茁壮君说:

最近十年，教育生态的“内卷化”骤然加剧，尤其近年来日趋激烈，已发展为全民的教育焦虑。北京大学社会学者郑也夫曾用“学历军备竞赛”一词来表达中国教育当前的现实。

如何用哲学思维抵抗教育的焦灼？8月中旬，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刘擎出席华夏基金·2021哈佛AUSCR青年峰会，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与一众青年分享了自己的洞察。

2021年初，在一档辩论综艺节目中，他以其睿智、儒雅又兼具温度的观点圈粉无数，被称为有温度的“人间清醒”。

刘擎指出，现代人的焦虑来自现代社会的双重压力——“工具主义”和“唯我论”带来的压力。

工具主义的取向，让社会对人的培养目标变得单一化且功能性。他说，“社会不太在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只关心你能够完成什么样的功能。而这个单一化的目标一定跟财富、利润有关。然而，人有着丰厚而全面的知觉，不是某一个庞大机械中运转的齿轮或螺丝钉，无法在这样的单一标准中感到幸福。”

刘擎认为，我们需要摆脱现在的焦虑和所谓内卷，但方法不是让大家躺平。“所有的进取心、积极性都是重要而值得鼓励的，但不应该全部投入在一个极为单一的目标和狭隘的路径中。”他表示，在社会的系统性焦虑面前，个人仍然有积极生活和作为的空间。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教育包含社会化的所有影响。在刘擎看来，品格教育在当前教育体系中被忽略和偏失了。

他告诉茁壮君，教师和父母应该更注重孩子的品格培养，而不只是强化课程学习。“这是要点所在，怎么待人接物、怎么处理争议、怎么迎接生活中的失败和挫折，都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刘擎，大观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美国马凯大学硕士；著有《2000年以来的西方》、《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西方现代思想》、《中国有多特殊》等。

现代人的焦虑源自何处？

在《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开篇就提到，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有三个标准：明白自己是谁，自己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时代洪流之中，人们似乎无法逃开人生焦虑的困境。刘擎教授把这种焦虑的症结追溯到了现代性的大背景中。“为什么古人没有这么多困境呢？以色列历史学家、《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古人的生活有章可循，少有变化，可以‘抄作业’，而现代人则要‘独自原创’属于自己的剧本。这也就带来了现代背景下许多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

他认为，现代人的焦虑来自现代社会的双重压力——“工具主义”和“唯我论”带来的压力。而这两者还时常彼此冲突。

说起工具主义，熟悉刘擎的人皆有所耳闻。2021年初，在综艺《奇葩说第7季》中，他就以一句“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得到社会共鸣，迅速“出圈”。

刘擎

刘擎解释，许多现代人已经习惯把生活中的很多活动看作是达到某种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热爱其本身。并且，工具主义的社会文化取向把人引向非常单一的目标，“比如，当你问出现在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虽说现代社会价值多元，但大概相当多的人的答案都是追求财富、权力和名望。这在每个社会几乎都能达成共识，尤其是财富。我们不去反思，只知道它是好的、流行的。”

另一重压力，称作“唯我论”，就是认为世上的事物，其本身并不具有客观价值或意义，价值和意义都是“我”所赋予的，是“我”的创造物，于是形成了很强的价值主观主义。

在这种状态下，现代人一边由于现代社会提供的众多自由选择而感到“太爽了”；但同时也感到“太难了”：不仅因为实现梦想还需要各种条件，更难的是生活的意义要靠自己完全担当，自己所做的选择和判断要由自己确立一个好坏的标准，这给人带来了巨大的“判断的负担”。

总体而言，目前许多人追求的是相当狭隘的、功利性的目标，但这无法构成价值和意义的基石。

以教育领域为例，刘擎讲“现在的学生都将名校设为目标，但我们会看到，无论是中国的清华、北大，英国的牛津、剑桥，还是美国的常春藤学校，这些世界名校的校训都深刻而博大，它们育人的目标从不是着眼于追求个人的功名、权力和财富。

这提醒我们，对于现在流行的这样一种功利性的价值观，需要展开反思。而且，我们这样一个有儒家传统的文明大国似乎比其他一些现代国家还要注重功利，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这是特别让人忧虑的。但是，因为“工具主义”变成一种社会普遍流行的观念，要靠自一己之力来抗拒，也相当困难。”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

刘擎指出，“工具主义”和“唯我论”这两种思潮，源于现代社会所引发的变化：宗教压力与传统道德边缘化，不再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支柱，人们与世界的关系更多地转变为索取和利用。

例如，大自然本是人类的孕育者，人们安居其中，但如今，人类与自然之间更多地是一种取用关系，人类把“自然世界”客观对象化，“自然母亲”变成了“自然资源”。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接近于一种取用关系，也许除了家人和特别亲密的朋友，一个人大多数的“朋友”其实是所谓的“人脉”，是“对我有用处的人”。甚至，有些人以很强的取用态度对待自己——将身体当成了享乐的工具，不顾健康的饕餮美食或者忘情游戏，把自己的存在变成了一种感官的刺激。

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发展，社会使人的“功能性”越来越细化。这使得整个社会在物质创造上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和繁荣，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的身心健康的损失、社会发展逐渐成为一种片面的发展……等等。

在这种工具主义的取向下，社会对人的培养目标也变得单一化且功能性。“大家主要关心你能够完成什么样的功能，而不太在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而这个单一化的目标多半和财富、利润有关。只要道德不影响功能，即便出了问题，也可能认为那是你的私事，个人承担就好。”

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孩子、到青年、到成年人都普遍产生了焦虑的情绪。因为，人原本有着丰厚而全面的感知与愿望，不是庞大机械中运转的齿轮或螺丝钉，很难在这样的单一目标中获得幸福。

2017年，风靡全球的哈佛大学幸福课的授课者泰勒·本·沙哈尔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人们普遍追求五个维度的发展：一是自我满意度；二是身心健康；三是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四是品格和美德；五是亲密关系。早在百年之前，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西美尔就说，“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无法栖居在桥上。”

并且，幸福感的缺失、意义的匮乏感以及焦虑和抑郁的困扰，不仅发生在贫困阶层、中产阶层，同样也存在于高收入群体甚至顶端人物中。

“这是全社会需要反思的问题。”刘擎说，现在流行的一些成功标准和方式其实是可疑的，也许成功需要新的定义。

他讲：“如果说‘成功’指的是拥有一个丰盛的人生，那我觉得成功是好的；如果只是狭隘地以财富、名望和权力为目标来界定成功，那么这样的成功很可能是片面的、有问题的。一来，即使达成了目标也未必能幸福；二来，大概率也难以成功。因为成功需要很多人提供帮助，而过于急功近利的人不怎么讨人喜欢。”

就教育而言，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获得幸福，但遗憾的是，许多人迷信一种虚假的系列等式：孩子未来的幸福等于“有出息”，有出息等于在财富的地位上“出人头地”，而出人头地就等于每个阶段都要进名校上学……于是，从幼儿园就要开始赢过别人。但这种环环相扣的系列等式，完全是一种粗暴的化约主义。

刘擎指出，这种如同战争般的“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恶性竞争口号，也与流行的工具主义有深刻的关联。这种“战争”牺牲的往往是孩子心灵和天赋发展的需求。

在升学的道路上，竞争不可避免，但刘擎认为，高度竞争并不等于低效重复的“内卷”，后者只能导致意义感的匮乏。

他说：“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教育就意味着大规模的训练、统一的教材和标准，但我们也知道，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也是学习如何在共同体中生活的过程。现代的一些教育模式简化了教育中本该包含的情感、价值、归属感以及人与人之间丰厚的关系。

当然，当下流行的观念和氛围对每个人都会造成压力，这不是任何单独的个体仅仅依靠观念转变就能改变的。现实很严苛，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内在构造的一部分。对于这种紧张，可以抵抗、妥协、躲避，或者协调、突破……每一种选择都有其代价，我们需要在权衡后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

如何摆脱教育的焦虑和内卷？

那么，面对“内卷”下的焦虑，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

刘擎认为，我们需要摆脱现在的焦虑和所谓内卷，但方法不是让大家躺平。“所有的进取心、积极性都是重要而值得鼓励的，但不应该全部投入在一个极为单一的目标和狭隘的路径中。”他表示，在社会的系统性焦虑面前，个人仍然有积极生活和作为的空间。

为此，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培养反思意识，探索热爱

哲学最初的含义是追求智慧，在哲学思维中，刘擎首推的就是反思意识：从生活中抽身而出，把自己的言行、处境客体化，观察到自己做出的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结构和驱动力。

刘擎表示，通常，只有当人遇到了困境，才会启动反思。反思是人与生俱来的机制，但也需要后天去学习和丰富，变成一种自觉而强大的的能力。比如，面对当前的“信息茧房”效应，要有意识突破一种真理在握的、言之凿凿的宣称，也要小心一种完全没有自我反省的极端主义的论述。

为什么全球顶尖名校都提供那些看起来没有用的通识教育？那些“全人类的文明经典”能帮助学生学会思辨，成为一个丰富而有能力的人。人培养好了，就能更好地做事，而且会在更开阔的意义上有利于人类社会。

此外，刘擎提到，还有另一种流行的育儿观点——“让孩子成为他自己”的这种概念被简化和神化了。一个人的自我，其内心的想法、爱好和愿望，无法凭空而来，不是无中生有。它们是哪里来的呢？有些是社会化的结果，有些来自基因、早期教育，还有些是受他人的影响，比如看了一本书、遇到一位良师等等。

正因为每个人内在的“自我”是会改变的，因此都需要通过不断做出新的尝试来澄清自己。所以，重要的是让孩子有机会在不同的领域尝试和探索，来形成自己、发展自己。家长要做的也是引导和帮助孩子慢慢识别出自己的热爱，并持续给予鼓励。

刘擎认为，当一个人具有了热爱的内驱力，就有能力自己识别问题、判断环境、制定措施、解决问题，并在其中获得快乐，这样的人在将来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人生，无论是在哪一种意义上。

刘擎对青年人谈道：人是可以试错的，不是说进了哪个学校或一次没考好就定了终身，“即使到了四五十岁，都可以重新出发，我们迎来的每一天都是余生的第一天。”

他的看法也与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15岁，他水到渠成考入化学工程系。但上大学后，出于兴趣，他会通宵达旦阅读许多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那时，学习人文学科和自己的现实距离非常遥远，当时“也不知有什么回报，但最后发现是喜欢的，而且自己也享受这个过程。在这条道路上，即使我没能够取得多少成就，我想我仍然会觉得拥有幸福的生活。”

刘擎教授在线上与青年学生们对谈

2，开阔视野，完善退出机制

在孩子的教育焦虑中，家长们通常恐慌的是“被别人家孩子超过了怎么办？”。对此，刘擎指出，要摆脱教育焦虑还需要开阔的视野。

比起工业时代早期，如今的世界已经开放了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仍然相信单一的分数决定论，把成长和未来押宝在考高分、进名校和所谓的热门专业上，认为只要如此将来就会得到好的社会地位，这很可能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化约主义。例如，前些年特别受欢迎的金融行业，现在也不那么在意科班出身了，相应专业的学生也未必就有很好的就业前景。

刘擎表示，未来世界那么复杂而丰富，家长要明白，一个孩子热爱学习、与人为善、身心健康、擅于表达沟通以及与人合作……这些是放之四海而有用的基础能力，在任何行业都能快速成长。“我们忽视了这些，抓住了一些特别皮毛、特别狭隘的解题技巧，很可能马上就陈旧了，就像‘你拼命学算盘，计算机却诞生了’。”

生活中，刘擎在家里也会鼓励孩子，不要担心在班级里的排名。他认为，如果早期经历无虞，那么家长只要给孩子一个温和的环境就够了。“我们也鼓励孩子，在班上排名无论如何都没关系。高强度训练模式，会有各种隐性代价，而且是低效或无效的。因为对一个人来说，某项特定的能力，在特定的时期，很可能有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如果营养不良会阻碍耽误发育成长，但营养过度完全是浪费，甚至会产生副作用。”

因此，在他看来，足够好的教育是，小心呵护孩童的早期成长，并慢慢发掘孩子的天赋，给予适当的营养，孩子自然会成长到自己应该长成的高度。

视野打开之后，刘擎建议家长和学生静下心来想一想，分数之外的那些重要却被轻视的赛道。“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自己有没有主动开辟出新的可能？”刘擎讲，人的潜能多种多样，同样是在剧场，为什么大家都要看同一部电影？为什么不能有的人看话剧，有的人看昆曲呢？

在社会层面，完善职业教育、国际化教育等多渠道的退出机制也是缓解教育焦虑的必要途径，但这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

刘擎提到，在一些北欧国家，一个管道工人和一个大学教师的薪资待遇相差很少，这也有利于造就平等的尊严。因此，如果要让职业教育成为年轻人愿意选择的一个通道，需要公共政策和社会观念逐渐发生变革，这需要长程的规划。

3，注重品格的养成，从小抓起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教育包含社会化的所有影响。而在刘擎看来，在当前教育中品格养成仍然没有找到卓有成效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注重人的四种品格：正义感、勇气、审慎（实践智慧）和节制。所有古典文明教育都强调品格的养成。

我国在1957年也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然而问题在于，现代社会中，那个代表着“社会认可”的“标的物”过于单一了。在中学、大学阶段，学生的目标主要是分数，而毕业之后的工作，目标就转变为财富。

为什么一个人的诚实、善意、慷慨、正义不能成为竞争的标的物？也许答案是，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是否品德好、是否具有正义感，只有周围的人才知道，而金钱和财富却是世界通用的一个“标尺”。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和学习语言一样，品格养成需要从小抓起，过了一定年龄就很费力。刘擎也发现，很多年轻人身上因为早期教育缺失足够的品格培育，会在成年之后出现许多人格障碍或心理。最终会体现为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比如“自我中心”、过度依赖的“妈宝”或者“以特别偏狭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规则”等等。

刘擎感慨，缺乏对人的友善是令人担忧的。“我觉得，现在这种友善似乎非常‘稀薄’，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在亲子关系中，家长对于孩子的友善有时也是缺失的，家长可能会因为分数而在孩子面前失控，喊出“你怎么连这道题都不会做？”“你怎么这么笨？”这样的责难。

“这些疑问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种指向，这种指向关心的是孩子怎么去达成某个目标，但很少关切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但我们知道，真正能够取得成功的人，需要有远比高分更厚实的积累。”

刘擎对茁壮君说，“我的一个看法是，父母应当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孩子的品格培养上，而不是高强度的课程学习。孩子更需要学习的是怎么待人接物、怎么处理争议、怎么应对生活中的失败和挫折、怎样在困境中保持尊严，仍然可以发现生活的意义？……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孩子的成长与未来充满各种挑战。”

刘擎也谈到，要回应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外界的包容和理解，但在改进社会政策、文化氛围、系统结构的同时，每个人也需要从品格教育中获得滋养。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理解和触及一件事：在没有拿到“金牌”，甚至没有“进榜”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