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二条的指向性就很清晰：文物古迹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历史信息。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文物保护中不断强调了保护对象一定是一种真实的物质遗存，这些物质遗存承载了极其丰富的从古代流传至今的历史信息。这是人们对于文物的基本认识。文物保护的几个基本原则：可逆性原则、可识别原则和最小干预原则得到了强调。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修缮是实践上述保护原则的代表性案例。独乐寺观音阁是一座辽代建筑，在清乾隆年间为避免屋顶下垂而添加了8根擎檐柱。在这次修缮中由于修复了屋檐部分，8根擎檐柱已经失去了结构支撑作用，可以去除，但最终修缮方案将其作为建筑后期有意义的添加而被保留了下来。在室内处理上，为保证观音像的安全，修缮时以现代方式增加了一些带有弹簧的金属拉接杆等。

遗产的真实性之辩

80年代以后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各地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古建筑重建。这个时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文物领域对于保护原则已经讨论得很清晰了，但是复原依旧不断出现，其中的一个代表案例就是胡雪岩故居的复建。

胡雪岩故居建于清同治十一年，在胡雪岩去世后，房屋几经辗转，大部分已灭失。1999年，杭州市决定对胡雪岩故居进行全面复原，其主要历史依据是一张房产档案保存的民国九年（1920年）建筑师沈理源绘制的胡雪岩故居平面实测图和一些历史照片。

在对这一项目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学术界在复原与重建问题上存在的冲突。例如这一项目的主持人高念华先生提出，由于中西方的古建筑在材料上的差别，因此木结构古建筑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修复，《威尼斯宪章》中的原则对中国文物建筑的保护并不完全适用，不应完全照搬。

而提到重建，就不可避免地讲到真实性问题。在1977年第一版《实施保护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就提到文化遗产必须接受真实性检验。前面提到文物修缮中的“四原”原则：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结构的修复原则，和真实性的原则是有差异的。《操作指南》提到“真实性并不局限于原始的形式和结构”，这意味着建筑设计和材料应是原物、原始结构，但又不局限于此，“它也包括历史推移中所具有价值的改变和添加”。这里讲到的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而不是采用相同品种的木材，按照传统工艺复原这么简单。这个问题在中国文物保护修缮实践中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994年在日本奈良通过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引起了中国文物保护界对于真实性的再次关注。《奈良文件》对真实性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人们评论《奈良文件》时指出，《奈良文件》提出必须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下对遗产的价值和真实性进行评判；而《威尼斯宪章》强调的是一种普遍的原则。《奈良文件》传入中国以后，一些学者将真实性翻译为“原真性”，这就和复原发生了关系，将中国文物复建的观念注入真实性的概念。

按照这样的理论，复原的胡雪岩故居也可以被视为文物。那么采取历史材料，用“原工艺”拼装成的传统风格的建筑也可以成为文物原物？显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一些地方把发展旅游业当做保护文物的基本目的，使得文化遗产最具活力的部分发生改变。比如江苏的荡口古镇北仓河街区，从前这里的居民一直延续着传统的生活，节庆都会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但现在政府将历史街区整体购买之后，保留了建筑，却将当地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将其打造成一个旅游商业区。这种做法显然是对古镇真实性的破坏。

因此，真实性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化的过程。最初，人们关注的是原物的真实性，之后加入了时间的要素（时间过程赋予遗产的价值），并把真实性放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考虑以及注重对文化传统的保护。因此保护的目的是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保护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保护，需要思考这种文化背景对保护的影响。对于中国的文物保护来说，需要思考中国文化在保护原则、保护方法上的体现以及如何把我们的保护建立在更为理性的研究基础之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