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概念最早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Ceballos Lascurain于1983年正式提出。作为对传统大众旅游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现象的回应和反思,生态旅游迅速得到了各国政府、学界和社会人士的响应。据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IES)统计,21世纪生态旅游已成为整个旅游市场中增长最快的部分。生态旅游引入中国20余年来,担当着生态文明思想传播者、可持续发展理念引领者、旅游产品开发创新者、旅游社区利益维护者、旅游环境保护示范者等多重角色(钟林生等, 2013),尤其是通过生态旅游能增强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提高旅游行业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因此,生态旅游在中国得到高度重视,继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中国生态环境游年”之后,又将2009年定为“中国生态旅游年”,2016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更是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生态旅游”。

1995年,在西双版纳召开“中国首届生态旅游研讨会”,会后有关生态旅游的研究开始频频出现在各种期刊中,中国生态旅游研究自此备受关注。20多年来,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的关注逐渐从概念层面和开发层面转向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如生态旅游影响、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环境教育功能等,并取得了大量成果,为生态旅游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本文立足已有研究,着眼于生态旅游理论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新诉求,从生态旅游的基础理论、资源、市场、开发利用、作用影响、管理与政策等6个维度对中国生态旅游研究进行综述,以期对中国生态旅游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优化有所启迪。

本文使用文献研究方法之一的系统综述方法(Systematic Review)(邱璇, 2010),对中国生态旅游领域的文献进行系统收集,按照以下2个步骤对1992-2015年间中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检索,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分析。

(1) 确定检索的数据库。根据研究目的,以“生态旅游”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语言为中文,选择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2016年5月1日,检索时未包括港澳台地区刊发的文献、国内学者发表在国外期刊上的相关论文、会议论文和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共检索到2848篇文献。

(2) 文献筛选。根据下述5项条件对检索到的2848篇文献进行剔除工作：①剔除书评和部分综述类文献;②剔除主要以国外为案例的文献;③剔除过短的文献和发表在期刊上的会议通讯;④剔除同一作者发表在不同期刊重复率较高的文献;⑤剔除同一主题或者案例中质量较低的文献。最后获得文献共计1493篇。

中国生态旅游研究文献年度数量变化较大,根据普赖斯提出的科学文献指数增长规律曲线(图1),研究可分为4个阶段：①1992-1999年,生态旅游概念引入中国不久,文献数量相对较少;②2000-2006年,由于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主题定为“生态环境游年”,推动学术界对于生态旅游的关注度,文献数量也呈现出指数增长趋势;③2007-2011年,论文增长数量总体放缓甚至下降,但由于国家旅游局将2009年定为“生态旅游年”,因而2010年与2011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④2012-2015年,文献数量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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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2-2015年生态旅游研究文献的年度数量变化

Fig.1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ecotourism in China, 1992-2015

从文献的期刊来源看,涵盖了旅游类、经济类、地理类、管理类及综合类期刊,主要期刊有《生态学报》《生态经济》《旅游学刊》《经济地理》《特区经济》《林业经济问题》《林业资源管理》《福建林业科技》《西北林学院学报》《干旱区资源与环境》《人文地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说明国内生态旅游研究呈现跨学科、多学科融合特点,也反映生态旅游研究成果受到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关注。

根据检索而得的1493篇文献主要研究内容,归纳为6大主题类别：基础理论,生态旅游资源,生态旅游市场,生态旅游开发,作用及影响,管理与政策(图2)。其中,关于生态旅游开发研究几乎贯穿整个研究阶段,而关于旅游资源综合评价的文章基本出现在2005年以后,这与2003年《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的实施有密切关系;对生态旅游的作用及影响、管理与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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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2-2015年生态旅游研究文献类别的年度分布图

Fig.2   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different topics of ecotourism in China, 1992-2015

为探讨生态旅游研究区域的分布规律,剔除基础理论研究(因其无研究区域)和以全国作为空间尺度的文献514篇后,又对其中5篇跨区域探讨的研究文献分别统计2次,如以中国西部沙漠为研究区域的,分别计入西北、西南各1篇,故研究尺度为区域及以下的文献总数为984篇,分布情况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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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生态旅游研究区域分布

Fig.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eco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剔除无研究区域、全国尺度研究、区域及跨省域的文献,研究空间尺度为省域及以下的文献共计882篇,文献数量的空间分布如图4,篇数达到50篇以上主要有云南、四川等省份,篇数在30~50之间的主要有广东、广西、浙江、湖南、湖北、陕西等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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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生态旅游研究省份统计

Fig.4   Provincial distribution of eco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对1493篇文献所采用研究方法进行统计的结果见图5,其中有88.35%的文献采用了定性方法,仅有11.65%的文献采用定量方法,表明国内生态旅游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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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92-2015年生态旅游研究方法类别年度变化

Fig.5   Annual change of ecotourism research methods, 1992-2015

在定性研究中,描述性分析、案例分析、SWOT分析使用次数较多,文章占比分别为78.85%、11.60%和2.96%,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概念探讨和对不同尺度生态旅游的开发模式与策略分析上;在定量研究中,经验公式测度、结构方程和3S技术使用较多,文章占比分别为27.01%、16.09%和14.94%,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空间发展格局、环境承载力、生态旅游的发展潜力评价和社会、经济与环境影响评估。生态旅游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统计见表1。

表1   国内生态旅游主要研究方法

Tab.1   Main methods used in eco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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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定义和内涵

自1993年王献溥(1993)首次表述Ecotourism的中文释义后,不同的学者或者组织机构基于不同角度阐述生态旅游的内涵(杨开忠等, 2001)。比如卢云亭(1996)认为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为取向所开展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郭来喜(1997)认为生态旅游具有六大特征,分别对应自然性、独特性、文化性、高雅性、参与性、持续性等方面;吴楚材等(2007)认为,生态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区居民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的目的。每个生态旅游定义表述都有一定的实践依据和理论背景,也都有不同的侧重和强调重点(卢小丽等, 2006)。据文献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较具代表性文献见表2。

表2   界定生态旅游概念的文献及文献影响力

Tab.2   Publications on definition of ecotourism and impact

注：检索日期为2016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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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定义很多,但综其观点,可归纳出生态旅游概念的4个重要内涵：

第一,旅游对象是自然生态及与之共生的人文生态。由于中国悠久历史和人地密切关系,生态旅游对象不局限于自然生态系统,还包括自然区域中具有地域特色的人文生态系统。

第二,强调旅游责任。一方面,管理者、经营者和旅游者应承担保护资源环境和促进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另一方面,当地社区应承担保护资源环境和维护旅游氛围的责任。

第三,重视环境教育。生态旅游要能提高甚至改变游客的环境资源观和生活方式。

第四,旅游干扰的可控性。生态旅游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必须是可控的,使其对当地旅游资源、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4.1.2 特点和本质

通过对1493篇文献中关于生态旅游特征表述的搜集、梳理,按照关键词出现频率和认同度,提取出自然性、环保性(保护性)等18个关键词,排在前7位的依次是：自然性、环保性(保护性)、高品位性、可持续发展性、专业性、参与性、教育性(图6)。这与生态旅游的定义与内涵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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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生态旅游特征关键词

Fig.6   Keyword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tourism

4.2.1 定义与类型

生态旅游资源是生态旅游得以开展的基础。杨桂华等(2010)认为,生态旅游资源是指以生态美为核心吸引力,在保护的前提下,能够为生态旅游发展所利用,进而产生持续综合效益的客体。生态旅游资源的核心特质是生态美、吸引力和可持续综合效益。国内学者按照资源生成机理、资源本质属性、资源开发导向、资源空间属性等标准,对生态旅游资源分类进行探讨(表3),从各个方面揭示生态旅游资源的属性与特质,增强人们对于生态旅游资源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更加有利于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

表3   生态旅游资源的分类体系

Tab.3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ecotourism resources

4.2.2 评价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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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态旅游资源评价内容主要包括2个方面：①生态旅游资源质量评价,包括自然景观评价、人文景观评价和环境质量评价;②生态旅游资源外部开发条件评价,包括客源条件评价、建设条件评价和旅游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而且国内学者对主要生态旅游资源类型都进行了评价,如滨海型、湿地型、山地型、森林型等。

常用的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方法有经验定性评价、单因子定量评价和多因子定量评价。早期生态旅游资源评价以定性评价为主,目前多采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范式多为根据评价对象选择评价指标并对指标赋权,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单因子分析及多因子综合集成分析。主要的评价方法有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层次分析法(AHP)、特尔菲法、灰色评价法等(王力峰等, 2006; 周文丽, 2007; 吕建树等, 2011)。其中,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是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的研究重点。魏延军等(2005)提出了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的6个原则：简洁全面性、复合性、可操作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协调性,进一步设置了包括资源要素、环境与保护与生态安全、资源影响力、公众参与、地理气候条件等5个方面的28个指标的评价体系模型。刘红等(2005)按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构建了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的三级指标体系,并建立了生态旅游资源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数学模型。

4.3.1 生态旅游者

广义的生态旅游者指到生态旅游景区的所有游客,这类界定虽然具有统计上的可操作性,但并不能体现出生态旅游者的特征和内涵;与之对应,狭义的生态旅游者,仅仅指到生态旅游景区的,且对环保与经济发展负有一定责任的部分游客(钟林生, 肖笃宁, 2000)。按照生态旅游者的潜在价值观、伦理观和生态意识的差别,可分为严格的生态旅游者、一般的生态旅游者和组织性生态旅游者(肖朝霞等, 2004)。生态旅游者识别方法可归纳为行为学方法、自我识别法、专家判别法和数学识别法四大类。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以行为学方法为基础的数学识别法是行之有效的生态旅游者识别方法(李燕琴, 2005)。目前,国内大部分研究在统计时采用相对简单的行为学方法,认为到达生态旅游景区的所有游客都是生态旅游者,但这种统计没有剔除掉有损环境的因素,无疑扩大了生态旅游的规模及其所带来的效益。

总结国内有关生态旅游者研究成果,可以勾画出中国生态旅游者的基本特征是：①生态意识。相对于传统大众旅游者,生态旅游者具有生态意识(曾菲菲等, 2014)。②行为特征。生态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时,带有环境保护意识,在吃、住、行、游、娱、购6个环节中都很强调旅游与保护的和谐统一(钟林生, 石强等, 2000)。③旅游目的地偏好。走向自然是世界旅游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吴章文等, 2004),生态旅游者喜欢前往自然区域(如干扰相对少的自然保护区或森林公园)进行旅游活动(李燕琴等, 2004; 黎洁, 2005),而为减少对当地自然环境和文化系统的影响,他们一般能自觉约束自己的旅游行为。④组织特征。国内生态旅游者更喜欢以团队(单位组织、旅行社组织)形式进行旅游(黄震方等, 2003)。

4.3.2 市场营销

目前,国内针对生态旅游市场营销的专门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多是对特定生态旅游目的地的营销理念及策略的探讨。周笑源(2004)认为,生态旅游市场营销是一种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指导下的旅游绿色营销方式,包含传播生态理念和产品营销两大部分。方卫武等(2010)从整合区域旅游管理系统、完善品牌管理体系、科学设计区域旅游形象、增加科技投入、利用网络营销、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素质、提升服务质量、合理使用促销手段等方面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旅游市场营销策略。彭蝶飞等(2008)认为市场营销应准确定位生态旅游市场、打造文化品牌、开发精品线路、实行多方位营销渠道和手段并完善生态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与此同时,学者们普遍持有类似观点,认为目前国内仅把生态旅游当作一种市场营销的手段和方式,在旅游开发实践和经营管理过程中,很少真正践行生态保护理念,存在旅游设施非生态、管理非生态、与社区利益冲突等问题,既使得生态旅游景区失掉了不少本色,又对当地生态旅游资源与生态旅游市场产生破坏(庞少静, 2004)。

4.4.1 区域开发

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较大,因此跨区域生态旅游开发方面的研究在生态旅游研究中占据很大比重。较多学者对市域、省域甚至全国尺度的生态旅游开发提出构想,宏观尺度生态旅游开发研究通常从战略措施层面切入,提出指导生态旅游的开发对策和开发建议,例如中国森林、山岳或草原生态旅游等的开发对策等;又如以河北、内蒙古、西藏、海南旅游资源为例,探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基本模式(陈海鹰等, 2010; 杨赛明等, 2010; 古格·其美多吉等, 2011; 张灿等, 2014)。还有一些对特定区域(如生态脆弱区、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生态旅游开发问题的研究,例如,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决定了欠发达地区如果想要发展生态旅游,资金缺乏成为制约因素。目前,区域生态旅游开发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模式,如何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生态类型的生态旅游进行开发,开发到何种程度等,尚需进一步研究。

4.4.2 景区开发

在景区尺度,主要针对区位、资源、市场等开发条件,提出景区生态旅游开发方向和模式,以及开发思路的探讨、景观设计方案和生态旅游产品设计等(黄晓凤等, 2006; 张颖等, 2009; 王瑾等, 2014)。特别是那些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小、干扰抗逆性弱、资金不足的自然保护地,通过合理功能分区、社区参与、环境管理与教育等方式开发生态旅游,避免生态旅游目的地出现大众旅游和过度利用资源环境的情况,以最小的环境影响实现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景区尺度生态旅游开发的低门槛特点,导致许多不具有生态保护理念、不具备生态旅游经营资质的开发商和经营者大量进入,出于经济目的而过度建设旅店、餐馆、购物等旅游设施,出现在开发过程中背离生态旅游原则要求的情况(钟国平等, 2002)。

4.5.1 生态旅游作用

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对旅游地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是缩小城乡差别、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别的很好途径(张东祥等, 2014);同时,过度利用旅游资源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旅游,及其在当地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生态旅游作为一种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式,由于同时具备“保护自然”和“社区受益”两大特征,在社区受益方面比传统大众旅游作用更为显著,常常作为缓解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居民生计之间矛盾与冲突的手段和工具(郭洁等, 2013);生态旅游发展能够缓解当地的就业,也是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郑耀星等, 2012)。但有学者对云南省玉龙雪山、河北省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西藏自治区申扎县等旅游地的研究表明,这些旅游地在开展生态旅游过程中,与当地群众在收益分配上的矛盾有待于进一步协调(Tang et al, 2012; 徐正春等, 2012; 王瑾等, 2014; 陈海鹰等, 2015)。与经济作用的直观明显不同,生态旅游对社会文化作用往往是隐性的,且易被人们所忽视。

4.5.2 生态旅游影响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旅游会给各类旅游地带来一定的环境污染、生态压力、景观破坏和社会文化变化,这已成为业界与学者的共识。国内学者对于生态旅游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主要有借鉴承载力、可接受改变极限(LAC)、生态足迹等理论测度生态旅游环境容量,旅游活动对特定动植物、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影响的测度,容量调控和减缓负面影响的对策措施(李玉文等, 2007; 李军玲等, 2011; 张春英等, 2012)。但在生态旅游环境监测、住宿餐饮等基础设施生态化评价、能源最优化利用和废物最小化以及对社会文化影响等方面研究较少涉及。

4.6.1 生态旅游管理

生态旅游的管理是在保证生态旅游者的愉悦体验的同时,把生态旅游的各种负面影响降低的过程(张建萍等, 2009)。政府部门和经营者通常会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对策,加强部门合作,共同促进和实施生态旅游战略。生态旅游管理包含内容较多,如景区管理、环境管理、游客管理、社区管理等。

目前,国内生态旅游景区的功能分区以及分区原则等基本上借鉴了Gunn的分区模式,将旅游景区按照核心保护到开发利用划分为同心圆结构,符合国际上关于功能分区的通识(钟林生, 肖笃宁, 2000)。面对生态旅游开发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研究者们纷纷从各个角度和领域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例如运用技术、经济、法律以及教育和行政手段,通过环境监测、影响评估和调控技术,协调旅游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互关系;或借助环境容量、生态承载力等测度,限制游客数量和游客行为,作为游客管理的主要手段。

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环境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们围绕游客环境教育的概念内涵、内容与形式、地位与功能进行探讨,但对环境教育手段与方法以及有效性研究较少,导致实践中环境教育功能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利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社区有效参与是生态旅游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对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艾菊红, 2007; 吴兰桂, 2010),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偏重国外研究成果介绍、社区参与重要性和必要性、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社区参与模式或类型、社区参与的政策机制等。

4.6.2 生态旅游政策规范

生态旅游开发和管理主要依据的法律是《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旅游法》等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法律。要使生态旅游真正服务于自然保护、生态旅游景区及其周边社区,国际社会通常的做法是进行生态旅游的认证(钟林生, 2005)。具有健全生态旅游认证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凭借其完善的生态旅游制度体系,能使生态旅游管理过程和生态旅游的开发实践在相对严格的制度框架内进行(黄继华等, 2009)。

钟林生(2005)、黄继华等(2009)分析了中国建立生态旅游认证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介绍了国际较为著名的NEAP、绿色环球21等生态旅游认证项目,认为中国应以政府为主导,研究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生态旅游认证标准体系和相关政策法规。中国在《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运营与建设规范(GB/T 26362-2010)》出台之前,缺少生态旅游标准以及相关指标认证的体系(杨彦锋等, 2007),而且大部分的旅游企业只关注经济效益,在旅游设施和设备建设中缺乏环保理念,这些都是制约中国旅游企业进行生态旅游认证的关键因素。虽然中国国家旅游局与环境保护部自201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景区层面的生态旅游认证工作,但企业等层面的认证实践与研究还有待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政策,要求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其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备受关注(蔡永海等, 2014)。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生态旅游是旅游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而生态文明是生态旅游发展的核心理念。目前的研究较多关注生态文明与生态旅游的关系,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等(舒小林等, 2013)。

中国生态旅游从兴起至今,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促进了生态旅游理论不断完善,取得了不少具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特点如下：

(1) 研究区域分布广泛。全国、区域或省域尺度研究基本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研究对象涵盖森林、草原、湿地、滨海、沙漠、山地、峡谷、人文等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各类自然型护地,为生态旅游实践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2) 研究方法推陈出新。除了定性方法及层次分析等传统定量方法外,国内生态旅游研究逐渐引入了多元自适应回归样条法、聚类分析、层次熵分析、人工神经网络模型、3S技术等定量方法,对关系作用机理的表达更明晰,推动了生态旅游研究问题的多元化表达。

(3) 研究内容逐渐深入。主要实现了5个重要转变：①关注点从旅游资源评价与生态旅游开发实践活动,开始转向生态旅游影响、生态旅游效益评估和生态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②生态旅游的影响研究从定性分析转向定量细化,有些案例地的研究成果系列化趋势明显,如对张家界、九寨沟等生态旅游地的研究;③生态旅游资源观从自然生态转向自然与人文生态并重。国内学者充分注意到历史文化悠久特征,结合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强调中国生态旅游的独特之处在于旅游对象还有与自然共生的人文生态系统;④生态旅游管理研究从战略探讨转向指标测定。早期的生态旅游管理研究多立足于定性的战略视角,近年来,旅游环境容量、生态足迹、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的兴起,为生态旅游管理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⑤生态旅游者研究从泛化统计转向严格的筛选界定。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反思生态旅游者的统计口径并纷纷提出筛选方式,力求识别真正的生态旅游者,寻求更好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

生态旅游学者Weaver等(2007)在总结国际生态旅游20年来研究历程时指出,国际上生态旅游的研究现状还处于青年期,中国也不例外。尽管中国很多研究已具有明显的分析性和预测性特征,为生态旅游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原则和认证标准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存在概念泛化的现象,给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带来不便。在研究深度上,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停留在描述性分析上,大多研究结论倾向于“就案例地论案例地”的机械归纳,没有站在更为宏观的空间视角或更加长远的时间尺度对多个案例地的实践过程及发展经验进行规律性的总结、探讨,导致研究结论对同类型其他区域的生态旅游发展指导作用不强。在研究方法上,目前中国生态旅游研究主要借用旅游学方法,辅以生态学方法,研究方法类型较少,与生态旅游的学科边缘性、交叉性特征不相适应,而且定量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结论易受主观影响,缺乏经验(事前与事后分析)研究和比较研究。另外,研究领域较多侧重于生态旅游定义本身以及生态旅游地开发、规划与管理,环境教育、社区居民、生态旅游者行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基于对中国生态旅游相关研究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梳理和总结,结合中国发展生态旅游的实践诉求,未来中国生态旅游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8个方面,以促进生态旅游理论体系的完善,更好地指导生态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使生态旅游能实现其所预定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文化目标。

(1) 生态旅游理论体系的构建。生态旅游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刻影响下的、更高层次的旅游研究领域,针对目前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现状,应着眼于研究生态旅游社会、经济和自然复合系统的运行规律,按照一定的思维体系将各类定义、内涵等进行系统梳理,明确生态旅游的内涵和外延,界定相关基础概念,以此构建生态旅游理论框架,并进一步探索生态旅游收入与人次的统计方法,为中国生态旅游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2) 生态旅游影响测度与管理。生态旅游主要是为了实现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因此,生态旅游影响测度和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科学评估生态旅游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影响性质(积极的或消极的)、表现形式(显性的或隐性的)、范围及频度大小,研究生态旅游与生态环境互动机制,进而从管理规章制度、科学管理、技术手段等方面提出有效减缓负面影响的措施。

(3) 生态旅游模式与对策。在不同的生态旅游目的地,结合其自身的公约和法规,如世界自然或文化遗产地、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探讨和实施不同的开发模式和功能区划,构建符合当地特色的产业体系和管理系统;还要探索不同生态旅游产品类型(例如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如何充分体现生态旅游原则与要求,确定生态旅游项目的开发格局与优先顺序;更要研究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东北大小兴安岭森林、横断山脉干热河谷等生态脆弱区生态旅游特殊发展路径,探寻生态旅游与资源环境保护协调的发展方式。

(4) 生态旅游资源管理。针对中国生态旅游资源利用中长期存在的“重开发轻管理”现象,应加强生态旅游资源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研究,重点放在生态旅游资源产权改革、资源与环境承载力核定、资源适度开发等方面,并结合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研究,从资源管理的角度增强生态旅游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

(5) 生态旅游市场与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生态旅游客源市场日益向专业化、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未来应加强对生态旅游客源市场人口统计学、消费结构、组织规模、出行方式等特征的综合研究,剖析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变化与环境变化的相关性,多视角进行单因子及多因子综合集成分析,探究生态旅游专项市场培育途径,促进生态旅游产品供给与需求有效匹配。

(6) 环境教育与环境解说。环境教育是生态旅游的主要功能,是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和提高生态文明意识的重要方式,而环境解说是实现环境教育的重要手段,国内生态旅游环境教育侧重于理念描述和经验介绍,较少关注实践应用。未来对环境教育和解说的研究除应更加注重理论研究,探讨不同的解说和教育模式,实现对生态旅游解说系统构建和优化外,还应积极评估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效果,并据此提出改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的措施,实现理论成果向实践的有效转化。

(7) 社区参与评价与优化。保障社区参与是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需要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建立一套包含决策参与、培训参与、经营参与等内容的社区参与评价指标体系,增强评价指标的代表性、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及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探讨符合地域发展实际情况的社区参与模式,并进一步提出优化方案;结合生态旅游的特点,进一步深化精准扶贫与社区参与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

(8) 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旅游。结合中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探讨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生态旅游发展路径,深入分析生态旅游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加强生态旅游发展中生态效率、节能减排、可持续管理、生态资源环境开发补偿机制、环境公益诉讼、绿色发展方略等方面的研究,响应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