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政府国力的衰弱与数次战败，清政府的朝贡国也逐渐减少。签《北京专约》，琉球撤藩；签《中法新约》，越南撤藩；签《马关条约》，朝鲜撤藩。如是，清政府周边的屏障逐渐丧失，而与此同时的边疆建省以及实边运动，使得其统治的区域也逐渐明晰。从“虚边”到“实边”是晚清中国版图形象的逐渐清晰。

“一叶秋海棠”

清末民初之际，关于中国版图的想象已出现“大三角形”和“秋海棠”两种意象。清末学部所审定的《最新地理教科书》中描述如是，“全国之境，为一大三角形，锐端当其西”。而同一时期学部所编《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即已有“我国地形，如秋海棠叶。出渤海，如叶之茎；西至葱岭，如叶之尖；各省及藩属，合为全叶”的描述。这是笔者在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目前所能找到的关于“秋海棠”最早的描述，即不晚于清末教育改革，教科书中已开始采用“秋海棠”这一象征来形容中国的版图，从而进行民众教育与宣传。

辛亥年，清帝逊位，民国肇兴。中华民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地理》中，延续了“秋海棠”这一意象。这部教材利用图文结合的方式，一方面给出秋海棠叶的示意图，绘出其叶脉，另一方面则给出中国版图的示意图，形状与上文所述的秋海棠十分相似。图画之外，还有解释说明的文字：“中华民国之地形，颇似秋海棠之叶。西方为锐角，似叶之尖。东方则斜平，且有凹处，似叶之本。南北两方或凹或凸，似叶之边。熟审秋海棠叶即知我国之地形矣”。

随着秋海棠这一版图想象的传播，“大三角形”这一想象逐渐消退，偶尔有教科书将“大三角形”与“秋海棠”相糅合，即“全国地形略似横铺之秋海棠叶，以西部之葱岭为叶尖，东部之渤海为叶本，成一大三角形”。“大三角形”的版图想象被“秋海棠”所取代，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秋海棠叶”的形象日益成为主流。民国十三年出版的地理教科书这样描述：“原来中华民国的地形，宛像一张横铺着的秋海棠叶子。叶柄附近的凹处，对着东面，恰是辽东、山东两半岛所挟持成为的渤海。叶尖微向西北，便是葱岭北端的乌赤别里山口。那叶缘的四周，除东北绕河，东南环海外，从北面沿边向西，一直盘到西南，全是高山”。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地理课本》中，作者对中国版图做了如下说明：“中华民国地图，不是很像一张秋海棠叶吗？东部渤海湾入海的地方，很像叶脚，西部帕米尔高原，很像叶尖。……那曲曲折折的边界，好像是叶边，境内的山川纵横，更好像叶的脉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法西斯的崛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的国土安全受到了强大的威胁。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而作为回应，民国政府与民众进一步建构起对版图形象的想象，除了教科书之外，“秋海棠”开始广泛出现于报纸杂志等公共媒介并广为民众所接受。

1930年，已有人开始预见到中国的发展正面临着威胁，恽天炫在《徐汇师范校刊》发表名为《残叶——蚕食的中国》的文章，文中写道：“它现在简直是一张残叶了……全身已经变成苍黄色了……它现在简直是一张残叶了——蚕食的中国”。作者将中国的版图比喻成了一片叶子，随着局势的发展，将要遭到蚕食，只是这里并未将这片叶子明确表述为“秋海棠”的叶子。

1931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大公报》发表名为《租界里的中国人》的文章，作者这样描述，“国魂的已死，只蜕遗下一具秋海棠叶似的枯骸尸壳，不知在多久的将来，就要在地图上变了颜色，做异族铁蹄驰骋的沙场了？！”作者尖锐地指出，国魂已死，秋海棠似的中国版图有变色的危机。1935年《申报》发表时评《中日事件与意阿事件》，认为针对东三省事件，国民政府所努力的目的，“不过‘一叶秋海棠’之形态在‘地图上’保持其完整而已”。1936年，随着日军大举进攻热河绥远之际，《东方杂志》刊登《绥远战事》：“……能更进一步的进攻，直驱匪伪军的根据地商都、多伦等地，收回察北六县，并进一步的向前直趋，收复所有的失地，使我们的‘海棠地图’仍然完整无缺”。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与日本全面开战。而此时，“秋海棠”这一形象便被充分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与民族认同。1938年刊于《石南青年》的一篇文章，名为《秋海棠的虫伤》，文中有如下描述：“在这秋海棠叶的东北角，是不是有一条可恶的害虫蚕食？在此处为了受到它的毒汁的缘故吧！已经变成黑色了，并且已将蔓延到叶的中部了，唉！多么可惜的秋海棠叶呦！”直到1944年，蒋君章等人所著的《中国边疆地理》在描述中国边疆的时候，仍认为：“我们中国的领土，好像一张秋海棠的叶子”。而在1947年10月，交通部官员在巡视杭州湾的时候，随行记者是这样描述杭州与杭州湾的：“翻开中华民国的地图来，齐巧在这瓣秋海棠叶东端下面一只小小缺角的边缘”。这里虽不是为了描述“秋海棠”，但作为一种文化或地理背景，其已得到广泛的认可。

更有意思的是，随着日军的投降，中国的危局得以减轻，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民心的“秋海棠”形象更是被运用于商业炒作之中，成为一款香烟的名字，其在《申报》上打出广告：“秋海棠叶子，是我们中国的地图，秋海棠香烟，是我们华商的出品。以精诚团结的精神，来完整秋海棠叶子。以提倡国货的思想，来爱吸秋海棠香烟”。商业利润与爱国情感相结合，通过商业炒作，商人们利用“秋海棠”这一意象背后所蕴含的爱国情绪与民族认同，成功提高所售香烟的公众认知度。

“桑叶”与“蚕食”

除了“大三角形”“秋海棠叶”两种版图想象之外，民国时期还存在着第三种对中国版图的想象——“桑叶”。1922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法地理教科书》第三册第一课《中国大势》中有如下文字：“全部地形好像横铺着的一个大桑叶，叶尖在西，叶脚在东；再巧不过，中国本是蚕丝的发源的地方”。书中用“桑叶”比喻中国版图是源于中国是蚕丝的发源地，这与其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认为“桑叶”惨被蚕食的救亡宣传是不同的。救亡话语体系将中国版图抽象为“桑叶”，将日本版图抽象为“蚕”。于是，作为“桑叶”的中国遭到了作为“蚕”的日本的“蚕食”。

就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史料来看，最早用蚕食这种税法来形容中国的民族危机的材料当是上文中所提到的发表于1930年的《残叶——蚕食的中国》。但这篇文章中尚未指出究竟是哪个国家在蚕食中国，此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仍是较为模糊的。而1937年刊登在《东方杂志》的讽刺漫画《世界小讽刺：日本帝国主义又来蚕食中国了》则不只是提及“蚕食”这个词，更明确指出蚕食中国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在1938年刊登在《抗战漫画》上的漫画《我们不怕鲸吞！我们只怕蚕食！》所试图表达的寓意就已经很清晰了。在图中，中华民国的版图被画成了一片桑叶，而在桑叶的右上角，有几只蚕正在啃食。更有意思的是，图画中所显示的桑叶被蚕所蚕食掉的部分，与当时，即1938年日军所占领的中国国土的形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当然，抗日战争期间的教材中也依然存在着将中国版图比喻为“桑叶”的做法，1938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高小新地理》第四册第一课《我国的领土和地势》中，刊载了名为“我国的位置境界和地势图”的地图，而且在图中左下部分绘有桑叶的示意图。文中说：“我国领土在帕米尔之东，其形状如一张横铺的桑叶。叶尖在西方，叶柄在东方”。

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内，也出现了将中国版图比喻为“桑叶”的做法。为了提高抗大总校第八期学员的地理素质，抗大政治文化教育科研究室1941年4月出版的《中国地理读本》（第一分册）中，也将中国的版图形状称之为桑叶，“在太平洋的西岸，亚洲的东南，有一个国度像一张横铺着的桑叶，这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中国”。

“雄鸡一唱天下白”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生人民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被承认，中国原本的“秋海棠”或“桑叶”的版图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陷，而这一巨大的凹陷使得中国的版图形象再次发生巨大的变化。于是，一种新的版图想象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将中国版图比喻为“雄鸡”。

“一唱雄鸡天下白”，“雄鸡”代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毛泽东援引此句形容走出黑暗的新中国，进而将“雄鸡”引申为新中国。从遭到西方蚕食鲸吞的“秋海棠”“桑叶”到昂首挺立在亚洲东方的“雄鸡”的形象转变，有助于重塑蓬勃向上、自强不息的国民形象。

最早将中国版图比喻为“雄鸡”的做法应不晚于1952年。《人民日报》1952年4月13日的报道：“西安的少先队员曾指着中国版图的模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庞焕洲说，‘咱们祖国真像一只美丽的大雄鸡’”。而这一官方报纸的宣传，无疑将会推动这一认知的宣传。此外，旧有海棠叶地图中难以突出台湾的地位，而雄鸡地图中，将台湾视为雄鸡迈出去的一只脚。这一解释被成功运用于政治解释之中，并成为大陆与台湾关系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雄鸡地图依然有其盲区。对于南海的海疆，新中国继承了民国政府在南海所划的“九段线”，在随后的地图印刷中，通常便是将南海用一个小框以小比例尺的形式单独绘在地图右下角，没有将它与北部湾、海南岛等地区连在一起。

这便给民众形成一个误区，即南海的海洋面积比较小，而且与大陆相隔较远。此种做法类似于在绘制美国地图时需单独绘出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群岛的做法。随着近来南海争端的加剧和民众海权意识的增强，地图的绘制也发生新的转变，放弃了旧有的绘图办法，直接将南海与大陆按相同比例画在一起。晚清时期，随着制图与测绘技术的发展，地图逐渐进入民众视野。通过签订诸多边界条约、撤藩、边疆建省活动，中国的边境从“虚边”演变为“实边”，中国的国土轮廓逐渐清晰。这一清晰的轮廓在民国初期逐渐被抽象成了“一叶秋海棠”与“桑叶”。随着日人入侵，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秋海棠”的版图形象之外，民众将“桑叶”的隐喻重新赋予民国版图，暗示作为“桑叶”的中国遭到作为“蚕”的日本的“蚕食”。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与承认蒙古的独立，作为“雄鸡”的中国版图开始出现在民众的视野中，而“雄鸡”则自然而然地战胜被抽象为“蚕”的日本，于是，“雄鸡一唱天下白”。

中国版图形象的建构与认知过程是漫长而缓慢的。作为一种更为柔性的政治符号，它不同于晚清时期对“黄龙旗”，中华民国时期对“孙中山”“中山陵”等政治符号的建构与宣传，而且，这一建构过程与其他政治符号的建构并不冲突。中国的版图想象在近代民族危亡、政局动荡的大背景下，始终处于“创造”与“再创造”的过程。

安德森在讨论近代民族主义时曾指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一种是“真实的、自发的民族主义热情”，另一种是“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中国版图想象发展的动力，既存在自下而上的民众自发，也存在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然后二者共鸣形成为一种为民众普遍接受的公共认知。此类国家形象的崇拜，在新国家创立初期和面临严重的国家民族危机的时期体现的更为明显。国家版图形象的客观存在转化为崇拜者心目中一种抽象的主观形象印记，与崇拜者自身的情感、观念融为一体。如此，版图形象作为一种超然存在的政治符号或形象，通过诸多崇拜者互相渲染，形成一种无形的巨大影响力。

总之，中国版图的建构过程，起于爱国主义与民族认同，归于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通过这种国家版图形象的塑造与变迁，民众获得了情感满足。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与国家则在这一变迁中获得了内生的凝聚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