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张岱《陶庵梦忆》中也有类似记载：“吴中技绝，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镶嵌，赵良璧之治锡，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南京濮仲谦，古貌古心，鬻鬻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其竹器，一帚一刷，勾勒数刀，价以两计”。

明代周晖的《金陵琐事》卷三介绍说“徐守素，蒋彻，李信修补古铜器如神。邹英学于蒋彻，亦次之。李昭、李赞、蒋诚制扇极精工。刘敬之，小木高手”。这些资料说明一个问题，即明代江南地区手工艺技术较前代大大提高了。

家具艺术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在明代初期至中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尽管匠师们没有在器物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流传至今的大批家具珍品记录了他们的勤劳智慧和光辉业绩。他们为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艺术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是理所当然的艺术家。

明代，总结各种工艺技术经验的专门书籍逐渐增多。明代黄成所编著的《装饰录》一书，全面论述了漆工艺的历史及工艺、分类和特点等。这些工艺在明代漆家具上都有所体现，是一部研究漆工历史的重要著作，直到现在仍有重要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木器家具方面的专著当推《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此书为明代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汇编，分建筑和家具两部分，其中对家具作了详尽的分类。如：椅凳灯、桌案类、床榻类、橱柜类、台架类、屏座类等。每一类中又分别叙述不同形式。如床榻类中有大床、禅床、凉床、藤床等；桌案类有一字桌、案桌、折桌、圆桌、琴桌、棋桌、方桌等。其他如选材，卯榫结构，家具尺寸，装饰花纹及线脚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和记述。《鲁班经匠家镜》一书是建筑的营造法式和家具制造的经验总结。它的问世，对明代家具的发展和形成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有关家具方面的书籍还有明代文震享所编的《长物志》。书中对各类家具一一作了具体分析和研究，对家具的用材、制作、式样分别给予优劣雅俗的评价。明代高濂编著的《遵生八笺》还把家具制作和养生学结合起来，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书籍的出现指导了家具形式的设计和制作生产工艺的提高，并丰富了家具制作的理论体系。

海外贸易为明式家具提供了物质条件

明代前期，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手工业的繁荣，加上当时罗盘针的发明与使用，造船技术的不断提高，气象的观测，地图的绘制及航路的勘探，给海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明代海外贸易主要是日本、吕宋、南洋各国和东南亚各国。

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已很频繁，至今在日本正仓院还珍藏着我国的唐代家具实物。明代初期，中国和日本政府间还订有条约，规定日本向中国十年一贡，这种朝贡，实际上是一种勘合贸易。其中的倭漆家具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甚至中国漆中有仿制日本器物者。《遵生八笺》中香几条介绍说：“若书案头所置小几，惟倭制佳绝。其式一板为面，长二尺，阔一尺二寸，高三寸余，上嵌金银片子花鸟四簇树石。几面横设小档二条，用泥金涂之，下用四牙，四足牙口掺金铜滚阳线，镶铃，持之甚轻”。《长物志》卷六台几条介绍：“倭人所制，种类大小不一，俱极古雅精丽。有镀金镶四角者，有嵌金银片者，有暗花者，价俱甚贵。近时仿旧式为之，亦有佳者，以置尊彝之属，最古。”

明朝与南洋各国的联系更为密切。南洋各国盛产金银珠宝和各种香料以及珍贵木材。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统治阶级过起奢侈的生活，这些进口的器物与材料正合他们腐化生活的需要。永乐至宣德时期，为了宣扬国威，特派三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西洋，进行贸易交往。其规模之大，航程之远，时间之长，往返之频繁，是世界航海史上所罕见的。

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43年（宣德八年），郑和先后七次出海远航，时间持续28年之久，所历37个国家。最南到爪哇，最北到波斯湾和红海的默伽，最东到台湾，最后到非洲东岸。所率船队有大船62艘，每艘长147米，宽60米，共载27500余人。船上带有我国行销的青花瓷器，印花布、丝、色绢、缎匹、雨伞、米谷、草席、鼓板、牙箱等四十余种货物。而贸易采购回国的主要有香料、椰子、锡沙、淡金、宝石和各类优质木材。

郑和七次下西洋密切了中国同各国的关系，此后，各国亦相继派使臣赴中国朝贡（即勘合贸易），所带货物中都有相当数量的木料。通过这些国家定期或不定期的贸易往来，大批优质木材源源不断地进到中国。明式家具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它的材质优良。海外贸易的发展，为明式家具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住宅、园林的发展对家具的影响

明代前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城市建设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官府和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竞相建造豪华的府第、园林和住宅，以供他们享受。这些园林、住宅，装修精丽，当时有不少文人、画家直接参与设计和建造。其规模庞大，有的甚至多至千余间。使得明朝政府不得不制定严格的住宅等级制度加以限制。规定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等。不许在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达官、富商和大地主不遵守这些定制。统治阶级为了满足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官僚地主为了显示其富有，役使大批奴仆，加上宾客来往之多，都需要大量房屋和活动场所，需要有不同用途的使用建筑和观赏建筑，并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配备大批的与其相适应的家具。这种趋势，必然对家具事业的发展起到相应的推动作用。

明式家具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集大成者。经过历代的更替、经济的发展以及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明式家具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它不仅注重材料的质地、颜色和纹理，而且善于运用线条的起伏变化和构件的精巧设计来体现家具的简洁明快和典雅柔美，同时也善于用结构来体现中国之“礼”以及对意境的追求。它所体现的工艺风格，已成为传统家具艺术的划时代标志，在中国家具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并且在世界家具艺术体系中独树一帜。

明式家具：含蓄深刻，以形着意

中西文明对比的研究者认为：“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是中西文化的本原化区别。这种区别造就了两种迥异的性格取向，一外显、进取；一偏重于内向收敛和内省、内求。含蓄的性格，成为中国人区别于西方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并且成为中华美学中的一个审美范畴。

明式家具的结构形式和特点，既是宋元家具的历史延续，也是借鉴其它艺术形式的结果，特别是深受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园林以及宋、元、明时期的文化艺术的影响。既然含蓄体现在建筑和园林以及其它的艺术形式和规范中，而且这些艺术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影响，那么，含蓄在建筑、书画、诗词上的存在，同样也体现在传统家具上。而深入分析明式家具的结构特征就会发现，这种体现确实存在，而且是必然的。

在制器上，国人一直遵循着《周易 · 楚辞》的“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的道理，在形象思维上与西方古典家具不同，强调家具在意境上的渲染作用，善于用写意的手法提取其它器物和建筑上的精华部分而加以简洁和浓缩，表现的是一种含蓄深刻以形着意的美。

值得注意的是，含蓄在明式家具上的体现主要表现在家具构架的辅件和线形构架留下的空白部位，它们虽然不像明式家具的整体艺术形式那样令人关注，但这些次要部位同样值得玩味。

明式家具的结构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采用横断面很细的硬木材榫接，很少用块材，与西方古代家具相比，显得很轻巧。由横竖线材而不是块材来制作家具就留下了大片的空间，它们并不是无意义的抽象存在，而是被明式家具的使用者和制作者赋予了深刻的含义，空的处理业已表明明人对于空间及其使用有了非常成熟的认识。

明式家具由于采用的是线形构架而留下大片空间，在同一件家具上，空与空之间配合映衬，从一个空可以看到另一个空，使空间产生丰富的变化，也模糊了空间的边界，还有的采用空与空之间的细密排列，如明式家具上常见的连续图案，这些处理手法，都来源于建筑。中国古典绘画特别是植物画和山水画，讲究远近虚实以及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和对照。那么家具上也是这样，空与空的对比、穿插、铺排和绘画上的空的变化何其相似，绘画通过空的穿插、远近来表现立体，而家具本身就是立体的，但它们都能引发丰富的联想，给人的心理感受也是相同的。与同时代的西方古典家具主要以板材构造相比，明式家具在空间的变化上显然要丰富得多。

明式家具上线材搭接后的空间在节点部位普遍辅以牙子，牙子通常裁成花草形图案，在整个家具上不占主导地位，起美化作用，但这些牙子本身的纹样和雕刻十分生动，不似厅堂等家具那么严肃和规准。最主要的是在方形空间中附加了这些曲线的牙子之后，使整个空间乃至家具本身活跃了起来，打破了空间的呆板，也因此具备了特别的含义，引人发想。椅子下的空间被称之为壶门，在腿和座面之间以牙头、牙条及枨来连接，同样使方形空间有了变化，也同样使简约的明式家具给人带来隽永的玩味空间。有时牙子本身也采用透雕的手法，更加丰富了明式家具的空间变化。这是中国家具区别于西方家具的特征之一，同时期的西方家具更多的是采用雕刻的手法，在家具本身的构材上做文章。另外，明式家具上的牙子还具有加固的功能作用，这也和 17 世纪西方的洛可可、巴洛克家具上无意义的雕饰有本质的区别，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已经蕴含着类似现代设计教旨的思想。

明式家具中的屏联、架格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连续性的抽象图案，构成封闭性或者隔断性的虚空间，这些图案或抽象，或具象，或为一个完整图案的拆分重组，在空间上均密的排列，分解线形构材留下的空间，极具朦胧感，仿佛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令人遐想，而这也正是明式家具的制作者和使用者所要达到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明式椅的靠背上或者一些明式案的板腿上常常挖有圆形或椭圆形的空洞，或者镂刻如意、植物花纹。在明式桌腿足之间，以枨来加固，枨和桌面间以矮老进行分割，形成奇数或偶数空间，枨和矮老对腿足间空间的分割和使用牙条来打破横竖结构的方形空间所起的丰富空间、加固作用一样。另外，在高束腰的家具上，往往有镂空的绦环洞；这些空的形象和园林中的花窗极其相似，花窗在园林中是一种造景手法，透过花窗景致有了延伸，观者心境因与自然的融合而得到释放，家具上的空能引发人的深思，蕴含着古人超然象外的思想寄托。

文人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居有重要的一席，应该是最浪漫、最有活力并具创新性的一个群体，但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一些人趋于迂腐，或者成为统治阶级的喉舌和玩偶，或者深陷礼制不能自拔，更多的文人则借用诗词、艺术来表达自己的愤世嫉俗。中国的园林和家具被称为“文人园林”和“文人家具”，可以想象，这些有形艺术中蕴含着文人的所思所想。含蓄是一种高品质的美，虽拥有而不卖弄，虽潜蕴而不炫耀，这是文人所推崇的高风亮节。中国传统的明式家具的一些结构很好的体现了文人的这一特征。

明式家具上的束腰是中国传统家具所独有的，现代家具上很少见，即使是同时期的西方家具也很少见到，更没有大量的运用。明式家具上的束腰的收缩变化与现代家具相比，它的曲折性体现了它的内涵所在，而家具上的这圈收缩也表现了它的内敛性。而现代家具完全是直接的、袒露的，讲求的是技术之美，这也是现代家具设计和评价的标准。

除束腰外，明式家具中桌、案和椅面的边沿（工匠所称的冰盘沿）也有丰富的层级变化，在有束腰的桌上和束腰连在一起，是束腰的一部分，称为叠涩。在其它家具的面板边缘，冰盘沿的变化也是层层内收的，配合了腿和面板的安接。而现代家具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往往是给边缘的两边倒圆脚，没有内收性，或者是直接在边缘交接，这也是明式家具和现代家具的区别。

明式家具的马蹄足与国外多呈“ S ”形的弯腿完全不同，明式家具的马蹄腿只有呈弓形的向内一弯，有如马蹄内翻的马前腿。下部渐削与混面起边线显示了它的矫健，与上体格角圆转过渡，配以束腰显示了它的强劲与舒展。作高腿时挺拨，有如漫步之姿；作矮腿时弯屈，似奔驰之势，也似蓄势待发很有生气。可见明式家具的腿足和西方现代家具的出腿方式有明显差别，成内敛之势，而从马蹄腿的走势看，又表现出相当的力度，这正是文人外柔内刚气节的体现。另外明式家具的内敛从腿足之间围合成的半封闭空间看来也是十分明显的。

明式圈椅和扶手椅各具千秋，都是明式家具的优秀典范。但它们有内敛性的共同特点。扶手椅和圈椅主要用于厅堂接人待物，由于传统的封建礼教，家具形式要求方正稳重，而我们从明式椅主要是圈椅和带扶手的靠背椅的俯视图形来看，椅圈和扶手的主要走向也是趋于收缩的，成半封闭形，这也是一种内敛的态势，说明礼教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已形成固有观念。

明式家具中的床更直观的体现了这种内敛的封闭性。明式家具中的拔步床犹如建筑一样，有廊，有便所，而帷幔和蚊帐更是像门一样紧紧的包裹着内部空间，这是古人真正的世界所在，它是封闭的、独立的和“不与外人道哉”的，这和西方或现代家居中床的直白和开敞有天壤之别，现代床完全是直露的、坦白的，没有秘密。床也是明式家具内敛的体现之一。

明式家具中有些非马蹄腿的凳、榻等是由裹脚枨来联接的，裹脚枨的作用正如齐名，从外部包围四足，而不是像罗锅枨那样在腿足上打榫穿入；明式家具中还有一种腿形也应用得很频繁，那就是三弯腿，在明式几或矮形家具上常见，它们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同种腿形相媲美，只不过明式的三弯腿常常加有托泥，这和西方腿形的完全扩张态势不同。裹脚枨和托泥的运用束缚了原有腿形的外捺，更显家具的力度。

其实，明式家具上体现含蓄性的符号并不仅仅限于结构和形式，明式家具所采用的材料都具有美丽的花纹和色泽。从色彩学的意义上来认识，这些似黄非黄、似黑非黑、似红非红的色调，在环境中往往呈现一种令人舒适的中性色调，稍偏暖或稍偏冷，但都能协调、深沉；不刺激、不滞怯、不带火气，也不灰暗，使人感受到的是色彩的无比丰富和含蓄。

明式家具对于中式家具的设计影响可谓深远。如家具设计师陈向京所言：“现代人的腰杆子已失去过去的坚挺，坐沙发的软垫总是舒服点，明式家具在现代有了时尚的一面。相比以往的设计，现时的明式家具设计在保留了以往设计的精髓内涵上，适当融合简洁、流畅的设计元素。内敛外秀，这四个字也许可以表达出明式家具的长久魅力，而且是许多文人雅士对其情有独钟的原因。 如果将含蓄的特点运用到中国产品的原创设计上，也许就可以打上一种“中国设计”的烙印。明式家具是中国设计历史上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代表之一。研究含蓄性在明式家具上的表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在现代设计上探求中国自己的设计风格，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时，使中国现代家具和其他设计产品屹立于世界之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