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于国家关系正常化的第一轮谈判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王幼平大使指出：“两国代表经过谈判，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各自充分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也了解了对方的立场，这对今后的谈判是有益的。”范振水：《王幼平同志回忆1979年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应该说，两国之间的长期对抗局面在1979年后发生了某种转变。表面上看，这一转变似乎微不足道，两国关系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如果对谈判结束之后的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一转变有其深远的意义，它预示着两国关系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将要发生一个新的变化，这就是：对抗逐步降温，对话日益加强。

　　事实上，这一点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尽管双方代表针锋相对，在几乎每个问题上都要进行一番激烈的较量，但是，每当会议结束以后，王幼平都要面带笑容，率领代表团成员走过去和苏联同行一一握手告别，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每次到达时，东道主也都要在门口列队迎接。11月2日，在第三次会议结束之后，王幼平还就即将到来的十月革命节，向伊利切夫及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表示祝贺。中国代表团的风度赢得了苏联同行的信任，也使两国代表的交往变得日益轻松起来。

　　第一轮谈判结束后，尽管第二轮谈判被迫中断，但是，双方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谈判之前。1980年，也就是在第一轮谈判结束后不久，苏方副团长贾丕才曾以“大使客人”的身份来到中国，并拜访了于洪亮和钱其琛副外长。中国方面还设宴招待了他。1982年1月，著名汉学家、苏联外交学院院长齐赫文斯基也作为“大使客人”来到中国，与中国外交界、知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齐赫文斯基还同中国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进行了会面，促使苏中友协与中国对外友协恢复了联系。在此期间，外交部苏东司司长于洪亮与齐赫文斯基进行了会见。对于他的访华活动，中苏两国媒体均未报道。但《日本新闻》却认为此行是莫斯科与北京开始对话的一个重大发展。该报指出：“中国暗示准备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并宣布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开始准备恢复边界谈判。”［苏］齐赫文斯基著，马贵凡等译：《回到天安门——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8页。作为回应，1982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一行三人以中国大使客人的身份访问了莫斯科。访问期间，刘国光会见了有关的科学家、学者和一批科研机构的人员。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412页。可见，此时的中苏关系较谈判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从1979年4月3日，中方提出两国就国家关系进行谈判，至12月3日第一轮谈判结束，前后一共240天。在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之后，两个大国的代表终于能够坐在一起进行谈判，这不仅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段时间里，各国的主要媒体一直在做跟踪报道。从这个意义讲，1979年谈判惊动了世界。

　　二、正常化的进程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他表示：“1我们从来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从来没否认过，将来也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2我们从来不支持，将来也不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岛的主权；3苏联对中国不存在任何威胁……准备在任何时间继续现存的边界问题谈判；4我们随时准备在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基础上，就改善苏中关系进行协商。”苏联1982年3月25日《真理报》，转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412页。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引起了中方高度重视。中方认为，这个讲话虽然对中国带有明显的攻击，但它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这个讲话表达了苏联领导人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邓小平亲自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3月2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钱其琛主持了新闻发布会，针对勃氏的讲话发表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苏中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不久，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苏联应主动解决影响中苏关系改善的“三大障碍”，即：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武装侵入阿富汗；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和对中国边境进行挑衅。8月，中国外交部苏东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去莫斯科，向苏方提出举行副外长级特使政治磋商的建议。10月，磋商在北京开始。中国政府特使是钱其琛，苏联是伊利切夫。这次磋商实际上是1979年谈判的继续，“它不仅标志当时两国间只对抗、不对话状态的结束，而且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对抗转向缓和。”钱其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此后6年间，双方在北京、莫斯科共磋商了12轮，虽然最终未能打破僵局，但磋商却成为当时两国政府之间最直接、最权威的对话渠道，其意义不可低估。其次是葬礼外交。从1982年到1985年，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逝世，中国均派特使赴苏参加葬礼，且身份一再提高，保持了双方的高层对话，使参加葬礼活动成为一条特殊的外交接触渠道。第三是纽约会见。多年以来，中苏高级官员在第三地是不接触的。直到1984年9月联大会议期间，两国外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在纽约正式会见，才冲破了这一僵局。以后每年如此，直到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在每次会见中双方都要讨论两国关系并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有时还达成某种协议。例如，关于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协议，就是1986年秋两国外长在纽约商定的。第四是边界谈判。中断了9年之久的中苏边界谈判，于1987年重新开始，成为又一条重要的联系渠道。最后是多项交流。进入80年代以后，中苏之间在贸易、科技、文化、学术、友协等方面的交流逐步恢复并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