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道宗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汉学教育，应该是大辽史上最亲汉的皇帝了。每逢北宋使团来访，道宗必率满朝文武热情款待，还曾立下“愿后世生中国”之誓。宋仁宗驾崩后，辽道宗痛哭流涕悲恸不已。

宋辽两国在文化和经济上也是互动频仍。如今的“雄安新区”位于当年宋辽交界之地，曾是双方重要的边贸地区。每当辽国境内发生饥荒时，宋仁宗均下诏要求流民经过大宋的州县均要予以接济。

作为少数民族契丹人建立的辽国，汉字汉语已成为通用语言，儒学和佛学发展水平也不亚于中原。科举制度、法律和官制方面也效仿大宋，并建立了“南面官、北面官”的一国两制体系。

到后来，宋、辽两国间文书往来一概不称国名，而是互称南北朝——对宋称南朝，对辽称北朝。两国人民在民族特质和气质上也变得越来越相似。因而有台湾学者认为：宋辽互相承认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其实就是一国两政权；契丹人已逐渐成为了广义的中华民族。

事实上，契丹人建立的大辽帝国及后来流亡中亚的西辽王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中国的正统代表：比如俄语和斯拉夫语中对中国的称呼即来自契丹(Kitan)，中古时期希腊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民众，也是用契丹来称呼中国；现代英语中，近似契丹的Cathay一词也有代指中国之意。

以上这一切可能都应该归功于一千多年前的那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

话说公元1004年秋，为收复被后周夺回的部分北方领土，大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长驱直入大宋腹地，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距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不足三百里。

宋真宗临危时刻未采纳迁都的建议，而是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之下御驾亲征“北巡”至澶州督战。于是宋军士气大振，并一举射杀辽军主将萧挞凛。

随后两军对峙、胜负难分。双方均无心再战，终于在1005年1月订立盟约：辽宋约为“兄弟之国”；辽不再谋求关南之地，宋每年给予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确定边界并开设榷场互市。因澶州古称澶渊，故史称“澶渊之盟”。

但凡历史课本上一提起澶渊之盟，都会给宋王朝扣上一个“积贫积弱”的帽子，认为这次签署的是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这却是中华史上难得一见的一项充满务实精神和谈判智慧的外交成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大辽南征之前，宋太宗赵匡义有过两次无疾而终的北伐。虽号称志在收复燕云十六州（五代十国后晋割让予辽），但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是为了自身坐稳皇位而故意转移国内视线的政治手段——毕竟宋太宗是在大哥赵匡胤“烛影斧声”中暴毙之后才抢先一步坐上龙椅的。

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就立马进行了“杯酒释兵权”；宋太宗更是将“崇文抑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所以北宋并不以打仗见长。自986年“雍熙北伐”失利后，宋对辽就基本上由转入了防御。

北宋建国后的二十多年间外战不断，虽互有胜负，但中原百姓流离失所、不堪其苦。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维持了罕见的百年和平，最终使有宋一代成为经济、文化最为繁荣发达的一个朝代。

城下之盟还是外交胜利？

但历史上对澶渊之盟的评价却一直是贬多于褒。《宋史·寇准传》中有这么一段君臣对话：

（寇）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

文中的王钦若(962—1025)在当时担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曾力荐真宗迁都升州（即南京）。这番话显然是出于妒忌寇准的功劳而故意贬低澶渊之盟——后来他也确实取代了寇准而升为宰相。

其实宋辽协议说得很明白：宋予辽的岁币乃“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况且宋朝也算过账：“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即每年的资助仅占北宋国防开支的1~2%——虽然后来又微调过一次。

放眼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通过对落后地区进行经济援助从而获取某些方面的政治利益是种很正常的外交手段——更何况宋辽两家本身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不可或缺的成员。

从上述“自矜澶渊之功”可以看出，作为主战派的寇准(961—1023)也是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的——否则哪怕不以忠君的姿态冒死请战到底，也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的。

其实宋真宗赵恒(968—1022)在历史上实属一位有为之君。虽是一名和平主义者，但他绝非是那种脸谱化的投降派昏君模样。作为宋太宗的第三子，侥幸当上皇帝后宋真宗就采取了一系列减税、反腐的措施。在位25年，宋朝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史称“咸平之治”。

虽然史官都要保持客观公正的专业精神，但我们自古以来都保持着国亡史成的传统。《宋史》乃元末1343年间由蒙古丞相脱脱和阿鲁图主持而成，与《辽史》、《金史》同期修撰。作为灭掉(南)宋、金两国的蒙古人对三百年前北宋历史的原始资料掌握得本就有限，有意无意地对处在元朝低等级的汉人进行一些贬抑也在情理之中。

据《辽史》记载：将与宋战，挞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当年萧太后是一个很务实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放弃唾手可得的胜利的。可见大辽也是在兵力受损、战局陷入被动后才进入和议状态的，并非是北宋遭胁迫而单方面接受了一个屈辱性的盟约。双方期待和平的愿望是一致的。

为何不是“澶州”之盟？

一般都把澶渊之盟前的战争称为“澶州之战”，但为何后来签订的盟约不是“澶州之盟”呢？从澶渊之盟的名称上也可以一探历史的究竟。

澶渊这一地名最早闻于先秦；而作为行政单位的澶渊县，则最后见于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割临河、内黄、顿丘三县，置澶渊县，属汲郡。后唐初武德四年(621年)置澶州，因避唐高祖李渊讳而改澶渊县为澶水县，为澶州治所所在。大观元年(1107年)澶州升开德府；金皇统四年(1144年)又改为开州......而今已是河南濮阳。

可见，“澶渊”这个地名在澶州之战时已废弃近四百年；而“澶州”、“澶水”北宋之后也不复出现。这不禁让人好奇为何历史上不以更精确的“澶州之盟”来命名这个重大事件？

巧合的是，史书上也曾发生过一次澶渊之会，比宋初的那次足足早了1500多年：春秋襄公二十年(前553年)，诸侯盟于澶渊。

主持北宋熙宁变法的王安石(1021-1086)曾作《澶州》两首，其中一首亦可为证：

津津河北流，嶭嶭两城峙。春秋诸侯会，澶渊乃其地……

王安石的另外一首《澶州》则是这样的：

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间两城峙。

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楼橹如边城。

城中老人为予语，契丹此地经钞虏。

黄屋亲乘矢石间，胡马欲踏河冰渡。

天发一矢胡无酋，河冰亦破沙水流。

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后一首显然是对澶渊之盟事件的描绘。注意到王安石是以“欢盟”来形容此次会盟的成就的，并将最大的功劳归于“莱公”（即寇准）。可见直到十一世纪中期，关于澶渊之盟的历史评价还是正面的。

问题可能就出在春秋时期的那次澶渊的诸侯会上。《左传·襄公·襄公三十年》记载：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子、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

彼时的澶渊属卫国。为表彰鲁宣公之女、宋共公之妻伯姬宁被焚死仍不失礼节的英勇事迹，各国会盟于澶渊，讨论如何资助遭灾的宋国——好巧，连国名都一样！

北宋另一个大文豪苏轼(1037—1101)，曾著《论会于澶渊宋灾故》一文：

“春秋之时，忠信之道缺，大国无厌而小国屡叛，朝战而夕会，夫子盖厌之矣……春秋之际，何其乱也，故曰春秋之盟无信盟也，春秋之会无义会也。”

官场失意的苏东坡竭力提倡君子之道、抨击言而无信之小人。从上面几句看得出他是在借古澶渊之会批判各国诸侯的勾心斗角和背信弃义，但似乎又像在借题发挥着什么。

之后的历史果然被苏轼不幸言中。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宋徽宗见辽国事衰微，便背信弃义地背叛了兄弟之国，私下与大金达成了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虽然彼时辽天祚帝已是强弩之末，但在南逃时还是能顺便修理一下北宋。

1125年，金灭辽；两年后，金也灭了北宋，从此留下了靖康之耻......

“澶渊之盟”究竟出自何处已不可考。或许是后人的张冠李戴，也或许是故意假春秋澶渊之会来借古讽今。每个历史阶段，总不乏有人通过否定别人的成就来彰显自己的价值。但古往今来，为多数人的福祉而做出政治上的妥协总是要比为自身的利益而绑架多数人的民意来得艰难却又伟大得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