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雷雨》写两个阶级前后两代人完全相同的爱情故事，反映出了剧本的社会和时代意义。而之所以都写成悲剧，其目的并不是要对某一重大社会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或价值判断。正如《雷雨》在东京首演后，曹禺在写给导演的信中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并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绝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原信以“《雷雨》的写作”为题，载1935年7月出版的《杂文》月刊第2号）

那么，《雷雨》的主旨又是什么呢？为何将两代人的爱情故事都写成悲剧呢？“《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序》）读《雷雨》时，我们首先能感受到剧中人物强烈的欲望与追求。最后一幕中，四凤对前来找她的周萍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只有你，萍，（哀告地）你明天带我去吧。”“你是我的救星，你是天底下顶好的人，你是我——哦，我爱你！”而当初繁漪半夜在楼上哭，周萍在旁叹息着说恨他的父亲，并说，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当然，欲望最强烈的要数繁漪：“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的冒一次，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知道周萍要离开，她便恳求道：“你带我走，——带我离开这儿，（不顾一切地）日后，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儿住，我都可以，只要，（热烈地）只要你不离开我。”

这三个人都充分表现了人的非理性的对情欲的渴求，而繁漪更有原始的野性。同样，周冲充满着“在海面上飞”“向着天边飞”的生命幻想，沉浸在绝对纯净自由的精神幻梦里。而鲁大海则满蓄着反抗的、破坏的、野性的“力”，是灼热的、亟待爆发的“火山”。即使侍萍，以至周朴园，他们对充满痛苦的初恋的极其矛盾、复杂的情感反应，正表明了对于曾经有过的情爱的难以摆脱。（钱理群：《是“社会问题剧”吗？》，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解读语文》第233页）

但剧中所有人物的这一切欲望和追求被一种无法反抗的强大的力量所压抑。弥漫在《雷雨》中的是一种“闷热”，一再出现的蝉鸣、哇噪、雷响，都在渲染着“闷死人”的“苦夏”氛围，剧中几乎每个人一出场都嚷着“闷”，繁漪更是高喊：“我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这强大的力量无处不在，却又不见影踪，它推动情节朝着剧中每个人物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直至一一毁灭。这个力量即为“命运”，即为作者暗藏于剧中的“第九条好汉”。

曹禺在《雷雨》序中说，剧中除了八个人物以外，还有第九个角色，并称之为“第九条好汉”，这是一个不出场的角色，但它牵制了舞台上所有人的命运。曹禺说，它就是古希腊戏剧里面的“命运”。《雷雨》中周萍想带走四凤，从此再也不回周府，“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繁漪也想让周萍带上自己，“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侍萍想带走四凤，以免旧剧重演；周朴园希望侍萍结束旧梦，维护周府的秩序；即使周冲也想和四凤在一起，资助她上学，一同“向着天边飞。”剧中所有这些人物都在挣扎，但结果呢？“正如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在死亡的泥沼里。”（《雷雨》序）

曹禺在《雷雨》中所想表达的即是这种人生存的困境和残酷——源于“命运”，源于“第九条好汉。”“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只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同上）这里，既表现出人无论怎样抗争都必然失败的生存状态，也包含着作者对这种神秘的不可把握力量的恐惧与不解。

戏剧“本事”之外，作者又精心设置了“序幕”与“尾声”：十年后，周公馆变成教会医院，楼上楼下分别住着疯了的繁漪和侍萍。“苍白”的周朴园来医院看望，彼此却没有说一句话。年幼的姐弟俩目睹这一切，弟弟向姐姐打听十年前“这屋子死过三个人”的往事。“本事”中的“闷热”、冲突此时代之以平静，转化为一种悲悯。由此可看出，时年二十三岁的作者正是处于对“命运”的恐惧和不解，才在此借助宗教和童心来平衡剧中的冲突。——尝试站在更高的角度，远距离地审视人生的困境，审视“第九条好汉”。

正是从这点来说，“《雷雨》既是关注现实的，同时又超越现实，追索着隐藏于现实背后深处的人生、人性、人的生命存在的奥秘”（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415页）。

责任编辑：王大藏 孙晓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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