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 静说日本

还记得，1999年时，你的月工资是多少吗？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称，1999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1万3778元，每月1148元人民币。而到了2019年，北京市工资人员平均工资上涨到10万6168元（折合月平均工资8847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在过去20年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了8倍。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看日本，这20年间，工资涨了多少？

这就是说，过去20年，日本人的年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5万日元（约1万6100元人民币）。

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于日本这20年间，收入不仅没涨反而减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了5大原因：

第一，是工会组织势力的弱化

日本每年都有工会组织的“春斗”活动，就是在3月份的旧年度结束之前，各企业工会和全国工会要与企业经营者、行业协会负责人谈判，要求增加员工工资。但是，自从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企业经营陷入困难。日本没有采取欧美那样大规模裁员的措施，而是采用了“维持雇用，适当下调工资”的做法，因此，保雇用保就业成为工会的最大诉求。而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企业再受打击，工会都觉得已经很难开口要求大幅增加工资。这样一来的话，“工会”逐渐变得形同虚设，无法成为企业员工的主心骨。

1994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考美国的劳动制度，决定打破日本企业长期以来养成的“年功序列、终身雇用”的传统，扩大合同工、临时工的临时雇用范围，在国会修改通过了《劳动者派遣法》。

这一项“非正规雇用”制度的实施，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来说，可以通过降低劳动成本来维持企业的基本经营。对于政府来说，名义上增加了就业机会、扩大了雇用人数。但是，因为合同工（契约社员）、临时工等非正规雇用者未能享受正式员工的待遇，更无法保证足够的收入，导致企业员工整体的收入出现下降。目前，非正式工的比例已经占到了劳动者总数的50%。

政府的最低收入标准一直没有进行大幅的调整，同时，由于政府管理与企业经营的关系，并没有像别的国家那样紧密，导致企业员工的收入标准，基本上是企业自己说了算，作为政府层面，无法进行行政干预。安倍内阁时期，多次要求企业增加员工的工资，但是绝大多数企业还是自说自话，拒绝政府的要求，因为政府不能干预企业的经营。

譬如节假日加班，日本没有法律，政府也没有政策，要求必须给员工加倍工资，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而作为企业来说，存钱比发钱来得起劲。到2019年，日本企业内部存款金额达到了500万亿日元（约32万亿元人民币），创下了历年来的最高记录，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一年GDP的总值。即使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这么有钱，但是，也不愿意把巨额利润通过增加工资的方式惠及员工，提高员工的收入。这一状况，导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企业越来越富，员工越来越穷。

日本政府在通信、交通、能源等公共事业领域，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开放市场，允许新兴企业的参与，导致市场竞争机制缺失，出现了大企业的市场垄断。而市场垄断的结果，就是价格的垄断，导致消费者负担的加重，消费者不敢消费，市场规模无法扩大。

譬如手机和电脑的上网费，三大移动通讯公司垄断了市场，而政府对于新兴企业的市场参与，又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导致上网费一直居高不下。菅义伟首相最近指出，三大移动通讯公司在上网费领域，至少有50%的降价空间。因此坚决要求这三大企业降价。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长期以来，都是通过压低劳动成本来维持最基本的服务，譬如超市、便利店、外卖、餐饮店等，通过大量雇用临时工，来维持经营，甚至一些超市出现了90%以上员工都是临时工的问题。

日本的民族特性中，“顺从”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同时，“隐忍”也被认为是一种教养。因此，当企业没有大幅增加员工工资的情况下，企业员工大多采取了忍耐的态度，很少出现罢工、造反等行为，对于政府的要求，基本上是“唯命是听”。

这个民族性的好处是，国民容易产生“集体主义”精神，譬如此次新冠病毒，政府号召常带口罩，虽然没有强制性，但是国民人人自觉，出门必戴。但是，“自主受虐”的倾向也比较突出。这样导致了企业经营者几乎可以无视员工的加薪要求，许多企业20年没加一元工资，企业员工也照样早出晚归，兢兢业业。

所以，日本社会出现的“确保雇用比增加工资来得重要”的基本思维，以及国民忍耐的个性，导致了过去20年间，企业员工工资不仅未能提高，反而减少的问题。而收入不能得到大幅提高，也导致日本经济难以获得迅速复苏，整个市场一直处于不温不热的状态。

原标题：《过去30年，日本人的工资为何还在原地踏步？》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