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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目前因钓鱼岛问题陷入僵局。中日两国在四十年前可以搁置钓鱼岛问题，而实现两国关系的战略性突破，四十年后却不能如当初设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而搞得剑拔弩张，其中问题到底何在。日本首相安倍妄言是因为中国的“反日教育”。但纵观中日建交后四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日本在推进“政治大国”战略中的右翼取向，从各个方面侵蚀和破坏着中日政治关系发展的根基。如今，当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和亚太战略环境都进入到一个历史性关口时，中日之间的各种矛盾终于集中在钓鱼岛问题上爆发出来。而安倍的政策又恰恰是利用钓鱼岛问题来实现其国内外政治目标，这使中日关系面临陷入对抗性格局的危险。
一、日本右翼的“脱战后”战略不断伤害中日友好关系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由于历史问题而使得双边关系变得复杂敏感。1972年两国建交时以“友好体制”，而不是利益协调或战略合作的体制，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战略形态。
但是，自八十年代起，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思想也开始膨胀。当时，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政治大国”战略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由于战后日本政坛中存在着一批与旧帝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政治人物。所以日本的“脱战后”进程，并不是向德国那样建立在对战争罪行的清算上，相反是建立在带有浓厚的旧帝国思维的“国家主义”的复兴上。也正是基于旧帝国的思维方式，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突出强调了要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建立强大的国家军事力量，依托军力在国际社会发挥政治作用。而为了推进“大国”战略，右翼势力不断地在历史问题、地区安全战略以及两国关系基本准则三个方面冲击中日关系。
1、右翼势力希图借历史问题重塑国民精神严重冲击中日关系
日本右翼要在国民中重树国家主义精神，其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对历史的翻案和对青少年的教育。中日建交后，首先冲击两国政治关系的事件就是教科书问题。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审定的供全国高中和小学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取消了对于日本向外侵略等问题的“批判性的记述”，而‘沿着使过去日本的作法正当合理化、肯定现状的方向”进行了修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篡改 。此后右翼势力一直在教科书问题上做文章，干扰着中日关系的发展。1997年，右翼学者团体组建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推动编纂发行歪曲历史的教科书。 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行动在日本国内也曾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制。但在日本右翼的大力推动下，近年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旗下育鹏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的采用率迅速增长。到2012年时采用率已达到4% 。右翼教科书影响的增加，反映了日本社会认知的变化，这对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思想认同所造成的破坏是深刻的。
在试图通过教育来影响后代的同时，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也在不断地用自己的言行来影响日本社会。他们时常有人跳出来发表一些否认侵略罪行的言行，更重要的是他们长期有组织地积极参拜靖国神社。该神社供奉的是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帝国战死的军人。由于神社祭祀着两千多名二战战犯，特别是在1978年该社将14名二战甲级战犯“合祀”，因此被东亚国家视为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
日本右翼试图通过悼念所谓为国家牺牲的人来重树国家主义精神。1981年日本一些议员组成了“大家一起来参拜靖国神社议员联盟”，要求每年8月15日都要参拜靖国神社。在参拜问题上首先冲击中日关系的是1985年８月，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而后是1996年7月桥本龙太郎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到了小泉纯一郎执政时，参拜更是变成了一种日本右翼与亚洲国家进行意志较量的行为。小泉执政五年，不顾亚洲国家的反对，也无视日本福冈和大阪高等法院宣布其行为违宪的判决，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正是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不断挑战国际公理，重揭中国人民内心伤疤的行为，使本已在中国政府的教育下，习惯于以“中日友好” 概念来看待中日关系的中国民众出现了明显的“反日”、“厌日”情结。
2、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加剧中日战略猜疑
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目标是要在军事和政治上成为世界一极。但其实现目标的过程却不得不依赖于美国的支持。因此，冷战后在日美军事同盟已经完全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的霸权战略，加强日美同盟，并将这种同盟从防御性转变为具有对外干预功能的同盟。
日美同盟功能的扩展，使中日关系的矛盾从历史认识问题向战略矛盾扩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日关系麻烦不断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日本的这种国家战略取向。1995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明确提出了日本的军事力量要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上发挥适当作用。1996年4月，日美就安全问题发表了题为“面向21世纪的同盟”的联合声明，将日美同盟从防卫日本扩大定义为“亚太地区繁荣稳定的基石”，并特别肯定了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关于日本军事力量作用的说法。翌年，日美两国借当时的朝鲜半岛危机签署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出了就周边地区安全进行合作的概念。据此，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规定在日本周边有事时，日本要给美军以后勤支援。虽然该法案没有对“周边”的概念进行明确表述，但事实上将解释权交给了政府,而日本政府不断有人公开表示“周边事态”包括台湾海峡。此后,到2004年日本出笼新《防卫计划大纲》,则明确将台湾海峡列为日本周边的不稳定因素，并公开表示对中国增强军力特别是海军活动的关切。日本这种以中国为目标，试图介入台海问题的防卫政策，加剧了中日之间的战略猜疑。
3、日本政府公开干预中国内政冲击中日政治关系
作为所谓“政治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外交上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民主化战略，以所谓“人权”为理由，公开干预中国内政，插手“疆、藏”问题,严重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1995年“藏独”集团联合日本一些反华议员鼓动成立了所谓“思考西藏问题议员联盟”。该组织在日本多次集会和示威，并在国际上参与支持“藏独”活动。达赖喇嘛更是年年访问日本，一些日本政要则频频与其见面，明里暗里对其给与支持。近两年随着“疆独”势力的活跃，日本政客又开始积极介入。2012年4月，在“疆独”势力准备于日本举办“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之前一个月，日本部分右翼议员组织了“日本维吾尔国会议员联盟”，公开有组织地支持“疆独”活动。日本作为曾经侵略过中国的邻国，其有系统有组织地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4、日本右翼的政治路线导致钓鱼岛问题激化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由于钓鱼岛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以“无人岛”的理由从中国窃取的，而且它地处中国海上东出太平洋的要道，并关系到东海大陆架的划分，所以它涉及到历史问题、海上安全利益，和资源利益。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和敏感，中日才在建交时基于“友好”对其采取了“搁置争议”的方针。
但是，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在推行其“脱战后”的政治路线时把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作为煽动极端民主主义的工具，采取了强权主义的方式，从而最终使钓鱼岛成为中日之间矛盾的集中爆发点。日本在钓鱼岛及整个东海问题上的强权主义做法一是无视国际法，单方面划定东海大陆架的中间线，二是公然侵犯中国主权，为即便以日本的划分方法也在中国一侧的春晓油气田命上日本的名字，三是无视历史事实，公然否认争议的存在，拒绝就钓鱼岛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不仅如此，日本还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了进取型政策。2010年，日本政府决定把25个离岛“国有化”，以作为划定大陆架面积和确保海底资源的据点。这些岛屿中，也触及到钓鱼岛的部分附属岛屿。日本无视中国的主权主张和中日政府间曾达成的“搁置争议”的默契，试图占据钓鱼岛实施资源开发的意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2012年，日本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制造购岛闹剧，迫使日本政府加速购岛。这最终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恶化。
由上可见，正是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在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时候，不断从各方面冲击中日两国建交时所确定的国家间关系准则，从而使中日两国在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政治关系日渐疏远，战略隔阂不断加深。
二、安倍保守主义战略使中日关系陷入困境
安倍是日本政坛战后新生代中右翼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全面继承传统的保守理念，并以实现右翼保守势力的政治理想为自己的执政目标。安倍保守战略更突出要把日本打造成军事政治强国的色彩，他的目标就是在国内要完成修改宪法和自卫队军队化的建设，在国际上扮演具有领导作用的“大国”角色。虽然，安倍主张用政经分离的方式处理中日关系，但是其极端的右翼主张正使中日关系陷入困境。
首先，安倍的保守政治主张损害中日政治互信的根基。安倍是日本保守势力的活跃分子。2004年他曾与当时的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文彬组织 “考虑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之会”，自己任事务局长，积极推进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出版的教科书在全国采用。他还是“大家一起来参拜靖国神社议员联盟”的成员，二次竞选时曾以当选后要参拜来标示自己的保守色彩。在否认历史的问题上，他同样引人注目。2007年3月，他在日本国会公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日军强征慰安妇”，并拒绝就此事道歉，当时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此次重返首相职位，他不仅表示要用“安倍谈话”取代日本“反省历史的三大谈话” ，甚至公开质疑东京审判结果 。
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实质上是为完成“修宪强兵”做铺垫。2006 年首次执政时，安倍就推动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以及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相关法案。第二次执政，安倍以在任内实现修宪为目标 ,一上任就开始着手推动修宪程序，有意先对规定修宪提案条件的《宪法》第96条进行修改 ，为下一步修改宪法铺路。而在修宪的内容上，自民党已在3月14日召开的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提出将天皇从国家象征改为“国家元首”，以及实行“集体自卫权” 。
其次，安倍试图以联美笼亚抑中的外交战略来确立日本大国地位。安倍推动“政治大国”战略采取的策略一是在美国主导的格局下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二是充分利用中美之间存在的大国竞争。他第一任时就提出所谓“有主张的外交”，试图把日本从属美国主导，改为日美联合主导，打造一个日美共治的地区安全秩序。他配合美国民主战略，提出了所谓“价值观外交”。2006 年安倍政府提出建立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并将此设想定位为外交的“新基轴” 。依据这个“新基轴”，安倍试图建立所谓日美印澳的四国“价值联盟” ，在亚太地区构建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
安倍再次执政后，利用美国以制衡中国为目的的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方面要挟美自重，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打压中国来抬高自己的地位，扮演亚洲领导者的角色。他重提日美印澳四国联盟，将其命名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 ，并针对中国展开亚洲外交。先是派副首相麻生太郎访问缅甸，与中国展开影响力竞争。而后派外相岸田文雄跑到菲律宾、文莱和澳大利亚等国，拿南海问题说事，公然将“应对中国”说成是各国“共同课题” 。最后，他亲自出马访问越南、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安全、经济、“价值观”三管齐下，明确表现出针对中国的意图。这种围堵外交几乎推进到日本认为具有战略价值的一切地方。今年3月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访问日本时，在讨论两国海上安全合作时，安倍再次把中国列入目标，他说，“中国的海上活动日益活跃，这是该地区共同的关切事项” 。与此同时，他对斯里兰卡让日本军舰利用其港口表示感谢。其试图在印度洋限制中国海军活动能力的意图非常明显。
第三，安倍利用钓鱼岛问题推进其政治战略。安倍是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陷入紧张的背景下再次上台的。但他选举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主张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有三大主张，一是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谈判余地”，二是日本应派公务员驻扎钓鱼岛，三是针对钓鱼岛强化军事力量和手段。这三项主张都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安倍上台后，仅仅在派公务员驻岛问题上说到要“暂缓”，并没有表示出任何通过政治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他如此做的目的，无非是要将钓鱼岛问题作为推进其政治战略的把手。安倍上台后首先是利用钓鱼岛问题增加军费，强化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他借用所谓美日协防，推动实行“集体自卫权”。而拉拢其他亚洲国家，围堵中国，也采取的是将中日领土争议等同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岛屿争议，等同于海上安全问题的伎俩。
安倍保守主义战略的最大危险性在于他有使中日之间的矛盾有向系统性矛盾发展的倾向。过去中日双边矛盾一般表现为个案性，通过个案的解决双边关系还能继续正常发展。但如今，安倍把对华强硬作为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手段，在安全和政治外交领域针对中国系统性地推进自己的战略布局。这不仅使中日关系陷入僵局，而且有陷入对抗局面的危险。
三、日本 “大国战略”取向危险，但难以走通
安倍具有鲜明右翼倾向的“大国战略”根基在于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目前这种右倾化有可能向极端主义发展。2012年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坛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在众议院480个席位中，自民党占294席，以石原为首的新兴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占54席，仅次于民主党的57席。竞选时，自民党和维新会基本理念无大差异，二者之间只是比谁更右，谁对中国更强硬。安倍在组阁时选择公明党而非维新会，主要原因一是担心后者会抢了自民党的风头，二是和公明党合作有利于争取中间力量和化解反对力量。安倍上任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强硬言词和措施不断出笼，支持率却因此居高不下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日本社会的极端情绪有所增长。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右翼实现修改和平宪法目标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日本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也有随之增加的可能。
但是，日本“大国战略”的右倾化道路在国际上难以走通。安倍对华围堵对抗政策得以实施的一个重大环境因素是美国的战略中具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成分。美国亚太战略的主要支柱就是日美同盟。为强化日美同盟，美国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虽表明在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明确支持日本的管辖权，并通过口头表述、与日本进行针对钓鱼岛的联合军事演习等诸多方式，从军事上对日本给予支持，甚至要制定共同作战计划 。但即便如此，美国也显然不愿意被日本牵着鼻子走进与中国对抗的局面。至于其他亚洲国家，虽然随着中国的崛起，或多或少地对未来地区力量格局变化有些担忧。但他们也难以接受日美要利用这种担忧建立一种冷战式的对华遏制格局。总而言之，右翼主导下的日本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对中日关系的伤害是全方位的，而且日本试图利用地区内的一些消极因素来遏制中国，这使中日钓鱼岛争议有演变成战略对峙的风险。因此，中国对中日关系要有耐心。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和平发展环境的变化正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而变得愈加复杂。虽然存在着一些对我和平发展不利的消极因素，但积极因素更多。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化解消极因素，为和平发展增加正能量。中国要想用“合作共赢”的机制取代“制衡稳定”格局，需要更善于运用软实力。尤其在中日双边关系中，应充分了解日本政治文化的特性，注重外交的技巧和艺术，注重“法”、“理”、“利”的均衡运用，争取化“敌”于无形。
(来源：《当代世界》，2013年第5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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