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瓦什民族起源的研究状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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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瓦什民族起源的研究状况与思考

2024-07-16 08:22:00|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楚瓦什人,楚瓦什语作чăвáш,俄语作чуваш,英语作Chuvash。楚瓦什民族是当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第四大民族,操楚瓦什语和俄语。当今楚瓦什人约二百万人,主要分布在中伏尔加河流域的楚瓦什共和国境内,部分分布在鞑靼共和国、巴什基尔共和国以及乌里扬诺夫、古比雪夫、萨拉托夫、西西伯利亚等地。

楚瓦什语是最古老的突厥语之一,保存了古突厥语的很多特点。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楚瓦什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伏尔加语支,即楚瓦什语的祖先是公元7-14世纪存在于伏尔加河和卡马河岸的保加尔王国所使用的古保加尔语的一种方言。无论是楚瓦什语还是保加尔语,都属于突厥语的R语。然而,楚瓦什语与突厥语族的其他语言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语音方面,楚瓦什语的辅音腭化程度很高,而且,这一点是楚瓦什语独有的特点。

人类学研究表明,现代楚瓦什人中21.1%属于欧罗巴人种,10.3%属于蒙古人种,68.6%属于蒙古-欧罗巴人种的混合人种。这一数据充分表明了楚瓦什人族源的复杂性。

关于楚瓦什族族源的研究很多,其中主流观点是,楚瓦什人的直接祖先是保加尔人。而保加尔人是公元2世纪时从中亚来到欧洲的被称为Huns部落的一支。7世纪后期,一些保加尔人开始迁往伏尔加河中游,其中的一支与当地土著融合,逐渐演变为当今的楚瓦什人。

历史语言学告诉我们,楚瓦什人或保加尔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但究竟与哪些民族有亲缘关系,众说纷纭。自18世纪以来,俄国和西方史学家对此作了大量研究,迄今尚无一致看法。本文主要就俄国国内关于楚瓦什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与点评,同时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   二十世纪之前的研究

18世纪(后半期)关于楚瓦什起源的芬-乌戈尔理论形成。这一理论的代表有德国史学家Johann Thunmann[1]、I.Ch. Engel[2],俄国史学家卡拉姆津[3]、费尔索夫[4]等人,他们提出了楚瓦什祖先属于芬-乌戈尔部落的假说。在此之后的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H.J. Klaproth,1783-1835)虽然坚持认为楚瓦什语属于突厥语,但同时也支持芬-乌戈尔理论。[5] 支持这一理论的还有弗林(Ch. M. Fraehn ,1782-1851)[6]等人。

以上这些芬-乌戈尔理论的拥护者所利用的资料大多是16-18世纪西欧旅行家的记载,或者是18世纪史学家的著作。而这些作者,往往把楚瓦什人和车里米斯人[7]、摩尔多瓦人相混淆。如英国人杰尼科逊于1558年5月访问过切博科萨雷,他把楚瓦什人当作了摩尔多瓦人。[8]同样是16世纪的英国人杰罗姆·果尔谢,以及1601-1608年间居住在俄罗斯的荷兰人伊萨克·麻萨,都把楚瓦什人当作了车里米斯人。17世纪上半期在俄罗斯居留过的英国牧师理查尔德·詹姆斯、17世纪德国旅行家阿达姆·奥列阿里和荷兰旅行家伊万·斯特留斯,以及17世纪末18世纪上半期的瑞典地理学家、语言学家菲利普-约翰·斯特拉林别克等人都曾经到达过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切博科萨雷等地,他们在自己的游记中把楚瓦什人叫做“车里米斯鞑靼人”。[9]

到了19世纪,俄罗斯学界出现了保加尔人起源于斯拉夫人的理论。据此,作为保加尔人的直接后裔,楚瓦什人祖先的起源当然也是斯拉夫人了。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是俄国史学家韦涅林(Ю.Венелин,1802-1839)。他认为,匈奴、可萨、阿瓦尔、哥特人,甚至于法兰西人都来源于斯拉夫部落。[10]这一学术理论显然是错误的,匈奴人、可萨人、阿瓦尔人都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其祖先生活在亚洲,与斯拉夫人相距甚远。这一理论的错误在于将古保加尔人和现代多瑙河保加尔人混为一谈,并且将多瑙河保加尔人当作是古斯拉夫人的后代。[11]

除此之外,19世纪的俄国学术界还有关于楚瓦什人起源的一些其他假说,如亚历山大·福克斯(А.А.Фукс,1805-1853)[12]、匈牙利民族学家P. Hunfalvy[13]等人就有楚瓦什起源于可萨人的猜想。P. Hunfalvy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认为当今楚瓦什人是某个势力强大的可萨部落的后代。

也有斯波耶夫(В.А.Сбоев)和里蒂希(А.Ф.Риттих)等人的布尔塔斯说。[14]斯波耶夫认为,“布尔塔斯”一词就是发音相近的楚瓦什语动词“居住”。[15] 一个世纪之后,楚瓦什史学家卡霍夫斯基(В.Ф.Каховский,1916-1993)认为,斯波耶夫的错误在于当时还没有确定布尔塔斯人在民族属性上属于芬-乌戈尔部落,以至于他把布尔塔斯人的语言同楚瓦什人和鞑靼人的突厥语混淆了。

米哈依罗夫(С.М.Михайлов,1821-1861)是楚瓦什第一位史学家、民族学家。米哈依罗夫认为楚瓦什人的祖先来自南西伯利亚。认为他们起初向南迁移到北高加索,然后再迁移到中伏尔加河流域,居住在伏尔加河左岸,卡马河一带,最初以保加尔人的名称为人所知,后来,在鞑靼蒙古人征服活动之后迁移到原属马里人的楚瓦什北部地区。因此,很多马里人和摩尔多瓦人逐渐混杂到了楚瓦什人中,同时相当多的伏尔加左岸楚瓦什人突厥化了。[16]与此观点接近的还有19世纪中期喀山史学家、民族学家阿尔捷米耶夫(А.И.Артемьев),他认为楚瓦什人是冠以保加尔人的名称为其他民族所知的。

19世纪中期,还形成了楚瓦什人起源于保加尔人的理论。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塔基谢夫(В.Н.Татищев,1686-1750)提出这一问题。他是俄罗斯18世纪著名的史学家、地理学家,曾经多次深入伏尔加-乌拉尔地区进行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其成果有关于这些民族的研究,也有关于这些民族语言的词典。塔基谢夫在其著作《俄国史》中认为,楚瓦什人是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后代。他的结论为保加尔人理论的产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在塔基谢夫之后,车臣学者莎法里克(П.И.Шафарик,1795-1861)则成为保加尔人理论的重要创始人。他认为楚瓦什人是具有匈奴基因的保加尔人的后代;保加尔人本来生活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后来为了摆脱可萨人的统治迁移到了伏尔加河和卡马河一带。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与语言证明他们是乌拉尔-楚德人部落的后代,并且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与突厥人混杂了。[17]

克拉普洛特、别列津(И.Н.Березин, 1818-1896)、卡塔诺夫(Н.Ф.Катанов,1862-1922)等人收集过一些中伏尔加地区刻有保加尔语言的碑铭文献,在解读这些碑铭的过程中,楚瓦什人源于保加尔人的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的侯赛因·法斯汉诺夫(Х.Фейзханов)于1863年解读保加尔人碑铭时发现了其中的楚瓦什语成分。[18]1866年波波夫(А.Н.Попов,1841-1881)出版《俄国古代稿本年代记概要》(Обзор хронографов русской редакции)一书,其中刊载了一份重要资料——斯拉夫-保加尔可汗名册。史学家伊利明斯基(Н.И.Илиминский,1822-1891)在分析这份资料中的保加尔铭文后推断,楚瓦什人是伏尔加保加尔人的后代。[19]库尼克(А.А.Куник,1814-1899)释读了多瑙河保加利亚王国的“保加尔可汗名册”,认为保加尔语的数词和楚瓦什语的数词很接近,多瑙河保加尔人、卡马河-伏尔加河保加尔人和喀山保加尔人都有亲属关系,是现代楚瓦什人的祖先。[20]

楚瓦什人起源于保加尔人的理论产生至今,便一直在学术界占有绝对的优势。

二   二十世纪之后的研究

作为东方学的一部分,突厥学在俄罗斯一直有着良好的研究传统。18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科学院成立伊始就承担起搜集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地区各民族语言、人文、考古资料的任务,为后来突厥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85年,俄国出现了手抄本的《下戈罗德教区各民族(俄罗斯、鞑靼、楚瓦什、摩尔多瓦和车里米斯)语言词典》,也出现了佚名作者编写的手抄本《楚瓦什语词典》。在此后的整个19世纪,俄罗斯学界对于突厥语言的研究、突厥语言词典的编纂一直在延续和发展。

相对于鞑靼语、土耳其语、雅库特语等语言,楚瓦什语研究开始较晚。楚瓦什语言学的奠基人是阿什马林(Н.И.Ашмарин,1870-1933),189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楚瓦什语语法《楚瓦什语研究资料》,1928年起出版17卷本《楚瓦什语词典》。

除了研究语言,阿什马林还撰写了一部重要著作,即1902年出版的《保加尔人和楚瓦什人》。这部著作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保加尔人起源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里程碑”[21]。在这本书里,阿什马林分析了希腊、阿拉伯及欧洲史家和旅行家关于中伏尔加河地区可萨人、保加尔人等民族的记载,认为:“关于保加尔人的诸多原始史料,总是把保加尔人的名字和匈奴人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2]另一方面,他对中伏尔加河地区诸民族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发现“从马扎尔语的突厥语成分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语言接近于古代楚瓦什语,它们同源的(突厥语)语言分成了几种方言……”;并且,“保存在少数碑铭上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伏尔加保加尔人的语言和现代楚瓦什语是相同的”。[23]按照作者的认识,现代楚瓦什人也认为自己是车里米斯人曾称之为“cyac”的伏尔加保加尔人的直接后裔,后来这一名称被带到了鞑靼征服者的地区。而鞑靼征服者继承了这一名称原本属于保加尔人的政治意义,还部分地继承了他们的文化,并接受了伊斯兰教,后来甚至认为自身也是起源于保加尔人。[24]阿什马林的这一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至今也仍被视作研究保加尔人和楚瓦什人历史的必读之作。

稍晚于阿什马林《保加尔人和楚瓦什人》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彼得罗夫的(М.П.Петров)《论楚瓦什族源》。在书中作者主要从语言方面来分析,认为楚瓦什语接近于蒙古语和突厥-鞑靼语的共同祖先,即原始阿尔泰语,同时还认为,古保加尔语和现代楚瓦什语有共同性,楚瓦什人是保加尔人直接的、纯正的后裔。这是在历史语言学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很有价值。此外作者还利用了历史传说、民族学等方面的史料。除了科学的分析,作者也做出了自己的猜测,他认为“楚瓦什”的名称可能来源于楚瓦什人发祥地,中亚的楚河。[25]

除了以上最主流的保加尔人理论外,20世纪上半期还有马尔(Н.Я.Марр)等人提出的“本土论说”。这位学者信奉“雅弗语学理论”,提出了“语言新学说”,认为史前时期的雅弗语(以圣经“创世纪”中人物、诺亚的儿子命名)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分化为含语语族、闪语语族和印欧语族,同时还有乌戈尔-芬兰语、蒙古-土耳其语,而楚瓦什语是上帝为我们建造的通往这些语言的桥梁。马尔的这种论断显然不符合科学的语言学理论,与历史语言学亦毫无关系。他强调的是楚瓦什人起源的本土论。当然,其他本土论者所坚持的,即楚瓦什人是中部伏尔加的芬-乌戈尔部落与来自草原的突厥部落融合而成的观点,有一定的科学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从语言角度进行研究的还有很多学者,如著名的突厥学家萨莫伊洛维奇(А.Н.Самойлович,1880-1938)、马罗夫(С.Е.Малов,1880-1957)等人。他们都与阿什马林一样,认为楚瓦什语是古代突厥语的一种,属于保加尔语族。也有学者,如巴斯卡科夫(Н.А.Баскаков,1905-1996)认为楚瓦什语是蒙古语和突厥语最接近的亲属语言,有的语言现象表明它更近于蒙古语,有的语言现象表明它更近于共同突厥语。[26]持这一观点的还有瓦西里·叶戈罗夫(Васили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Егоров,1880-1974),他也认为楚瓦什语是介于突厥语和蒙古语之间的中间环节,在古突厥语分裂很久以前就独立了出来。[27]

俄罗斯著名中亚史学家、突厥学家巴尔托里德(В.В. Бартольд,1869-1930)则认为楚瓦什的祖先来源于匈奴。[28]

20世纪中期之后关于楚瓦什民族起源的研究著作也很多。其中卡霍夫斯基的《楚瓦什民族起源》(第一版1963年,第二版1965年,第三版2003年)是对该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代表之一。

卡霍夫斯基认为本土论不能也不可能解决楚瓦什民族起源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没有资料作支撑,另一方面还忽视了楚瓦什人的突厥语系祖先的古代史。他说,保加尔理论虽然最接近于科学地解决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不能给出楚瓦什民族形成的完整图像,因为它太局限于保加尔部落的历史问题,反而把楚瓦什的亚洲突厥语系祖先的历史放在了一边。他说,尽管保加尔阶段是楚瓦什民族形成过程的相当重要的阶段,但是不能完全解释族源形成的历史过程。[29]

《楚瓦什民族起源》一书使用了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等各方面资料,认为包括保加尔人、苏瓦尔人在内的楚瓦什人的祖先,在远古时代的亚洲时期就加入了匈奴部落,而且与古代蒙古人、中国人、乌戈尔人为邻,所以从一些汉字和楚瓦什语的读音上分析,很多楚瓦什语受到了汉字发音的影响。[30]

在汉文史料方面,作者使用的是楚瓦什著名汉学家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1777-1853)的三卷本《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ние времена. В трех частях, с картою на трех больших листах. Сочинение монаха Иакинфа, удостоенно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имией наук демидовской премии. СПб., 1851.)。比丘林的这部著作是根据二十四史等中国典籍而有选择性地翻译、注疏而成,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北方诸民族的历史轮廓。卡霍夫斯基根据比丘林《汉书》、《后汉书》、《北史》、《宋书》等译本对有关车师的记载,认为车师是随匈奴一同迁入东欧的,然后又分析楚瓦什语中ö和ü在非重读情况下有ě和ă的音变,于是推断,楚瓦什人的名称чăвáш一词是从чöш演变而来,非常接近于车师的古代汉语发音чеши,从而认为车师是楚瓦什人的祖先之一,认为现代楚瓦什人与当今居住在吐鲁番盆地的东车师后代存在着种族上的联系。[31]

作者还指出,阿尔泰地区和七河流域的许多突厥地名都可以在楚瓦什语的帮助下得到很好的解释,比如后缀带куль或кюль的湖泊名称,因为кÿль一词只有楚瓦什语和鞑靼语中存在。作者又列举了一些印地语和楚瓦什语非常相近的词汇,如“香气”、“雄火鸡”、“胡萝卜”、“甜菜”,说明“楚瓦什人的祖先曾经长久地居住在阿尔泰和巴尔喀什湖一带,与同样属于突厥起源的其他有亲属关系的民族为邻”。[32]

作者还吸收了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得出了该著作的最终结论:古代突厥文化的代表者,包括车师、保加尔人、苏瓦尔人都是楚瓦什人的祖先,而铁勒、突厥和阿尔泰人与楚瓦什人具有亲属关系。[33]对于这一结论,作者本人并没有充分且令人信服的史料作依托,但是它指出了深入研究楚瓦什族源的线索和方向,有一定的学术贡献。

科瓦列夫斯基(А.П.Ковалевский,1895-1969)是俄罗斯苏联时期的一位阿拉伯学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艾哈迈德·依本-法德兰史料所载楚瓦什人和保加尔人》,1956年出版《艾哈迈德·依本-法德兰921-922年伏尔加之行》。这位学者认为居住在伏尔加保加尔王国的苏瓦尔人不是部落,而是民族;而楚瓦什人,不是保加尔人的后代,而是苏瓦尔民族的后代。[34]

语言学家捷尼舍夫在其著作《突厥语言研究导论》中认为:“楚瓦什人的祖先是伏尔加河沿岸的当地居民,属于乌戈尔-芬兰部落”;“后来,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变成下列突厥民族的组成成分:楚瓦什、鞑靼;另一部分组成东部芬兰人:乌德摩尔特人、科米人、马里人、莫尔多瓦人的人种成分;第三部分构成乌戈尔民族:曼西人(沃古勒人)、汉特人(阿斯加克人)和马吉亚尔人(匈牙利人)。” [35]从以上叙述来看,捷尼舍夫倾向于楚瓦什起源的本土论,但是又自相矛盾,认为楚瓦什人的祖先是属于乌戈尔-芬兰部落的当地居民,又说楚瓦什人属于突厥民族。作者如此简单的行文并不是使用和分析史料的结论,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认识而已。                                                                                                                                                                 

另一些杰出的楚瓦什学家,如季米特里耶夫(В.Д.Димитриев,1924-)利用民族学、服饰、装饰、日用器具一类物质文化资料,以比较语言学方法研究楚瓦什的起源。他们为楚瓦什民族是通过保加尔-苏瓦尔对当地芬-乌戈尔人、以及马里人的同化和吸收而形成的,而且,认为保加尔人很早就和亚洲突厥语系的部落、中国人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并不一定是通过匈奴人这一媒介。[36]捷尼索夫(П.В. Денисов,1928-)的著作《楚瓦什人的宗教信仰》和《多瑙河保加尔人与楚瓦什人的民族文化相同现象》对于楚瓦什族源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位学者认为楚瓦什人的宗教信仰中带有古代突厥人的特点,楚瓦什人的宗教神话观念中也有古代突厥人的成分。[37]

也有学者认为楚瓦什人的祖先来自乌桓,参加2007年上海“第二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楚瓦什历史语言学家尼古拉·叶戈罗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Егоров,1949-)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文章《关于保加尔-楚瓦什可能的祖先中亚乌古尔(乌桓)民族语言同一性问题》[38]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考证,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保留在保加尔-楚瓦什语语音、词法和语义等方面的特点证明了古代突厥语词层取决于蒙古语,“乌古尔”词层取决于原始蒙古语,证明了保加尔-楚瓦什语的历史祖先分离于同一的原始突厥语,并且在乌古尔-恩乌古尔-保加尔部落联盟西迁之前就形成了独立的中亚方言;第二,匈奴时代在中亚草原上主要是突厥语部落占优势——尤其是操R型突厥语的乌古尔-保加尔-楚瓦什族群, 根据原始保加尔语(乌古尔语)与普通蒙古语和东伊朗语(撒克逊-乌孙语、月氏语)、同时与古代汉语相互作用的因素,可以初步认定乌古尔人发祥地的明确界限应该是在今东蒙古和内蒙古范围内;第三,楚瓦什语在农业、畜牧、服饰、日用品等名称上都和突厥语、蒙古语、乌古尔语有一定的关联性,楚瓦什和乌桓在民族文化方面有很多类似现象;古保加尔人来自乌古尔部落,而居住的伏尔加河右岸的保加尔人的一支保存了自己的语言,在15—16世纪形成了楚瓦什民族。

2009年楚瓦什出版了两卷本的《楚瓦什:历史与文化》,该著作是研究楚瓦什历史、语言、考古、文化的几位学者的集体成果,也是研究楚瓦什历史的最新成果。该书也基本承袭了保加尔起源论。书中将楚瓦什人的历史分为6个时期:原始突厥时期、乌古尔时期、恩乌古尔时期、古保加尔时期、中保加尔时期、新保加尔时期或楚瓦什时期。[39]

除了俄罗斯学者的研究,1982年布达佩斯出版了匈牙利科学院院士András Róna-Tas编辑的《楚瓦什研究》一书,书中收录了十五篇文章,其中包括四篇俄文文章和十一篇英文文章。英文文章有的论述楚瓦什语词源学和音韵学,也有的论述楚瓦什音乐和诗歌。其中I.Fodor的文章“论马扎尔人、保加尔人和突厥人之间的接触”利用了一些考古资料和语言资料,同时还有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推测马扎尔人于公元6世纪离开乌拉尔山西部,考证公元700年至9世纪期间马扎尔人与伏尔加保加尔人、伏尔加突厥人以及顿河保加尔人之间的历史联系和语言的相互影响。[40]列维茨卡雅(Л.С.Левитская)的文章“楚瓦什语中是否有乌古斯语成分?”反驳了《苏联突厥学》1977年第1期上刊载的费多托夫(М.Р.Федотов)的文章“论楚瓦什语中的一些乌古斯语特征”,认为楚瓦什语和乌古斯语在一些语音、词法和词汇方面的相似现象不能足以说明它们的来源是相同的,因为乌古斯语本身的语言特点在很多方面是不明确的。[41]

德国学者肖特(W. Schott,1807-1899)不仅是一位乌拉尔阿尔泰学专家,而且也对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语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他确定了楚瓦什语与突厥语之间的许多对应关系,并且提出了楚瓦什语最接近于突厥语这一正确的见解。他是第一个把楚瓦什语纳入阿尔泰语系做比较研究的学者。[42]

美国的N.鲍培认为,最接近于突厥语的语言之中的楚瓦什语,也受到过伊朗语的影响,但是,伊朗语对楚瓦什语的影响未及于语音、语法和句法,而只限于词汇。[43]

在我国,关于民族语言的出版物中涉及到楚瓦什语言的是王远新的著作《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和力提甫·托乎提的著作《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前者的“近现代突厥语分化演变的特点”一章中简要概况了他所吸收的观点,即,“近现代楚瓦什语是在古布尔加尔语的一些方言基础上,融合了芬兰-乌戈尔语系语言的一些特点而逐渐形成的”。[44]后者的“布尔加尔语支语言:楚瓦什语概况”一节简要介绍了楚瓦什语的语音和语法特点。[45]

李锦绣、余太山的文章《有关Bulgars族源的若干问题》[46]认为,保加尔人应该是一个突厥语部落名称,由主要来源于鲜卑的东、西Huns或Utigur、Kutrigurs融合而成。该文与尼古拉·叶戈罗夫的文章《关于保加尔-楚瓦什可能的祖先中亚乌古尔(乌桓)民族语言同一性问题》一起,共同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研究保加尔人和楚瓦什人族源的新思路,即,楚瓦什可能是乌桓或鲜卑的后代。

三   关于楚瓦什人族源研究的资料与思考

古代楚瓦什人及其祖先并未给后人留下什么可供查询的文献资料,因此研究楚瓦什的历史首先要从与其相关的民族着手,如保加尔人、突厥人、苏瓦尔人等。相应地,研究楚瓦什人就需要从其他语言的史料中找寻线索,如关于中伏尔加河流域民族的阿拉伯、叙利亚、希腊、拜占庭、中文、俄文、蒙文等语种的史料和记载都是不容忽视的。

关于楚瓦什人的最早文字记载也许是《伊本·法德兰伏尔加河游记》[47]。该游记的作者是艾哈迈德·伊本-法德兰(全名:艾哈迈德·伊本-法德兰·伊本-阿里-阿巴斯·伊本-拉施特·伊本-哈马特)。公元921年,艾哈迈德·伊本-法德兰作为阿拔斯王朝巴格达哈里发扎法尔·穆格台迪尔的使者,出使了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王国。之后伊本-法德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游记。在这部游记中有少量关于суваз人的信息,суваз一词与楚瓦什人的称呼чăваш的发音相对应,多数学者认为伊本·法德兰游记中的суваз就是楚瓦什人。

艾哈迈德·伊本-法德兰担任使团秘书一职。使团于921年6月21日出发,经哈马丹、雷伊、梅尔复,然后又经布哈拉、花剌子模,穿过突厥乌古斯人、佩切涅格人、巴什基尔人的居住地,于922年5月12日到达保加利亚王国。尽管他的游记一直没有正式发表,然而游记的手抄本一直被后人传抄和引用。当代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的《食尸者》就是以这部游记手稿的形式写成的。尽管这部游记的每一种手抄本都未能保存下来它的全部内容,但是它作为10世纪中伏尔加地区民族历史的最早文字资料仍不失其重要价值。它所记载的突厥-乌古斯人、可萨人、罗斯人、巴什基尔人、保加尔人的社会状况、风俗习惯、文化和信仰,至今仍然为研究者所重视。

西文史料中涉及到突厥语系民族的作品很多,如一至六世纪的希腊文献中,有Claudius Ptolemaeus、Ammianus Marcellinus、Priscus Panionensis、V. Vаldenbегg、Ordanes等史家的作品;六至七世纪的拜占庭文献中,有Prokopiy Kesariysky、Agaphiy Milineysky、Menander Protector、Evagnus Scholaslicus、Theophylactus Simocatta等史家的作品等。阿拉伯、叙利亚、波斯、亚美尼亚等语种的文献也都有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然而,尽管史料浩如烟海,但是从现有研究成果所知,各类史料中都难见楚瓦什之名,因此,与之相关的关于保加尔人、可萨人、苏瓦尔人的记载都是研究楚瓦什民族的重要资料。

楚瓦什及其他俄国学者、西欧学者关于楚瓦什人的研究虽然已经硕果累累,然而楚瓦什的东方祖先究竟是谁,至今仍无定论。不过令人充满希望的是,浩如烟海的汉文史籍至今鲜为研究者利用。有谁能说,记载北方游牧民族毫不惜墨的汉文史籍中就一定没有楚瓦什人的影子呢?

中国学者余太山认为,保加尔人由主要来源于鲜卑的东、西Huns或Utigur、Kutrigurs融合而成,俄国学者尼古拉·叶戈罗夫认为古保加尔人来自乌桓部落。由此看来两位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重合之处。据《后汉书·鲜卑传》,公元91年之后十万余户匈奴人加入了鲜卑,而鲜卑言语习俗与乌桓同。那么,在我们未作深入研究之前就不能排除楚瓦什人的祖先有匈奴人的成分。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回鹘由内九族(九姓回鹘: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温素、药勿葛、溪耶勿)和外九族(九姓乌古斯:仆固、浑、同罗、拔野古、思结、拔稀密、葛逻禄、契芘、阿跌部)组成。《磨延啜碑》记载回纥由十姓回纥与九姓乌古斯两个部分结合而成。《唐会要》记载有以回纥为首的“九姓”部落联盟,即回纥、仆固、浑、拔曳固、同罗、思结、契苾、阿布思、骨仑屋骨恐。而回纥兴起以前铁勒诸部统称“九姓铁勒”。我国学术界基本认同的一点是,鬼方、丁零、高车和铁勒属于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而且,早在匈奴国家后期就有丁零人逐渐西移,柔然汗国和突厥汗国兴起之后,一些丁零人更是西迁到了里海附近。如此一来,我们也不能排除楚瓦什祖先具有丁零人的成分。还有,可萨人于7世纪初脱离西突厥汗国的统治,崛起于里海与黑海之间。此后可萨人的历史便与保加尔人以及楚瓦什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桂宝丽认为“可萨人乃西迁的鲜卑人后裔”[48],若将此观点与余太山的观点放在一起参照,那么就需要对楚瓦什与可萨的关系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2010年保加利亚一个科学考察队在赴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进行科学考察后发表研究报告说,保加利亚人(本文认为此“保加利亚人”为“古保加尔人”)起源于帕米尔地区。该科考队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收集了当地人的基因样本,通过基因对比分析发现保加利亚人的基因与生活在帕米尔地区的人非常接近,认为这进一步印证了保加利亚人印欧起源的观点。对照当今俄国学界流行的保加尔人为楚瓦什人直接祖先的观点,楚瓦什人祖先即起源于帕米尔地区。

综上所述,关于楚瓦什人起源的研究非常艰难。余太山先生早就认为,关于楚瓦什族源的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文献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遗传学研究。他还提出,服饰、音乐、舞蹈、习俗、宗教等比较研究也应该进行;在开展楚瓦什族源研究的同时,应该注意拜占廷-突厥学的研究,也要关注匈人、阿瓦尔人、可萨人和马扎尔人族源的研究。这无疑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提议,不过,这样的提议同时也指出了一条艰难而有意义的道路。如今活跃在中伏尔加河畔的楚瓦什人和他们的语言,会带领我们走进史籍,找寻他们西行的踪迹和留在东方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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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Научный архив ЧНИИ.II-43.Инв. №119.См.: Каховский В.Ф.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чува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Чебоксары,2003.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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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5~11世纪居住在伏尔加中下游的部落联盟,从事农业和狩猎。7世纪起先后受可萨汗国和基辅公国的统治,后被保加尔人和伏尔加地区的其他民族所同化。

[15] В.А.Сбое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б инородцах Казан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 Заметки о чувашах.Казань,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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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Каховский В.Ф.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чува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Чебоксары,2003.С.52-58.

[30] Каховский В.Ф.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чува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Чебоксары,2003.С.110-126.

[31] Каховский В.Ф.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чува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Чебоксары,2003.С.146-148.

[32] Каховский В.Ф.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чува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Чебоксары,2003.С.149.

[33] Каховский В.Ф.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чува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Чебоксары,2003.С.169.

[34] Чуваши и болгары по данным Ахмеда ибн-Фадлана.Чеб.,1954. Книга Ахмеда ибн-Фадлана и е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и на Волгу в 921-922 гг.. Каховский А.П..Харьков,1956.

[35] 【苏】埃·捷尼舍夫著,陈鹏译《突厥语言研究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82页。

[36] В.Д. Димитриев.Вопросы этногенеза,этнографии и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чува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Чеб.,2004.

[37] П.В.Денисов.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верования чуваш:историк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Чеб.,1959.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параллели дунайских болгар и чувашей.Чеб.,1969. См.:В.Д. Димитриев.Вопросы этногенеза,этнографии и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чуваш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Чеб.,2004.С.33.

[38] Н.И. Егоров. К проблеме этноязыковой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огуров (ухуань) возможн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редков булгаро-чувашей(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их династических хроник).该文中文译文《关于保加尔-楚瓦什可能的祖先中亚乌古尔(乌桓)民族语言同一性问题》载《西域文史》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12月。

[39] Отв. Ред. В.П.Иванов. Чуваши: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Т.1-2.Чебоксары:Чуваш. Кн. Изд-во,2009.

[40] András Róna-Tas. Chuvash studies. Akadémiai Kiadó,Budapest,1982,pp.45-81.

[41] András Róna-Tas. Chuvash studies. Akadémiai Kiadó,Budapest,1982,pp.97-103.

[42] 【美】N.鲍培著,周建奇译《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耿世民《阿尔泰共同语、匈奴语探讨》,载《语言与翻译(汉文)》,2005年第2期,第3-7页。

[43] 【美】N.鲍培著,周建奇译《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44] 王远新著《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1页。

[45] 力提甫·托乎提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11-114页。

[46]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主办:《欧亚学备览》第八期第10-15页;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 истор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азвитии общества.Чебоксары,2006.C.105-114.

[47] 1939年Zeki Velidi Togan以《伊本·法德兰游记》(Ibn Fadlan’s Reisebericht)为名发表了这一抄本的阿拉伯原文并译成德文,被收入莱比锡出版的《东方学论丛》(Abhandlungen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s)第24卷第3部分。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了该抄本的影印本,由科瓦列夫斯基翻译并注释的俄译本《伊本-法德兰的伊基尔河之旅》(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бн-Фадлана на Волгу. – М.-Л.: Изд.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39.)也由苏联科学院出版。1958年,Marius Canard将马什哈德抄本翻译为法文出版。2005年,Richard N. Frye出版了英译本(Ibn Fadlan’s Journey to Russia: A Tenth-Century Traveler from Baghdad to the Volga River)。

[48] 桂宝丽《可萨史研究》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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