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到郭太后被逼杀的传言，史家司马光干脆在《资治通鉴》写道：“及（曹丕）即位，安平郭贵嫔有宠，甄夫人留邺不得见，失意，有怨言。郭贵嫔谮之，帝大怒。六月丁卯，遣使赐夫人死。”

大抵是曹丕的表现太过突兀，司马光联想到甄郭二人之间的“矛盾”，令这桩宫闱谜案有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

在现代流行的逻辑推理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的嫌疑就最大。司马光“超前”的想象力，与此不谋而合。

按照他的逻辑，曹丕之所以会赐死甄夫人，就是因为郭贵嫔的谗言。故甄氏死后，郭贵嫔也顺利上位，于黄初三年（222）被封为后，成了曹魏政权第一位皇后。

为此，曹丕还得罪了一众大臣。中郎栈潜上疏曰：

“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辅，亦有内助，治乱所由，盛衰从之。故西陵配黄，英娥降妫，并以贤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祸阶末喜；纣以炮烙，怡悦妲己。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择其令淑以统六宫，虔奉宗庙，阴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书宗人衅夏云，无以妾为夫人之礼。齐桓誓命于葵丘，亦曰‘无以妾为妻’。今后宫嬖宠，常亚乘舆。若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臣恐后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乱自上起也。”

栈潜的分量并不高，但他在《谏立郭后疏》中的这番话，却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正如他开头所说，王后的位置很重要，帝王治理天下，需要一个优秀的贤内助。选择了对的人，就会像黄帝、虞舜那样流芳百世，反之则如夏桀、商纣王这般，国破人亡。那么，哪种人才是对的人呢？

栈潜代表大家给出了答案：“是以圣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非世家女不得居后位，是时人的共识。

如今，曹丕曹丕反其道而行之，要立孤女出身的郭女王为后，自然有不少人感到忧心。东晋时期的史学家孙盛，还将此事视作曹魏政权短祚的一个原因：“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

孙盛的看法虽然有失偏颇，但也抓住了一个重点：曹氏三祖在选择皇后的人选时，都倾向于出身不好的女子。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

曹丕的举动，或许能解答这个问题。若是如栈潜所说，郭氏是“因爱登后”，那么曹丕赐死甄夫人，倒还能解释为“宠妾灭妻”，这也是司马光的观点。

但问题是，就在郭氏被立为皇后的前五天，曹丕专门下达了一份耐人寻味的诏书——《禁妇人与政诏》。

甲午诏书：魏文帝的革新

这份诏书见于《三国志》卷2《文帝纪》，又称《甲午诏书》。标题《禁妇人与政诏》系严可均辑《全三国文》时所拟。文帝诏曰：

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日人下倉渉认为，从曹丕本纪的叙述看，《甲午诏书》的发布与其后的立郭后之举应该是相配套的政治行动。二者之间，到底有哪种逻辑关系呢？

不妨先看下曹丕颁布《甲午诏书》的用意。在这份简单利落的诏书中，曹丕开宗明义地宣称，妇人干政实为祸乱之根源。不用他过多强调，群臣也能立即明白，这说的是两汉四百年来太后干政的现象。

从西汉初年临朝称制的吕后，到汉武帝初期的太皇太后窦氏，无不威凌皇权、盖压朝堂。及至东汉，皇帝屡屡早夭，太后的政治地位愈发突出，窦、邓、阎、梁、何……历任太后接连秉政，一个又一个外戚家族走上台前。

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干政的例子近在眼前。他与宦官之间的斗争，不仅加剧了朝堂上的矛盾，还间接掀起了乱世序幕。对此，曹丕不可能不警醒。

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外戚是皇帝侧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的正当性来自皇帝本人。他们与皇帝有血缘关系，且是异姓，无法名正言顺地篡夺皇权，故而颇受皇帝信重。

于是，外戚得以走出内廷，堂而皇之地站在外朝大殿上，与衮衮主公共议天下大事。若皇帝年幼，外戚便有辅政之责，得以进一步地干预朝政。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曹丕这道《甲午诏书》主要针对的就是对汉代以来太后临朝与外戚秉政的现象（参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

“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太后无法临朝，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外戚干政也不再合法；否则，便是有违祖制，天下将共诛之。要之，曹丕通过下达诏令，赋予其法令意义，使其成为一项“永为后式”的革新制度。

《甲午诏书》的颁布，正是曹丕对两汉旧制的革新，通过新诏书的颁布，达到限制外戚权力的政治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曹丕同时还要求：外戚“不得横受茅土之爵”，这令人想到陈群的发言：

陛下以圣德应运受命，创业革制，当永为后式。案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典，妇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

黄初中，曹丕心血来潮，打算追封卞太后的父母。他的心腹陈群站出来反对，理由很耐人寻味。曹丕之所以追封卞太后的父母，是想要抬高其地位，以体现出其母的尊贵。

但陈群却指出，“妇因夫爵”，即卞太后的尊贵应该依托于先王曹操，而不是用授爵于外戚、尊崇后族的方式。自古以来，“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秦时已违，汉承秦制，亦违背了这个道理。

曹丕既然要革新汉家旧制，自然不能给外戚封爵。外戚没了爵位，他们行使自身权力的正当性又会被进一步削弱。是以，曹丕很给出了肯定答复：

此议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诏下藏之台阁，永为后式。

抑制、打压外戚，防止他们干政，这不仅是曹丕的主张，亦是以陈群为代表的汉魏儒学士人的想法。学者徐冲指出，这与东汉中后期以来儒学士人对于“汉代式”外戚权力的否定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不仅如此，以往多由外戚充任的内廷官，在曹魏一朝，也逐渐被儒学士人所把持，“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有个叫孟康的人，因为是郭女王亲戚的缘故，也被拜为散常骑侍，结果却遭到众人排挤，“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

在此情形之下，甄夫人与郭女王的优缺点一目了然。

自好立贱：甄夫人的劣势

如前所述，郭女王封后与曹丕颁布《甲午诏书》是配套的政治行为。足见郭女王之所以能笑到最后，并非是“因爱登后”，而是出于曹丕对现实政治环境的考量。

郭女王出身卑微，栈潜上疏反对时，直言曹丕此举“使贱人暴贵”。但他却忽略了，卞夫人也是倡家女出身。更加巧合的是，曹叡的两位皇后：毛皇后与郭皇后出身也都不高。

曹操、曹丕、曹叡，连续三代人，在立后时都倾向于家世不好的女子。

曹叡的元配夫人虞氏在被废之前，还口出怨言道：“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

虞氏与孙盛都认为曹氏祖孙“立贱”是导致亡国的原因之一，只是他们没注意到，恰恰是因为这几位皇后的出身卑微，外戚才难以干政。终曹魏一朝，不见太后临朝，亦没有外戚秉政。

曹丕立郭女王为后，当然是因为喜欢并欣赏她的能力，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郭氏本一孤女，背后没有宗族势力。反观颇有贤名的甄氏，却出生在“世吏两千石”的无极甄氏。

尽管汉魏易鼎之际，甄氏一门不显；可前者之鉴（如何进在短时间内就从屠夫成了大将军）近在眼前，令曹丕不得不加以防范。

郭女王也好，甄夫人也好

都是曹丕的工具

《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末传》记载：

“帝常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

丕射鹿，“去母留子”，与他杀甄氏而立曹叡颇为相似。“鹿”字，古有王权隐喻之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自此开启了秦末群雄“逐鹿中原”这段历史。曹丕射杀母鹿而留鹿子，明帝悲恸不已，其泣非为母鹿，实为生母甄夫人也。

也许，如司马光所猜测的那样，甄夫人与郭女王的确有过矛盾。二人一个是旧宠，一个是新欢，即便甄夫人再大度，郭女王再懂分寸，她们也容易被裹挟前行。且二人就算有矛盾，那也再正常不过。

但并不排除一种可能，曹丕欲逼杀甄氏，总要有一个合理的借口。纵使郭女王不愿，甄夫人也容得下她，她们也终将成为敌人，进而被曹丕的“偏心”一锤定音。一人香消玉殒，一人荣升皇后。

滚滚的历史洪流面前，无人能独善其身。曹丕欲改革旧制，遏制外戚势力，这是“永为后式”的大计。区区两个后宫中的女子，又岂能改变的了？

（大司马按：外戚秉政、女皇族即位都可以有效地动摇宗法制，令皇家权力多元、动荡不已，皇帝无法因宗法制带来的稳固地位而从容集权，是一件好事。参看日本平安时代天皇家族因不断内斗未能完成集权，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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