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国政府弱骨外交的背景下，日本一系列善后工作取得了成效，西方世界的谴责战没有持续下去，国际社会似乎很快淡忘了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件。

日本方面的辩解：“辱尸”引发屠城

有贺长雄是第二军司令部参谋部的法律顾问，有德国、奥地利国留学经历，在元老院做过书记官，1891年担任陆军大学国际法讲师。所著《万国战时公法》成为日本国际法权威之作，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经常向他咨询国际法方面的问题。

1894年清日战争开战，有贺就任第二军司令部法律顾问，亲身经历了旅顺虐杀事件。在日本与欧美舆论战中，主张清日战争和旅顺虐杀事件的正当性，为日本违反万国红十字会宪章的战争责任雄辩。

战后有贺赴欧洲从事研究活动，1896年3月用法语完成了《日清战役国际法论》的著作。归国后该书译成日本语出版，由于书中涉及到旅顺虐杀事件中凄惨的场面，一般人不能自由阅览。

1913年有贺长雄受聘袁世凯的法律顾问，1915年因反对日本提出的21条，受到日本国内“非国民”的责难。

在旅顺虐杀事件中，本来日本人不应该逃脱国际舆论的谴责。可是清国人的“王法”开脱了日本人的罪行。

在大清朝的历史上，满清人进关入主中原后，创造了数次大规模屠杀，让汉族人的人口急减5000万。其中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庚寅之劫等为代表。

满清统治者的大屠杀，使得汉人很多地区“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鲁迅说：“清军入关屠尽明朝汉人的骨气廉耻。”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

满清的大屠杀死亡人数之多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之最。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大清这样一个残忍的王朝，面对旅顺这样一个小小的屠城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是不难理解的。

在大清国的历史观里，日军屠城旅顺符合清朝历史以来的战争文化，战胜者斩尽杀绝战败者，是战争认定的逻辑。正是这个屠夫逻辑，满洲蛮夷狂屠天下，将数千万中原人变成刀下之鬼。被涂炭的生灵，在朝廷看来不过是卑贱的汉奴贱民。

爱新觉罗的战争伦理默认了旅顺事件的合理性，从而对事件自肃沉默放任自流。事实上紫禁城内的大清朝廷，骨子里透着战争复仇的渴望，一旦他们胜利了同样会按照自己的野蛮逻辑，做出与日本军相同的事情。

清国人和日本人虐杀行为的本质，赤裸裸现出了各自同类蛮夷文化的野蛮属性。

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国际法学教授艾伦特，发表论文《清日战争中的国际法》，谴责日本是“披着文明外衣有着野蛮筋骨的怪兽，旅顺虐杀行径暴露了日本人野蛮本性的真面目。如此自誉‘文明国’的日本人，仍需要一个世纪以上的文明进化。”

在清国政府脆弱外交的背景下，日本一系列善后工作取得了成效，西方世界的谴责战没有持续下去，国际社会似乎很快淡忘了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件。

1895年2月6日美国国务长官致函日本驻美国公使栗野，日美条约最终修订案上院可决。2月17日天皇御批了美国上院批准的日美改正条约案，3月21日两国在华盛顿交换批准文书，3月24日日美新条约公布。

旅顺事件背景下，日美两国的改正条约仍得以通过，标志着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国人，继英国人之后事实上也承认了日本是文明国家的一员。

清日战争日本在三个重大问题上，从法的狭缝中展开国际法公关，变被动为主动取得国际社会的默认。政府启动了国家所有的宣传机器，通过媒体的运作，宣传本国的开战立场，主张战争的正当性，向国际社会作出开放战争的姿态，赢得了欧美列强国的理解和支持。

伊藤博文相信利用媒体攻势取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就等于拿下了战争一半的胜利。日本在战争媒体的思考上积极主动，让全世界看到日本是为了解放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朝鲜人民，日本的舆论战达到了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