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时间是生命的存在方式。先民从对时间的感受中体悟了生命的存在。时间的漫长越发反衬出个体生命的短暂，时间的易逝又促使他们思考如何增加生命的密度，提高生存的质量。这种思考使《诗经》不惟停留在具体感性的抒情叙事层面，某些诗篇还蕴含着哲思的萌动。比如蜉蝣是一种朝生暮死生命极为短暂的昆虫，诗人由此联想到了人生，蜉蝣因之具有了象征意义。

《曹风·蜉蝣》接连三章，反复咏唱“心之忧矣，于我归处”，“心之忧矣，于我归息”，“心之忧矣，于我归说”，可见焦虑之深。因为诗人已经认识到人生的归宿与蜉蝣的归宿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生命不可逃避死亡的规律。

随着先民对于生之无奈的意识由朦胧逐渐明确，他们的心灵便不断地被焦虑所困惑，如何寻求缓释与解脱焦虑便成为先民时常考虑的问题。他们思考的结果是，立足当下，及时享乐，以乐消忧，即《秦风·车》所谓“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及时行乐的思想正是在岁月易逝的残酷现实催逼下产生的。如果联系时间意识的觉醒来看待及时行乐思想，其合理之处正在于为时间焦虑找到了缓释与解脱的对策，不失为一理性地应对人生的态度。

《诗经名物图解》-白茅

在时间的三个维度即过去、现在、未来之中，先民最为关注的是现在。因为抓住了今朝、今日、今夕，生命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古代史诗的不发达，除了过早确认了诗歌“言志”的单一功能之外，或许也与先民历史意识淡薄，对于“过去”这一时间维度的忽略有关。《大雅》中的史诗都带有祭祖性质，或许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时日，先民才会怀着宗教的虔诚，推移历史时间，而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它们更瞩目当下，充分感受正在行进的时间流程，品味具体实在的“冬之夜”、“夏之日”带给他们的苦与乐。

孔子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概括《关雎》，这一经典的评点被视为《诗经》的整体基调，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主要的美学倾向。先民对于缓释时间焦虑所作的思考也未越出这一底线。因此如果将表现先民时间意识的诗篇拾掇起来做一个整体观照，就会发现及时行乐决不指向放纵情俗，堕入享乐主义深渊无力自拔。在宣扬享受当下的同时，又不忘乐而有节的警戒，这种辩证思维是先民理性意识深化的反映。《唐风·蟋蟀》等诗对于时间的那种隐隐焦虑，到了《离骚》中则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时间意识流贯《离骚》全诗。如果说《诗经》中的时间意识开启了后人对生命意识的思考，那么《离骚》则进一步将伤逝主题与功业意识联系起来，从而对时间的思考更为凝重。而先秦哲学家尤其是道家融通宇宙的审美襟怀则又使诗歌境界进一步开拓。后世绵延不绝的对于生命的喟叹，便是它们合力作用的结果。

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一面高唱“为乐当及时”，一面又低吟“立身苦不早”，到曹操将“人生几何”的慨叹导向“天下归心”的期盼;从张华“功名宜崇速”的渴望到陆机“日归功未建”的惶恐；从阮籍“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的无奈，到陶渊明一面饱受“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的痛苦煎熬，一面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旷达予以排遣……一部古典诗歌史从主题学角度看也构成诗人贤哲对于时间意识不断强化与深入的历史。而在这部主题诗史中，《诗经》同样处于源头的地位。

本文原载于2004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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