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进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境界，并对当时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小说戏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被誉为中国戏剧界“里程碑”的曹禺就是受基督教影响颇深的一位作家。他虽未受洗入教，但较早地接触了宗教，读了大量被称为“洪水猛兽”的书籍。他“苦苦追索着人活着是什么的问题，探索着宗教的奥秘。⋯⋯醉心于教堂庄严神秘的音乐之中。”①他自己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甚至基督教、天主教我都在里面找出一条路。”②后来，曹禺还教授过一段时间的《圣经》文学。他对基督教文化进行了广泛的吸纳。在他的早期剧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情节构成还是主题内涵，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宗教情结和上帝意识，蕴藉着他人文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价值观。本文试从《雷雨》入手，分析基督教文化精神对曹禺早期剧作的影响。

一、原罪意识

“原罪”意识是曹禺早期戏剧创作的中心主题之一，同时也是他受基督文化影响的一个显著标志。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观”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罪与生命同时诞生，负罪是人类的宿命。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而被贬人间，此罪一直传至亚当的所有后代，成为一切罪恶和灾难的根源。只有不断地向上帝忏悔，人类才能摆脱罪孽步入天国，获得永生。原罪的承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体现在个体生命形式中就是命运。

曹禺是以原罪意识来构思和统摄戏剧《雷雨》,不仅在其序幕与尾声中到处可以见到圣经文化的外在体现物: 教堂, 壁炉上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头束雪白布巾、身穿深蓝制袍的修女, 远处有钟声, 教堂内是合唱颂主歌与大风琴声, 巴赫的《B 小调弥撒曲》, 《圣经》。而且其情节内容也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出了圣经文化的实质内涵—— “原罪与救赎”。具体来说就是: “在圣经文本的影响下, 中国现代小说中常在人物的种种罪孽的描述中, 让人悟出在心理的矛盾与情感的波澜之中, 在忏悔者的自遣自责中否定其以往的所作所为, 从而摆脱精神的折磨与苦痛。忏悔者有的在对以往的否定中获得心灵的宁静, 有的在精神的炼狱中走向皈依基督之途。”[ 2] 他把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因生命缺憾而犯下的罪孽作了溯源式的归结，将其与原罪对应起来。简单来说，周朴园、鲁侍萍因放纵情欲，周繁漪、周萍因乱伦，周萍与四凤因血缘恋情，而犯了淫欲之罪;周朴园因黑心而犯了贪婪之罪; 鲁大海因反抗压迫到愤怒至极而犯了暴怒之罪; 《雷雨》中，有一段并非为演出实践而只作为故事交代的情节，即周鲁二人年轻时相亲相爱的生活。他们曾那样执着地追求幸福，享受着爱情的甜蜜，快乐可比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当诱惑唤醒了人性中潜存的罪恶，道德的天平就发生了剧烈的倾斜。这诱惑不是传说中的蛇，却是和蛇具有同样毒性的贪欲。诱惑的介入激活了邪恶的智慧，于是上帝将他们赶出了精神的伊甸园。从此，他们变成“罪”的化身，其子女也变成无辜的罪人。值得注意的是，制造这场悲剧的“原罪”人物周朴园和鲁侍萍，清醒地感悟到了自己所犯的罪孽。第四幕中，周朴园多次用“天意”这个词来表达自己预感上天惩罚即将到来时内心的恐惧；鲁侍萍更是为自己的过失向“天”认“罪”：“这罪过我知道，可是罪过我现在替他们犯了；所有的罪孽都是我一个人惹的，⋯⋯就让我一个人担待吧。”（《雷雨》第四幕）

基督教认为，人类不仅承袭了亚当的原罪，还世袭着本罪。本罪指个体除原罪之外所犯的罪。而血缘乱伦关系被视为是人生最大的罪恶，《圣经》中反复告诫人们：“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生在外的，都不可露她们的下体。⋯⋯这本是大罪。”（《旧约·利未记》第18章）而周萍的行为，无疑犯了双重的罪孽。他与继母繁漪的乱伦关系让他坠入了深深的“罪感”之中。这种痛苦的煎熬使他抓住四凤不放以期获得拯救，却不自知地犯下更可怕的罪行。“本罪”的阴影鬼魅般如影随行，使他无法逃离罪恶的泥潭，死亡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在基督教思想里，“认罪”与“忏悔”是非常重要的词语，是基督徒向上帝赎罪的一种形式,牵涉到人与神、人与人的多重关系，指向人的精神皈依。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犯有双重重罪的罪人，都应该受到惩罚。剧中的三个年轻人都死去了，留下三个孤独的老人，这时，生存对他们而言只是为了忏悔和赎罪。根据一个以基督教伦理意识为基础的艺术创作模式“恶”———“毁灭”———“善”，曹禺设计让周朴园经历了由“邪恶”向“忏悔”的人性转化过程。“周朴园衰老了，后悔了，挺可怜的，进了天主教堂了。”⑥子亡妻疯的事实让周朴园认识到他过去追求的现实“幸福”和财富是不可靠的，自己犯下的种种罪行是可耻的，他开始认罪，走向忏悔。他以物赎罪，将周家大院卖给了教堂医院；以行动赎罪，用整整十年的时间去寻找被他逼走了的儿子鲁大海，以唤醒侍萍久失去的记忆；自己则在教堂神职人员“姑乙”的引导下倾听来自上帝的声音，皈依基督，虔诚地忏悔。

我国伟大的剧作家曹禺，明显的受西方基督教原罪意识影响，并以之来进行独特思考。原罪文化的悲剧命运、皈依基督的忏悔心态构成了《雷雨》这部作品中浓郁的基督教色彩，也展示了文化交流与融合时期中国戏剧文学的一次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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