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批判中的方法论原则与新观念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研究

作者简介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摘要

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列斐伏尔提出在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时，除去坚持总体性和异化批判的原则之外，还必须认识到的一个理论前提，即迅速捕捉到可以运用到日常生活批判中新的观念。这些新的观念包括：一是对日常生活的分层研究，将会使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批判本身变得更加精准和深入；二是注意从多维、结构性和模糊性的角度，更加精准地透视日常生活；三是运用社会关系场境论的观点，把握日常生活中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本质：四是超越传统锚定与生产制作活动中的实践概念，科学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总体实践观念。

关键词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方法论原则；社会关系场境；总体实践

列斐伏尔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一生写下了近七十部论著和大量文章，他早期原创性地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了异化批判理论从宏观政治经济关系向微观社会生活的转换，并且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中，实现了观察历史的时间线索向空间生产逻辑的转换。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出版十五年后，列斐伏尔出版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第二卷，此卷的副标题为“日常生活的社会学基础”（ Fondements d’une sociologie de la quotidienneté）。在这一卷中，他进一步完善和提出了自己日常生活批判的方法论原则和新观念。本文将概要其中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以期进一步的讨论。

一 日常生活批判中的方法论原则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批判的目的，就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异化了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什么必须改变、什么可以改变、什么是必须和可以得到改造的问题。日常生活批判是批判地提出人们如何生活的问题”。[1]这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批判不仅要发现异化，而且还应该思考如何改变生活的问题。或者说“日常生活批判——激进的批判（critique radicale）旨在彻底改变日常生活——单独继承这个本真的马克思主义计划（le projet marxiste authentique）”。[2]可见，日常生活批判正是马克思那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继承，只是将马克思当时关注的改变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现实的做法，进一步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来。

他认为，面对资产阶级世界中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切新的问题，都需要在方法论层面上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列斐伏尔特意提醒我们，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异化中的新问题，应该在方法论上“避免片面性和新拜物教（néo-fétichismes，对意义的崇拜、，对没有意义的崇拜或对没有意义的事物的崇拜，对结构的崇拜和对自发性的崇拜，对文化和反文化的崇拜，对总体性和非总体性的崇拜，这些都是新拜物教的例子）”[3]其实，列斐伏尔所例举的方面，无论是象征域中的话语意义，还是结构和总体性原则，都是当时思想界已经开始凸显和强调的方法论原则；可是，如果过分夸大这些方法原则的作用，则会直到另一种极端的观念拜物教迷雾中去。这是列斐伏尔在此专门讨论方法论原则的初衷。

一是我们已经熟知的日常生活批判中的总体性（totalié）原则。我们知道，总体性是列斐伏尔在 1939年《辩证唯物主义》一书的核心关键词，是他上承青年卢卡奇，重构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 年手稿》）中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观点的结果。在那里，总体性的原则还是以具象的总体人（I’homme total）的概念出场的。在这里，列斐伏尔再一次突出强调总体性的概念，并将其确定为日常生活批判的原则。此时，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 Critigue dela raison dialectique 1，1960）中，已经讨论了总体性与总体化（totalisation）的区别。[4]列斐伏尔说：“没有总体性的概念（concept detotalié），我们就不能展开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我们正在面对人类现实，理论和实践都蕴含着或明确地包含了总体性概念（即社会和人类的观念）。没有总体性概念，就没有参照系（référenees），没有一般性（généralité），甚至没有普遍性（d’umiversalité）。没有总体性概念，知识就不再有'结构’。”[5]依列斐伏尔这里的说明，总体性概念是理论知识的骨架，也是我们面对社会生活和观念总体性存在的参照系和普遍原则。当然，也因为资产阶级世界的日常生活通常是碎片化的，所以，总体性的原则就会是更加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直接回溯到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这个原则的时刻，不过列斐伏尔将卢卡奇的抽象总体性规定进一步确认为否定性和批判原则。他说：“我们将总体性范畴隶属于否定（negativité），或辩证否定（négation dialectque）的范畴，辩证的否定对我们更为根本。[6]”必须将总体性的概念现代化（modemmiser）。也是在这里，他赞同了萨特的总体化（totalisation）概念。当然，“总体化的概念不是从本体论上提出的，而是从战略上，即步骤上提出的”。[7]重要的是，列斐伏尔意识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抽象的总体性也有“陷人教条主义的风险”（s’engager dans le dogmatisme et des'y égarer）和上面他已经提及的总体性拜物教，因为，绝对的总体性崇拜可能会“期待权力”（Elle veut le pouvoir）[8]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看法。后来阿多诺说，总体性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奥斯维辛。

二是日常生活批判中的异化（aliénation）批判原则。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态度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变。列斐伏尔说，学术界重提异化概念已经有 30年了，异化概念需要有新的发展。列斐伏尔现在认为，异化现象在马克思那里被“约减成了经济异化（Réduite ùl’aliénation éeonomique）”，即'经过经济拜物教的作用，人的活动和关系转变成了物（choses），如货币、商品和资本”。[9]然后，再由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实现袪异化（désaliénaton）。这是列斐伏尔发明的新概念，青年马克思通常使用黑格尔的“扬弃异化”的说法。我觉得，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概括为I’aliénation économique（经济异化）的观念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马克思的异化观念从一开始就是从主体出发的劳动异化论，在摆脱人本主义话语之后，这种劳动异化批判构式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剖析中，一步步从劳动交换关系（商品价值）的异化，到货币权力和资本关系的异化与事物化颠倒，科学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的本质。马克思的科学异化观当然不仅仅是批判经济异化现象，更是从劳动异化关系透视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在这一点上，列斐伏尔的理解是片面的。列斐伏尔观点的合理之处，是指出异化批判话语应该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出现的新的异化领域和现象。列琴伏尔认为，用马克思的这一经济异化的观点来看待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已经不够了，必须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这可能也是列斐伏尔第一次公开提出要超越马克思的异化观。波斯特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评论说，“到 1960年代列斐伏尔不再承认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一个完备的理论。……人类异化的现实比马克思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因为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在自身中包含着异化的整个网络”：并且，波斯特还细心地发现，列斐伏尔现在“对异化的当前形式的具体研究将清除马克思的表述中的'本体主义’残余”。[10]波斯特的观察有其深刻的一面，但也并非抓住了列斐伏尔此时异化理论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我们来看列斐伏尔在这里对异化批判话语的一些原则性分析。

首先，要超越经济异化论，将异化概念放置到特质性、历史性和相对性（particulariser，historiser etrelativis）的语境之中，反对把异化和祛异化问题简单化，比如用经济异化规制所有异化现象，因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无限复杂”的。对此，列斐伏尔举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不起眼的妇女的异化，在他看来，这种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异化的妇女异化，决不仅仅是女性主义关注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家务劳动或男人猎物的扭曲女性形象，而是一种深藏起来的对妇女生存的否定：因为，妇女被压在日常生活的底层，她们仿佛就是平庸日常生活的天然主角，但这种与日常生活的同质性却是以人的异化关系为前提的。这种妇女异化当然不是用经济异化批判就能打发掉的。

其次，要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异化与袪异化之间更加隐蔽的反转辩证关系。列斐伏尔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往往在经济社会发展消除一种异化的同时，更深层次的异化却得以发生。比如。二战之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干预主义和福利政策，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明显的经济贫困现象逐渐开始消除，仿佛人们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和闲暇时间，这似乎是马克思所指认的“经济异化“现象的消除。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新出现的“休闲活动去掉了劳动分工带来的异化，然而，当休闲活动是娱乐的消遣时，休闲活动包括了自己的异化”。[11]列斐伏尔说，必须意识到消除一种异化“可以变成一个更深的异化”。再比如，已经成为大众传媒工具进入到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电视机，看起来丰富了人的生活“电视让每一个家庭去看世界奇迹，但是，恰恰是这种把世界当成奇迹来看的方式，引进了非参与和任人摆布的消极状态”。[12]这就是德波所指认的景观拜物教支配下的人的自主选择性的异化。

再次，要注意物化现象对异化的遮蔽。这可能是列斐伏尔第一次试图说明物化（réification）与异化的关系。在他看来““物化活动（活动和意识成为'东西’，允许用'东西’接管活动和意识。这种状况构成了异化的极性和最后阵地。当然，这种极性没有穷尽异化概念。物化掩盖了许多异化采用的形式”。[13]其实，列斐伏尔这里所说的 réifcation（物化），其本质是对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指认的事物化与物化（Versachlichung-Verdinglichung）关系的误认。在马克思那里，事物化是特指商品交换中价值关系在一般等价物货币中事物化颠倒为经济事物，以及资本关系在生产过程中颠倒为劳动资料和对象等，这种经济事物化颠倒的本质恰恰是劳动异化。当人们错将这种关系颠倒为物的社会属性直接当作物的自然属性时，才会发生物化误认，这也是经济拜物教产生的基础。马克思并没有涉及过黑格尔式的意识物化问题列斐伏尔这里的物化概念，显然是依从了青年卢卡奇的物化观念构境。所以，他会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活动和意识变成物的“物化”且掩盖异化关系的问题。在这里，列斐伏尔列举了汽车物化的现象。比如，汽车作为一种物，似乎实现了很多人的自我欲望，却没有意识到，“个人和这个对象之间缔结起来的关系超出了单纯的使用和纯粹的愉悦”，特别是汽车的消费从单纯的代步工具到炫耀性等级生存的物化转换后这恰恰是物化对人的生命异化关系的掩盖。在后来的《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书中，列斐伏尔指认汽车是大写客体之王，是大写物的向导”（L’Auto c’est 1’0biet-Roi，la Chose-Pilote）。[14]为什么呢？因为，汽车象征着一种新的等级，它有着自身的公路符码，“汽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代表着舒适、权力、权威和速度，除了其实际的用途之外，它是作为符号而被消费的（consommation des signes）”。[15]在这里，物化掩盖了消费异化。

最后，异化与他者（autre）的关系。这也是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讨论异化概念中最有意思的观点。在他看来，“异化是一种与'他者’关系的结果，这个关系使我们成为'他者’，即这种与'他者’的关系改变了我们，把我们与自己撕裂开（arrache），把一种活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转变成他性物（autre chose）。或者，很简单，转变成一种物（chose）”。[16]在列斐伏尔这里，不同于可以接近的他人（autrui），无脸的他者是有距离的，不可接近的，是一种自我撕裂的异化。当我进入一种面向世界观看的他者关系时，我变成一种宾语关系中的他我。在他我之中，我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成为消费异化中的物，说实话，这可能是列斐伏尔异化论中最糟糕的一段表述了，他很想学萨特或者拉康，并且将哲学构境中的他者概念引人异化逻辑中来，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搞明白这个复杂的他者关系。或者说，他还没有能力进入这种更深的形而上学思辨构境。

二 日常生活批判中新的观念

列斐伏尔认为，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除去坚持总体性和异化批判的原则之外，还必须认识到的一个理论前提，即迅速捕捉到可以运用到日常生活批判中新的观念。实际上，这也是列斐伏尔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特点，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他总是十分敏感于不同学科中出现的新概念和新观念，并尽力将这些新概念引入到自己的学术思考之中。

第一，列斐伏尔认为，作为科学研究中的新概念-“层次（niveau）的观念正在迅速扩散开来”。[17]在他看来，现在我们可以“把世界想象为一个巨大的相互作用的层次，从亚原子到星系，从微分子有机体到生物，从小社会群体到所谓'文明’这种巨大的社会文化形式”。[18]这是自然科学观察中的不同层级图景加社会学研究的分层研究。显然，列斐伏尔这里更关心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分层问题。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批判理论中宏观的粗线条描述，列斐伏尔主张将社会生活本身用层次的观念区隔开来。比如，法理型官僚结构的政治生活中，从国家元首到部长层面，再到州郡层次和部门层面，最后到基层政治运作。应该看到不同政治权力关系“层次间的差高”（dénivellation）。每一种政治权力在相应的政治运作层次的作用机制都是不同的。这就会使韦伯科层制中的政治权力分析更加精细化了。同理，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都是“一个残余沉淀物，也是一个产物”，而日常生活，则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微观层面。列斐伏尔还专门指认说，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方法论区分在大部科学中都出现了”。[19]关于这个微观的日常生活层次本身，列斐伏尔竟然也进行了分层分析，并给出了一张图表详细描述了以话语分析为轴线的“日常生活中的层次网片段”（autre fagment d’nue grille）：最底层是琐碎的“常识”层面，它对应于亚语言（infra-langage）中的自发性、原初的冲动、欲望和需要，以及食物符号象征；中间是语言关系中的重复性实践、日常经验和社会解释；最上层为超语言（supra-langage）关系中自觉性需要、设想中的象征符码和模型-价值配置。[20]这个日常生活层次发生的事情，显然不同于上述政治生活层次的斗争，但日常生活却依存于社会生活整体。列斐伏尔分析说：“目常生活批判强调了人类经验即实践的一定方面。日常生活批判把这些一定方面分开，对它们进行分类。实践中的日常生活状况和日常生活占据的层次依赖于作为整体的社会（société globale）。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capitalisme monopolistique dEtat）条件下，日常生活和实践的其他方面之间的差距达到了最大化：日常生活隶属于一个极端基本的功能层次结构（ hiérarchie de fonctions，如规范、价值、角色、模式和组织），技术、官僚体制和个人权力则在日常生活之上。”[21]这是日常生活层次的特殊性。看起来，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并没有惊心动魄的社会革命和经济巨浪，但从属于社会整体的日常生活层面却以它独特的方式，映现着政治官僚体制、科学技术和权力关系的所有质性和波动。对日常生活的分层研究，将会使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批判本身变得更加精准和深入。

第二，日常生活批判中的维度（ dimension）概念。列斐伏尔说，维度的观念来自于数学和几何学中多维度空间推演，但已经为社会科学研究广泛接受。在列斐伏尔看来，目前理论思维中的维度原则也直接体现了不同质性的思维方式：一维（Dimension UN）思维是传统的形式逻辑（logique fommelle）中的分析性认识，抽象的形式逻辑分析通常只是着眼于独立的事物或者绝对一元论的旧式本体论，这也是形而上学性的方法论根源。二维（ Dimension DEUX）思维即辩证逻辑（logique dialectique）中的一分为二的演绎，这已经进展到把握事物自身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运动的矛盾规律。这是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已经达及的层面。而新的三维（ Dimension TROIS）思维，则是列斐伏尔认定的面对复杂日常生活显现出的立体“辩证运动”（mouvement dialectique），这也意味着，科学的三维认知模式是日常生活批判可以运用的理论工具。在他看来，这种三维认知模式正好面对了客观呈现的日常生活结构：三维空间——“需要-工作-愉悦”与“做-说-生活”这是列斐伏尔刚刚确立的新人本主义本体论：三维时间——“以前、当下、未来”，这是现象学揭示的非线性的时间观：三维社会关系群——“我与你，我们与你们，他们与他们”这是社会关系场境的三维视角。[22]当然，列斐伏尔也说，我们对生活现实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三维认知模式中，还应该走向“多维”（ Multidimensionalité）和“无限维”（ Infinilé de dimensions）的复杂性思考。

第三，日常生活批判中的结构（stucture）概念。列斐伏尔说，科学迅速接受了结构概念，似乎结构成了学术界的主导观念，其中，结构主义思潮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看出，列斐伏尔此时对结构概念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十分重视结构概念在自己学术构序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列斐伏尔也并不赞成结构主义的观点。特别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式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解读。之后，他在不同场合和文本中都批判过阿尔都塞。对此，列斐伏尔曾写下多篇论文[23]，并在 1971年还专门出版了《超越结构主义》（Au-delàdu structuralisme）[24]一书。我发现，列斐伏尔这里关于结构概念的思考点并不在于语言学和系统科学中结构概念谱系发生的构序意向上，比如话语系统结构或复杂性科学系统结构，他极其敏感地意识到，马克思的辩证思维中的结构观是与他对社会现实结构的分析密切关联在一起的。

“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给自己确定的计划，马克思定义了生产关系（rapports deproduction），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sructure），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社会意识形式（formes）与生产关系一致。这里结构是社会的本质（I’essence d’une société），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一定的生产关系确定和决定了这种社会。”[25]列斐伏尔特别提醒说，这里的结构概念不是被结构主义实体化的东西而是一个功能性的正在发生的构造（construction），它涉及事物“内在的关系系统以及转变（transformations）。[26]这也会使马克思眼里的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变革中的非连续性势态。由此列斐伏尔也指出，日常生活批判当然应该关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关系。在列斐伏尔看来，如果 19世纪的科学比较重视连续性，而20世纪之后的科学研究则会更多地关注结构转换中的非连续性。[27]因为往往事物发展中整体结构的非连续性断裂，恰恰决定了否定性的质变。可以看到，列斐伏尔在上述这段文字中用斜体标识出的“关系”“结构”和“形式”这几个概念，都是有共同构序意向的，即非实体性的形式和关系性存在。他甚至认为，结构是社会的本质。如果他所讲的结构是生产方式，这倒是正确而深刻的，然而此时，他还没有将这种功能性的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直接关联起来。可以说，这也是他日常生活批判中特别关注的方面，这里，他要凸显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结构概念的作用。为此，列斐伏尔还列举了一个贝壳的生动例子。他说，我们在沙滩上拾到一个贝壳，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物体，可是当我们细细去研究时，就会发现它的存在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体，“生命与它的环境之间关系的产物”，它曾经以活的生命结构体共存，它的存在是生命活动的外壳，一直到它目睹生命的死亡。列斐伏尔立即联想到。'住宅、街区和城镇类似于这个贝壳的形象”，它们是物的实在，但它们却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物性设施。[28]只有在人的关系性空间活动中，它们才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物性支撑。在后来的《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展开了这一重要思想。列斐伏尔还特别指出，马克思关于结构概念的看法，还可以深化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垂而不死”问题的理解。在他看来，“1930 年前后世界一定程度的稳定（资本主义站住了脚根，而社会主义正面临阻力）对关注'结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9]这一点，与他后来关于资本主义幸存于结构化的空间生产的观点有深刻的关联。

我注意到，也是在接受结构概念的过程中，列斐伏尔提醒我们在关注结构概念的同时，还应该留心生成社会生活运动结构中模糊无形的势能（conjoncture）作用。或者说，要形成“结构-势能’关系”（rappor《conjonclure-structure》）的完整认知构架。社会生活中的结构，通常是人对自然和人与人关系互动生成的功能构架，而关系场境中力量消长却内嵌着发展趋向的势能。“从结构的角度看，能势构成了机遇和相互作用（hasards et d’interférences）。”[30]阿尔都塞后来也关注和使用过这一概念。[31]由此，列斐伏尔提出，要关注社会场存在中出现的不同于结构性变量（ variables structurales）的势能性变量（ variables conjoncturales ）能势性变量涉及联系和关系（rapports et relations）、偶然和相互作用的问题”。[32]如果说，结构性变量体现了事物发展中稳定的方面，那么，能势性变量则会模糊地旁及“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之外的背景”，一种无形的场境关系。我们看到，在列斐伏尔之后写下的《（资本论〉的形式、功能与结构》（Forme，fonction.structure dans le capial）[33]一文中，他专门在形式和结构之间增加了对功能问题的关注。

第四，日常生活批判中的模糊性（d’ambiguté）特征。一方面列斐伏尔说，不同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理性意识主导，在重复性的日常生活中，个人主体的言行通常都不是刚性的确定质性，而是处于模棱两可的模糊状态之中。他指认，这种处于下意识中自发生成的“模糊性是一种复杂的情境（situation complexe）”，人们日常生活往往会“由若干虚拟的端点（polarisations virtuelles）构成”。每个人每天所做的事情，经常处于一种惯性言行运转之中，它有些像布尔迪厄所指认的惯习。常常，人们在自己日常生活场境中并不问为什么、怎样做，他就是那样做了，就是那样说了，因为，昨天，前天他都这样做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说：“模糊性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特征，日常生活就是应用的领域。”[34]比如，人们的家庭生活情境就是模糊的，“家庭中发生或没有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具有模糊性：爱和冤家、信任和不信任、窒息和保护、利用和滥用”，[35]日常生活中往往没有意义明确的“大是大非”，模糊性的琐事占居了重复发生的日常生活主体。列斐伏尔让我们注意，在对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分析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种界限不清的模糊性。另一方面，上大众传媒与大众消费的出现，引导了整个社会日常生活层面上突显出一个“巨大的模糊性”。与前述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般模糊性不同，这是一种意识形态赋型中的模糊性。列斐伏尔认为，“大众传媒影响了人们的品位，使人们的判断模糊起来。大众传媒训练它的受众，大众传媒影响它的受众。随着大众传媒的形象趋于饱和，时下和'新闻’缺乏新意，大众传媒蛊惑它的受众，大众传媒让它的受众感到厌倦。大众传媒扩大着传播，大众传媒威胁了思想的连续性和思想，、词汇和语言表达，威胁到了语言本身。”[36]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会很难理解。今天的网络传媒已经将所有的社会观念模糊化今天这样说，明天就那样说，严格地说，社会价值判断与认知的真理性已经被彻底模糊化了。这种社会模糊性的目的，恰恰是使日常生活中的无脑个人更加容易在大众消费中被支配和控制。

第五，日常生活批判中的社会空间（espace social）和社会时间（temps social）概念。此时，列斐伏尔还没有聚焦于他之后将爆燃的都市空间问题，但他已经明确了在日常生活存在中存在着特殊的时间与空间问题。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个有别于生物，生理和物理时间尺度的社会时间或社会时间尺度。存在着一个有别于几何、生物、地理和经济空间的社会空间”。[37]

一是与一维的线性时间中必然呈现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持续性流逝不同，内嵌于人的社会实践的社会时间会，往往会出现非线性的“完成的，、预见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四个维度：因为，列斐伏分推崇的柏格森，已经将外部的时间内化为人的生命绵延，日常生活中人的思想动机和行动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社会时间生成的反自然性，比如，工作时间节奏对人的生命时间节奏的篡位，经济构序中的“时间就是金钱”的时间异化等。

二是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空间。这可以从主-客两个方面来看：从主体上看，“社会空间是一个群体和这个群体中个人的环境，社会空间是水平的”。这是说，不同于一般的物理空间场域，社会空间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构序而成的生活场境。没有人的主体性活动，就没有社会空间赋型的发生。这是一种深刻的看法。我认为，之后列斐伏尔将柏格森的生命绵延时间，转换为人的社会实践关系场境生产与再生产的努力，从而成为空间理论革命中的“路德”。而从客观上看，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由人所创造的非自然物性建筑，道路和广场等设施建构起来的空间场所，这些场所的本质并不是它们的物性实在，而是由上述人们的活动关系构成的社会空间句法。人的功能性使用和流动的“句法”，构序和赋型起社会空间的客观本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指认社会空间是一种“建立着社会流动性的网络和渠道”，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场”（champ social），这个网络和社会场恰恰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38]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第三章第十二目的标题，就叫“总体场”（Le champ total）。[39]我们在不久后的《都市革命》中，将会看到这个社会场观念的凸显。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明确表示，这种对社会场存在的关注是对实体性旧本体论的根本超越他说：“从来都没有一种人的'实体性’（«substantialité »），它具有社会的、精神的、社会心理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或政治的性质。'实体’这种本体论的范畴（catégorie ontologique）正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40]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前述列斐伏尔在中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解读中体知到。由此，日常生活的批判将更加关注社会空间中发生的非实体性的关系和功能性的方面。列斐伏尔说：“'功能’的观念（ notion de 《fonction》）来自于若干科学，也来自社会实践。”[41]这个 fonction（功能）的概念，与前述那个讨论结构概念时出场的 conjoneture（势能）是接近的。其实，在列斐伏尔看来，无论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客体还是个人，都对应于一定的活动功能结构，眼中只有实体性对象的“物神决定论”（déterminismeféuichisé）是无法真正透视日常生活本质的。并且，这种客体或生活的功能结构，也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功能性的改变。在这里，列斐伏尔列举了欧洲城市中多见的大教堂（cathédrale），作为一个直接的社会客体，大教堂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社会空间的不同功能运转中，也转换自身的文化场境本质。列斐伏尔分析说，这些教堂在欧洲的中世纪曾经是“政治宗教中心”（centre politico-religieux），它的实际社会空间功能是由当时的宗教活动和封建专制关系来实现的，所以，“这些教堂呈现（presentait）了一定的世界观和生活愿景，体现了一种世界形象和生活概览（image du monde etun résumé de la vie）。教堂的建筑师从教堂的象征再现（représentaion symbolique）开始（这种象征性的再现是陈旧的，但是，就这种象征所表达的意义而言，这种象征是有内在活力的），把它们装饰起来，这种装饰受到了自发性的影响。大教堂超出了它们的功能（fonctions），它们把内在性转变成了式样（style）。然后，通过式样和象征，大教堂成了始终在场（toujours present）的这个城填的一座纪念碑（monumen），不仅在特殊时刻，而且在日常生活的核心里，它都是活跃的”。[42]当信徒走进那些哥特式的尖顶式建筑时，彩色的光线自上而下，如海涅在《论浪漫派》中所言，人的肉身如粗俗的长袍扑落在地上，灵魂升向神的天堂。这种神性的关系场境功能瞬间建构起“我”与上帝的垂直关系。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里，大教堂的社会空间中的活动场境功能已经悄然发生改变，神性仪式的场境功能虽存，可宗教神性与政治的勾连已经不复存在，大教堂那种文化象征和独特的空间关系式样却使之成为一座城市永远的纪念碑。

三 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总体实践

列斐伏尔认为，应该重视在今天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总体实践（ praxis totale）概念。我以为，这是列斐伏尔此书较为出彩的一段讨论。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实践的概念是很难理解的概念，作为哲学范畴的实践（praxis）既抽象又具体，既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也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

第一，实践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不应该将实践仅仅限定于狭义的操作性的物质生产。传统的实践概念，大多基于制作（faire），制作是指人们具体地做事，通常是人工匠式地塑形于物质存在的改变，人在改变对象的同时也制作自己的存在。这可能也是传统生产概念的基础，但这种“生产的观念不足以完全包含实践的观念”。[43]在 1966 年写下的《马克思的社会学》一书中，列斐伏尔将制作表述为“将人类形式赋予感性，它包括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作为农民，匠人和艺术家的劳动——更一般地来说，人类对自然的占有，对外在于自身和内在于自身的自然的占有”。[44]并将其与包含了“人与人的关系，管理活动”的创造性实践区分开来。在列斐伏尔看来，“制作的观念不能帮助我们提出实践中的创造问题”。[45]列斐伏尔说，儿童传统实践概念理解今天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会遇到问题的。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自动化物质生产阶段中，作为制作-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似乎被解构了，“在现代工业中，操作者直接和没有中介地与他的工具和材料接触的状况正在消失，在自动化（I’automatisaton）条件下，这种直接性实际上消失了。基于制作观念的实践分析会面临许多事实的危险”。[46]这意味着，在劳动者通过自控机床从事生产的时候，传统的直接性物质塑形的制作-生产模式也就不复存在，用操作性的制作来理解实践的传统构境也就失去了合法性的现实基础。这个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可列斐伏尔并没有注意到，实践中原有的及物性的创造性生产的消逝，是与抽离于具体生产劳作过程的科学技术实践活动同时发生的，在后者那里，科技智能劳动仍然在非及物的制作过程中构序和赋型存在。

第二，列斐伏尔在这里提出了总体性实践的一个新的层面，即社会关系的生产问题。这也是他后来在《都市革命》和《空间生产》中重点讨论的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必须在更加广阔的构境视域中理解实践概念，过去，我们习惯于将人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视作实践的主体，其实，这只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一个方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体的和个人的——显然都是实践的一部分。社会关系（生产关系）蕴含在人对自然的作用之中（生产力），人对自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社会关系”。[47]在这里，有两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一是从理论逻辑构序上看，列斐伏尔的这一想法，是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两个重要的思考点统一起来的努力，一个是透视直观实在论的实践活动，另一个是作为人和社会生活本质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后一点，恰恰是列斐伏尔在“回到马克思”研究中忽略的地方列斐伏尔的这种刻意观念赋型，自然是有着自己的用意的。二是我觉得，这是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初次比较深人地关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他并没有察觉这种科学方法论与他自己主张的辩证人本主义是根本异质的。也正是这一努力，促进了列斐伏尔在后来的《空间生产》中彻底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列斐伏尔认为，“实践既包括物质生产，还包括“精神”（spirituelle）生产，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的生产，终端产品的生产，工具，物品和需要的生产。生产与再生产都不仅仅是把定的数量生产出来的对象（生产工具或消费品）投入分配，交换和消费中，或者投入，或者积累它们。生产与再生产也生产和再生产多重社会关系（muliples rapports sociaux），这些社会关系使生产能够各以进行和占有物品（而且，限制或阻碍生产和占有）”。[48]

实际上，这是对的。在马克思原先理解的社会实践中，人对自然的改造中，“人们的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赫斯语），所以，除去物质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这个基始性的层面，社会实践也已经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活动，比如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血亲-宗法关系或者复杂的经济关系赋型，以及不同性质的阶级斗争一类的政治实践。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mode de production（生产方式）概念的在场。不过，这还没有被凸显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的核心原则。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列伏尔在此突出强调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正突显出来的非物质性的“服务”（services）实践活动。在他看来，“所有的社会都包括和蕴含一种非物质（mon matérielle）却具有创造性的生产，即各式各样的'服务’。现在，这些服务交织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构架”。[49]因为，不同于远离生活的物质生产，这种服务工作恰恰是围绕着日常生活而发生的，“体现了日常生活中的生产与消费（分配、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和培训、休闲活动、广告、特殊的文化工作等）”。[50]其实，这里是列斐伏尔将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逐渐凸显出来的第三产业“服务”，泛化为所谓服务性实践的观点。可当列斐伏尔说“所有社会都存在着作为“创造性生产’的服务时，这显然是非历史的观点，因为在奴隶制和封建等级制度下，奴隶和“答应”[51]对主人和上人的“服务”不可能是创造性的生产。而马克思也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专门讨论过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非生产性的“服务”，但马克思是从资本增殖的生产性劳动的尺度来分析服务工作的。[52]

第三，列斐伏尔这里还提出了总体性实践的两种类型，即重复性实践（pratique repeliive）和创造性实践（ pratique créatrice）的关系。这是令我十分惊喜的观点，因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也提出过“惯性实践”（即列斐伏尔这里所说的“重复性实践”）的观点。[53]列斐伏尔认为，传统实践研究的侧重点都是在于创造性的活动，而实际上，即便是在生产过程中，所有创新的的东西“尽早都会成为一种重复劳动”，而更重要的方面是，“大部分日常生活是由刻板的和循环的活动（d’actes stéréotypés et répétés）所组成”。[54]所以，应该把实践的创造性与重复性结合起来，才能获得一个完全的总体性实践概念。在 1966 年写下的《马克思的社会学》一书中，列斐伏尔又在创造性实践和重复性实践中间增加了一个“模仿性实践”。他说，实践有三个层次：重复性层次、创造性层次和在这两极之间的模仿性实践。如果说，重复性实践是指“同一个行动，在被决定的循环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进行”那模仿性实践则“遵循着诸多模式：它偶尔创造而不模仿——在不知道如何和为何的情况下创造——但更多的时候，它模仿而不创造”。[55]列斐伏尔认为，只有将日常生活批判与实践问题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真正落实马克思所提出的改变世界的愿景。

注释

[1][7][8][9]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叶齐茂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 251、398、395、414 页。

[2][3][5][6]列婓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叶齐茂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5、320,376、396 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Henri Lefebvre , Criique de la vie quolidienne,1l,Paris:L’Arche,1961,p.29,p.100,p.183.p.189.

[4]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徐懋庸译,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第2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Jean-Paul Sarre,criigue de la Raisondialectique ,Tome I,Gallimard,1960 .p.14.

[10]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张金鹏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20 页。

[11][12][13]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叶齐茂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第 414、300、415 页。

[14][15]Henri Lefebvre ,La wie quolidienne dans le monde 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