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一词的由来

    “巴别”(Babel)最初是在《圣经·创世记》中提到的一个地名，属于挪亚的国土；后来又被用作在这个地方曾造过的一座通天塔的名字；再后来，Babel又逐渐成为一种隐喻，成为“混乱”和“嘈杂”的代名词。实际上这也是这个源自希伯来语的词的原义。

    刚刚获得金球奖和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Babel》，其标题最基本的意思便是指混乱、嘈杂的地方。它们指哪些地方呢？从影片中不难看出：可以是摩洛哥的某个乡村，也可以是日本的某个城市，或者是墨西哥的某个边境小镇，或者美国的某个边境城市。

    Babel之所以叫做“混乱”，与《圣经》中的一个故事有关。我们不妨将它看作一个语言哲学的故事。

    按照《圣经》的记载，神造出世界万物和人类之后不久便感到懊恼，因为他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的都是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于是神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而后，神造出大洪水，灭绝万物。唯一幸存的是挪亚和他的后代，因为他首先得到神的警告，造出挪亚方舟，避开了洪水。

    一直到此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还是一样的。这是在建“巴别塔”之前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先要留意的是在“巴别塔”故事的下半段，即“巴别塔”之后的情况。

    许多年后，挪亚的后代富足起来，东迁时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想到，“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了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于是他们开始建造。在巴别塔、即所谓通天塔快要建成时，神下来看了，有所担心：“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于是神就“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人们互相无法交流，停止造塔，最后从那里分散到了各地，各自生活。那座城和那座塔，从此就名叫“巴别”，也就是变乱的意思。

    我们很难揣摩神为何不愿人类“成为一样的人民”。需要留意的要害倒是语言问题：巴别塔之前，人类的语言是统一的，巴别塔之后，人们开始各说各的语言了。

    以巴别塔为界，我们可以把此前的人类共同语言称之为“单数的、唯一的语言”(Sprache，the language)，将此后的人类各个民族拥有的语言称之为“复数的语言”(Sprachen，languages)。语言哲学家威廉·洪堡就已经这样做过。而在他之前，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也曾说：“言语(la parole，speech)区分了人与动物，语言(le langage，language)区分了不同的民族。”①这里的“言语”，就是指那一门唯一的、共同的语言，而所谓“语言”，则意味着众多个别的、具体的语言(复数的语言、语言)。

    巴别塔之后：民族语言导致了文化个性与差异？

    世上的各个民族如今处在巴别塔之后的状况中，他们分散于各地，各说各的语言，各有各的民族心智与文化传统，彼此难以沟通交流。各种文化的差异、隔阂以及由此导致的冲突，如今已被普遍视作导致人类各种灾难乃至最终自身毁灭的最可能的原因。由此观之，Babel所指的“混乱”，首先是语言的混乱。

    神只需变乱一下人类的语音，不仅弹指间便让一座原可通天的宏大建筑中止营造，最终塔毁人散！而且甚至还会导致操不同语言的种族彼此争斗，相互残杀，最坏的结局是整个人类最终的自我毁灭！——这是新天方夜谭吗？语言何以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力量？语言的隔阂何以能够造成如此之大的后果？

    影片《Babel》用不少篇幅来描述这个状况。因此我们有一定理由将它看作一部沟通的悲剧。影片中苏珊于非洲旅途向他的丈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们为何来这里？加上墨西哥婚礼上让美国男孩瞠目结舌的杀鸡场景，美国政府把枪击案理解为恐怖袭击的做法，墨西哥-美国边境上发生的口角、误解和追捕——这一切都在直白地叙述这种差异、隔阂及其后果。

    但这不是《Babel》的导演冈萨雷斯·伊纳里多的最主要意图。他似乎并不认为语言障碍是最大问题所在。“真正的隔阂是人与人心灵上的界限，而非实际空间中的距离，障碍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他这样说。

    可是这会引出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意识形态的差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们无法也无须一味地从《圣经》中寻找答案。德国语言哲学家威廉·洪堡已经给出一个回答：他认为语言不仅仅是心灵的表达，而且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以及一种世界观。这个论点在洪堡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可以找到。它的书名已经明确地给出了这个回答的主要内容。而该书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或隐或显地规定了直到今天为止的整个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②

    正是在这部著名的长篇引论中，洪堡提出这样的命题：各种不同的语言，都意味着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并且意味着不同的联系思想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各种意识形态与我们操持的语言之间，的确存在着内在联系。这样，意识形态之差异的问题，最终还是可以归结为语言差异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Babel主要是指语言和语言所导致的混乱。

    洪堡语言世界观学说中的汉语、梵文之例

    洪堡本人曾以汉语和梵文为例，说明它们的结构如何引向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之所以选择这两种语言，并非因为洪堡对这两种语言有偏好，而是基于一个特别的命题：世界上只有三类语言：以梵文为代表的印欧语系、汉语(今天我们可以说：以汉语为代表的汉藏语系)，以及其他不属于前两种语系的语言。

    由于汉语③基本上只区分主语、系词、谓语，因而放弃了许多附加表达的东西。由此造成结果是：汉语忽略或放松思想之间的联系，使之缺少严格；但它的短处也是它的长处：它恰恰因此而突出了思想本身。语言范畴的不清晰，使得思想较少受到语词的限制。

    而梵文体现的印欧语系，则恰恰构成汉语的对立面，因为它全力区分语言范畴，直至最细微处。这样一类的语言可以清晰地表达思想，可以对思想做个别、缜密的处理。当然，它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在这里被增强的是追求语词的力量，而不像汉语那样突出思想的力量。

    汉语与梵文所代表的这两种语言结构，构成了思想的精神活动与语言的精神活动两者相互作用的两种极端情况。从这两种结构对立的语言可以看出，语言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想的风格以及思想的发展。洪堡在这里通过语言结构差异所确定的东西，根据他的语言世界观理论，恰恰就是决定一个民族的心智和一种文化之特性的东西。

    这种语言世界观的差异，大，可以指各种语系之间的差异，小，可以指一个语系之内各个语种的差异。对此洪堡也曾有列举：梵语在外部的句法构造上从未像希腊语那样达到优美、自由、灵活的分析，原因在于这两个民族的内在政治状况有所不同。英语的重音与英国人很早就倾向于争取政治自由有关，如此等等。④

    语言的分化，说明了民族心智和文化传统差异的由来，说明了意识形态的由来。在精神发展的历史中，语言活动始终处在一个核心的地位。

    巴别塔之前：唯一的语言等于人类的共性与同一？

    但是，这似乎仍然不能说明《Babel》的主旨。有一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藏而不露，却始终在蠢蠢欲动：从《圣经》里看，在大洪水之前，虽然并无语言的混乱，世界仍然在神面前败坏。为什么？

    在《Babel》影片中还可以有更多的例子会引发这个问题：在摩洛哥父子和兄弟之间、在美国夫妇之间、在日本的父女之间、在墨西哥的婶侄之间，都不存在语言的障碍，但他们彼此仍然还有沟通的困难，精神的冲突。而且同一种族中的世界观差异，甚至往往大于在不同民族间的世界观差异。这在影片中也可以找到一系列的佐证。为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片名“Babel”一词，并非完全是指语言的混乱或语言引发的混乱。甚至可以说，它的真正指向不是混乱，不是在巴别塔之后的绝望，而更多地暗示着对巴别塔之前的状态的积极向往。这从导演冈萨雷斯·伊纳里多的表述中可以看出：“《Babel》探讨了是什么将我们连结在一起，而不是将我们分离的主题。”

    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诉诸于洪堡的分析。因为洪堡不只是一个关注着人类语言结构之差异的语言学家，而且也是一个把握到人类语言结构之共性的语言哲学家。他不仅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也是一个生成主义者。这的确是令人诧异的，但仍然是个事实。

    换言之，洪堡有文化差异论的趋向，也有人性普遍论的趋向。即便洪堡强调与语言的结构相关的民族心智和文化差异，他仍然坚信：在这些具体的差异和区别之后隐含着一个共同的东西，而且完全可以从前者推导出后者：“每一种具体语言都带有某种印记，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特点。由此推断，所有语言的综合极有可能反映出(人类的)语言能力，以及依赖于语言能力的人类精神。”⑤

    简言之，在任何人类语言背后都可以找到一个普遍的体系，它体现着只有人类才具有的智慧结构。洪堡的这个观点。如今在一批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那里找到共鸣。例如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语言学家N.乔姆斯基便接受这个看法。他认为，“人类思想和心智的某些方面在各种语言之间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⑥大相径庭的只是各种语言表层的表现，它们的深层结构差别实际上并不大。

    的确，如果有外星人来到地球，各个民族的差异对他们来说并不会像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那样大，一如我们会把某一类动物如金丝猴看作是没有根本类差异的一样。当然这只是类比式的猜想而已。真正能够证明我们语言深层结构的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论我们的各种语言语法多么复杂，任何一个正常的孩童，只要给他一定的条件下，都会毫不费力地学会任何一种人类语言。由于这个能力是几十亿人共有的，所以我们似乎不以为奇。但实际上它与一个两岁儿童学会了量子力学或微积分一样，是极其令人迷惑不解的，除非我们用一种共同的天赋能力来解释它。

    洪堡就是用“语觉(Sprachsinn)”这样一种类似于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的禀赋来称呼这种能力；乔姆斯基则将它叫做“语言能力(the language faculty)”，或干脆将它叫做全人类共有的遗传基因；而平克则将它称之为“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

    具体地说，人一出生，大脑中便有一些先天的初始语言结构，它由一系列富有实质内容的原理组成，而且对全人类都普遍有效，即使在大家知道完全没有语源关系的那些语言中，它们也没有根本上的不同；而后，根据在各个民族中获得的后天感觉材料，人会逐步构拟出各种极其复杂的、千差万别的民族语言语法。

    同一性，还是差异性？

    从一个角度看，人类语言由于有了共同结构而显得彼此间没有根本的差异。因而乔姆斯基会说，实际上汉语与英语的差别并不很大，例如它们至少都要分音节，都不像音乐一样可以演奏出来，它们都有一定的句式和句法规则，等等。从第二个角度看，各种语言之间又有很大差异，以至于学习非母语的外语会成为成年人学习上的最大困难，远远超过学习几何或代数这样已经极为复杂的系统理论。

    普遍语法结构与各种民族语言的关系，有些类似音乐本身与用某种乐器演奏乐曲的关系：例如钢琴演奏的乐曲，表达一种豪放而轻盈的情感；提琴则体现委婉而细腻的世界观；二胡、马头琴和古琴等等，它们各自都以别具一格的方式吐诉衷肠。但在它们奏出的乐曲后面，有一个共同的音乐结构，是它使音乐被理解为音乐，而非单纯的声音或嘈杂。即便我们说有一些鸟类和鱼类的叫声听起来像音乐，我们也不会说它们就是音乐。

    或许正因为这种语言和音乐之间的相似性，卢梭才把《音乐的起源》(第十二章)放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来讨论。这里还要留意的是：他在前七章讨论的是区分了人与动物的“言语”，即前面所说的单数的语言和普遍语法结构等等。在第八章之后才用三章的篇幅谈论区分各个民族的“语言”，即“复数的语言”和杂多的民族语言。他的注意力偏好可想而知：他是注重普遍语言结构的。

    在洪堡那里，这种偏好并不明显，虽然他的老师赫尔德被罗蒂视为属于强调差异和生成的一派⑦，但我们实际上很难将洪堡纳入到差异论的行列中，同样也难以将他纳入到同一论的行列中。正因为此，在他那部“基本概念模糊得令人炫目、但又处处令人激动”⑧的著作中，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理解自己已理解了的问题。

    就我本人而言，在洪堡的语言研究中，我更多看到了他的普遍主义的理想，即把普遍语法形式看作普遍人性：“倘若有这样一个理念，它贯穿着整个历史，以不断扩展的作用显现出来；倘若有某个理念，它能证明整个人类在臻于完善——那么，它想必就是人性的理念。”⑨

    究竟是相信并试图把握作为原语言形式的普遍人性理念，还是关注和强调语言生成导致文化间的差异——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仅仅关系个人好恶的问题，不是一个类似于我不喜欢吃牡蛎而你喜欢吃，仅此而已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普世与共性的倡导与探寻者和差异与个性的追求与偏重者都是出于善良的愿望，例如都希望人类总体不会像其他生物那样自我毁灭得那么快，那么在这种争论背后所隐含的矛盾为什么还会比口味偏好所产生的差异更为严重呢？

    我希望自己给出的解释是合理的：在善良愿望的前提下，普世与共性的倡导与探寻者希望能够发现和把握人性中那个共同的、积极的、使得人类这个种族得以自我保存至今的东西； 而个性的追求与偏重者则希望维护由生成而产生的丰富差异，使人类的丰富文化不至于被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所扼杀，无论这种意识形态是以普遍的科学和技术的形态出现，还是以某种政治形态、道德教义和宗教信念的名义登场，只要它们与强权为伍，就有必要予以抵制。而这种抵制的一个有效手段便是对差异与个性的弘扬。

    因此，同一论者和差异论者的分歧实际上就不在于有没有共性和要不要共性，而在于我们有无可能把握到真正的共性。

    于是这里的关键在于：假如我们相信，人类思想和心智的某些方面在各种语言之间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那么我们能否有朝一日确切地知道：这个某些方面、这个被洪堡称作我们的语言的“原形式”的东西、被他看作人性的理念的东西究竟是指什么？它延展得有多远？它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奠定人类和谐之基础呢？

    为了避免各种意识形态在同一性的名义下实施精神的暴力，发现和把握人类思想和心智的真正共同方面就成为目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在语言学中，这意味着寻找语言的原形式，同时捍卫语言的多样性。这里顺带要说明的是，乔姆斯基的工作恰恰就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方面是抵御意识形态的强权，另一方面是寻找真正的人性之本质。

    我想这是与冈萨雷斯·伊纳里多的一个基本思想倾向相符的。总体上说，他要表现的并不只是一部由于各种差异与隔阂而导致的悲剧，而更多是一曲赞美那种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鸿沟、掩藏在Babel之后的人性之赞歌。

    他在影片结尾有个献词：“献给我的孩子。最暗的夜，最亮的光。”

    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对希望的表达：即便在最暗的夜中,也可能有最亮的光。

 （原载《世界哲学》2007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