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纠错”，没有错也就不存在“改”。“错”就是“错”批了传统文化；所谓“开放”，朋友之间是不存在开放的，其实就是对“西方”的开放，也就是对“敌人”的开放，开放的目的就是“化敌为友” 。

如果说改革40多年了，那次错误还否定不了；开放40多年了，“敌人”还是“敌人”，那就要考虑考虑改革开放的“成效”了。

化敌为友

在“化敌为友”方面，新加坡做的很成功，是全世界极少的没有一个“敌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免签证最多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是中美的好朋友；也是海峡两边的好朋友；同时也是穆斯林阿拉伯伊斯兰和以色列等等方面的好朋友。

在新加坡，有英国殖民者莱佛士塑像，同时也有新中国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塑像；有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故居；这些看起来“不共戴天”的人，都在新加坡河边上沐浴同一个太阳、观赏同一个月亮。

根本不存在外国的月亮比新加坡“圆”的现象。

在新加坡，不但有孔子学院，还有以蒋介石名字命名的中正中学 ，以英国殖民者莱佛士命名的莱佛士学院、以英国女皇命名的伊丽莎白学校，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开办的学校等等，不同国籍的老师和学生，都在认真地上课。

在新加坡，中国城（牛车水）和“小印度”（印度人居住的地方）亲如一家 ；中国人命名的道路，李白道和杜甫路与洋人命名的道路互相交错；日本文化的“星辰园”和中国文化的“裕华园”睦邻友好。

在新加坡随处可见以西方和东方人物，以及中国传统的名人命名的单位。东风西风在新加坡都化为“和风”，不需要谁压倒谁。

原来不共戴天的“封资修社”的各个“主义”，在这里也可以“和平共处”实现“共赢，都为了一个目标—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和平过度

新加坡对殖民地和侵略者的看法与大陆是截然不同的，新加坡曾经是一个“双料”的殖民地，二战前100多年里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战中一度是日本的殖民地，

按照中国人的理解，新加坡应该对英国和日本恨之入骨，恰恰相反，李光耀多次说过：感谢英国、原谅日本。

长期以来，我们有几个“片面”的观点，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些小国家都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都必须要经过流血战争，打败侵略者推翻殖民统治等等。而新加坡的政权是“和平过度”的，

没有流一滴血，不死一个人。1959年，英国殖民者把政权和平移交给新加坡人。新加坡独立后，英国人想撤军，新加坡多次挽留英国军队，结果英国不得已推迟了几年以后才撤军。

二是殖民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人民反抗不断。但是在新加坡殖民者与人民非常和谐，人民也非常富裕。

在新加坡的公共场所，你找不到一个李光耀的塑像，在市中心的新加坡河边上，却树立有英国殖民者莱佛士的塑像；很多人都知道，新加坡的国父是李光耀；很少人知道新加坡还有一个国父--莱佛士。

把侵略者、殖民者当作国父，岂不是认贼作父了，而新加坡许多人认为这很正常。

在国际上，许多原来的殖民地，现在富裕程度远远超过了宗主国，新加坡的富裕程度和公共设施都远远超过了英国。

人民普遍也比宗主国富裕了，如香港的李嘉诚富可敌国，在新加坡也造了很多房子，在英国购买了许多资产，最近还准备在英国再造一个“香港城”。国际上甚至出现个别国家，宗主国给他独立就是不独立，情愿当殖民地的现象。

记恩不记仇

李光耀说过的“感谢英国；原谅日本。”说到底，还是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记恩不记仇”。

化敌为友得到好处不但是对方，最大的好处就是自己，新加坡的高速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

大家都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主要经验就是 “英国的制度、中国的文化”，其实这只是一部分。新加坡还有一个主要的经验就是“日本的管理”，这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但是长期以来，对新加坡学习“日本的管理”这一点，宣传的很少，所以知道的人也很少。

英国人自1819年统治新加坡，到1959年新加坡独立，时间长达140年（其中三年为日本人统治时期）；日本人自1942-1945年统治新加坡三年时间。

一个统治了130多年时间。一个统治了3年多时间，说没有矛盾，那是不可能的，如果“记仇”的话，新加坡有一万个理由与英国和日本搞不好关系；但是如果“记恩”的话，同样，新加坡也有一千个理由与英国和日本搞好关系。新加坡小国“大肚量”，一切向前看。

难道新加坡在英国和日本殖民期间没有“仇恨”吗？非也，关键还是新加坡对日本“ 记恩不记仇”。

在亚洲甚至全世界来看，日本在亚洲“恶贯满盈”，是挑起“二次世界大战”罪魁祸首之一，是“人民公敌”，许多国家与它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当时亚洲许多国家都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新加坡也不例外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后，居然把新加坡的名称都改了，改为昭南市，时区改为东京时区“东九区”，教育也全部采用日语教学。新加坡成为了日本的一个市了。

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李光耀也差一点丢掉性命， 李光耀也曾经因为检查证件时，差一点被逮捕，侥幸脱离。

在日占1942-1945年三年时期，据日本公布的资料，新加坡非正常死亡5000人；华社公布的资料约为10万人；新加坡可能平均两者的数字，取了一个中间数字，官方公布的资料为5万人。

新加坡的“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上公布的人数就是5万人，这包括华人及马来西亚和印度等所有民族。其中中国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当时也在新加坡，因为在媒体工作反对日本，就是“失踪”在这个时期，估计被日本人暗杀。

新加坡树立“日占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其目的并非是号召人们反对日本，而是告诫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段历史教训，防止今后再次发生战争。

所以新加坡在二战独立后，并没有多么人“恨”日本，反过来还向日本“侵略者”学习管理经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李光耀不但说过原谅日本，还对日本的严格管理还赞赏有加，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明确写道，

在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期间，由于日本人的管理严厉，新加坡的小偷很少，社会治安也很安全，管理的也很好，也是新加坡社会治安最好的时期之一。学习日本的严格管理，后来成为新加坡的治国方略之一。

新加坡至今还保留“二战时期”在新加坡的死亡的日本人墓地，在新加坡西部地区还有专门为日本文化修建的公园--星辰园。在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还大量引进日本的投资，日本许多大公司都在新加坡有分公司，

日本的投资，这也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一个主要因素，加快了新加坡的发展，使新加坡成为了亚洲的四小龙之一。

“ 记恩不记仇”的结果必然是：记恩者得恩，记仇者得仇！

作者：田柏强，原中国安徽工人日报高级记者，现旅居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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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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