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基本理论观点及其启发

   《中国报学史》中关于新闻基本理论的部分的探究并不多但却是其新闻史研究的基础与前奏。其关于新闻观点的部分主要包括报纸的定义 、要素以及报纸的原质和新闻的本源。 

戈公振涵化众说，将报纸定义为：“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1）这个对报纸的定义将也称为“报”的“邸报”排除在了报纸之外，因为邸报以公文为内容，无定期的要求，且阅读者为相关官员与皇帝，而非近现代报纸所面对的普通受众，故无公告性。这个对报纸的定义在新闻史上具有了重要的界定意义、强调了报纸要为受众服务。

另外戈公振主张“其要点在研究其对于某特别时代之特定社会之文化所发生而反应之各种特色”（2），这种具有历史学和社会学特点的研究观点可谓贯穿此书始终，也使得此书新闻观点视野开阔，具有历史学意义。出于这种历史学研究观点，《中国报学史》并不止于报纸定义的界定，而是在此基础上探本溯源，探讨报纸的本源及原质。

戈公振从历史角度和实际需要出发考察了报纸构成的四要素或特点，即公告性（信息公开传达）、定期性（定期连续刊行）、时宜性（及时性和适宜性）以及一般性(一般兴味)，并将一般性作为报纸和新闻的根本要素 (3)。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角度来说，这都是科学的新闻学观点。

在此基础上，《中国报学史》在中国新闻史上首次探讨了报纸的原质。“时宜性与一般性，二者不能分离而存在，且互相维系而成报纸之特殊形体，故不能不以此特殊形体之自身，作为报纸内容之原质。此特殊形体，可名之曰新闻，即新闻为报纸内容之原质。”（4）至于新闻的本源，戈公振将之概括为“不云发生事件，不云其报告，直接主张为时宜性及一般性之自身”(5)。                

二、新闻事业史观点及其启发

除了对新闻基本理论观点的贡献，《中国报学史》在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地位还在于它的新闻事业史观点，这主要体现在其对报刊发展历史的分期的科学性。

戈公振结合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以及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特定情况，将我国汉唐以来到1926年的报刊发展历史划分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和“报纸营业时期”，“这种从新闻媒介传播的形式到其体制、性质相结合的划分方法, 完全吻合我国社会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的历史发展进程”(6)。

这样的分期方法将外报、官报、民报区分开来，显示了报刊一步步由外来势力主宰，到完全由政党主宰，继而发展到开始面对民众，为民众办报、为民众说话，回归报纸信息传递、舆论监督、服务社会的本意。 

然而，国内一些学者批评《中国报学史》“这样的分期，仍然是在抹杀报纸作为阶极斗争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的”（7）。报纸的本质到底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还是服务社会的工具？其答案就现代民主政治来说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时候我们应该回归到《中国报学史》绪论里已经定位的“研究其对于某特别时代之特定社会之文化所发生而反应之各种特色”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

由于戈公振的报学思想深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这在其对报纸的定义涵化众说时可见一斑，因而相较于当时中国报业乃至新闻传播行业较为落后的状况，他的报学思想甚至摆脱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具有超前意识。例如戈公振对报刊发展历史的分期的第四阶段，即报纸营业时期，显然不符合《中国报学史》成书时的中国报刊发展状况，而是接受了当时西方关于报纸摆脱政治势力控制而商业化的看法。虽然就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媒体娱乐化、商业化泛滥来而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服务功能弱化的状况来说，商业化难咎其辞，但就《中国报学史》成书当时政党势力完全控制报刊的情况来看，报刊商业化是值得倡导的。即使在当下中国新闻传媒环境下，商业化虽饱受批评，但也仅需正确引导而使之回归新闻专业主义和理性，毕竟报刊商业化也意味着受众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

三、新闻基本理论观点和新闻事业史观点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关于报纸定义、要素以及报纸原质、新闻本源的探究以及对报刊发展历史的分期其实具有一致性，即强调新闻事业不仅仅是政府和党派的喉舌，其本质应该是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工具，是社会公共舆论机关，应该回归报纸信息传递、舆论监督、服务社会的本意。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这种具有一致性的新闻思想，不仅在中国新闻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现代新闻传播理论及实践的也有重要启发。

参考文献：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2 同上。

3 谢冰岩，王凤超：《新闻学者戈公振》，载《新闻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第86页。

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5 同上，第24页

6 蒋金戈：《中国新闻史论的奠基石——读戈公振》蒋金戈在上海“ 纪念戈公振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7 宁树藩：《戈公振的》，载《新闻业务》，1962年12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