就是‘哲学并不神秘’。它从大家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出发，用通俗生动的语言一步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步地把问题引向深入，让你明白一些前所未知的哲学道理，真是引人入胜。”【陶德麟：《怀念艾思奇同志》，《怀念与思考——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第51页。】美国学者泰瑞·博登霍恩说：“《大众哲学》里没有任何古词或暗语，是用1000个普通字写成的。作者在书中既不炫耀自己的语言知识，也不滥用或夸张地使用语言。他自愿丢弃了那种半土不洋的、学究气的语言，努力以他的目标读者能懂的语言说话，这就使他的著作有了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徐素华：《艾思奇研究在国外》，《哲学动态》1996年第6期。】可以说，《大众哲学》开启了通俗写作的一代新风。

其次，在结构体例的安排上，作者也针对人民大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进行了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更具中国作风。艾思奇在《我怎样写成大众哲学>的》中说，为了使文章更通俗，为大众所接受，他“故意不加剪裁，不怕重复。一个例子在这一节用了以后，在另外一节仍然不怕再拿来应用；一件事情在前一节做了详细的解释以后，在第二节仍不惮烦地再略说一遍”。其目的，就是“顾虑到初学者的兴趣和理解力，就觉得这样写也是很必要”。【艾思奇：《大众哲学》，第280页。】《大众哲学》每节均设有通俗易懂的标题以及解释性的标题，各章节的大多数段落前加设一个方小框，简略概述该段落的内容。“这一特征是最富有创新和重要的。读者很少会看到有两整页长的内容。对阅读技巧不高或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说，该书的外形不像哲学书的外形那样令人害怕。相反，《大众哲学》的外形是简短精练、便于间断地阅读。”【徐素华：《艾思奇研究在国外》，《哲学动态》1996年第6期。】在章节体例的安排上，《大众哲学》也进行了创新，各章节之间，紧密关联，逐步深入，体现了严密的逻辑关系。而每个问题的阐述也相互勾连，回环照应。这一方面是适应当初在杂志上连载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让整本书贯穿联通起来，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正如有人评价的，《大众哲学》“对正确的原理，讲清为什么是正确的；对错误的理论，讲清为什么是错误的？像是剥笋一样，一层层、一叶叶，越剥越深，剥完见心为止。使读者被逻辑的力量牵引，最后被道理的逻辑力量折服。”【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另外，艾思奇主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写作意识，也使《大众哲学》显得平易近人，易于接受。在写作《大众哲学》时，艾思奇并不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向人民大众宣扬自己的哲理思考，而是以普通大众一员的赤子之心，在民族危难、国人彷徨的时候，结合现实问题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把专门研究者的心情放弃了，回复到初学时候的见地来写作。说话不怕幼稚，只求明白具体”【艾思奇：《大众哲学》，第280页。】。这种主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写作姿态，使得《大众哲学》具有很强的亲和力，缩小了哲学理论与人民大众的距离，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欢迎。

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5页。】马克思主义要为人民群众所掌握，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使理论大众化。重温《大众哲学》广受欢迎、影响深远的原因，很有启示。它告诉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紧密关注现实，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要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让人民群众在学习中体会到理论的力量；必须不断创新传播途径，借助最新传播媒介，打造多方位、立体化的传播渠道；必须倡导清新活泼的文风，创新理论的表达方式，努力实现理论的通俗化、具体化，使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讲述方式，创作人民群众乐于阅读的通俗理论读物。

（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