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招标投标作为一种缔约机制或方法，并没有对或错。单纯讨论招标投标实质上是在讨论一种缔约方法，没有经济学意义。这也正是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对招标投标机制认识上的最大误区。以为只要按《招标投标法》加强招标投标过程控制就可以有效发挥招标投标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不深入研究招标采购的经济宗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招标投标走程序、走过场。

二、招标采购应当遵循的理论

众所周知，理论是行动的指引。一项缺乏理论支撑的事业、行业不能真正称其为事业或行业，因为其目标茫然。那么，什么是招标采购理论？是否仅是遵从招标投标交易规则，例如《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就构成了招标采购理论？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法律的宗旨都是对当事人法律关系的调整，绝不是这一行业或事业的理论。首先，那种以遵从招标投标法律规定作为招标投标理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招标投标法》仅是一种市场交易规则。招标投标遵从《招标投标法》是依法进行采购，实现采购结果的行为约束，是采购行为的最低要求而不是招标采购宗旨。招标采购的宗旨是实现采购结果，并且是经投标人竞争后的优化结果；其次，针对招标投标缔约去构建招标采购理论，最终导致的仍是一种机制、方法或是市场规则的翻版与细化，形不成理论，也无法对招标采购宗旨进行指引。

那么，应当怎样构建招标采购理论呢？首先，招标采购是一种微观经济行为，招标采购理论应是遵循微观经济规律前提下的一种经济理论，其次，招标采购是以投标竞争为基础，以实现采购结果优化为宗旨的经济理论，其结果必然是在现有经济理论，如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博弈论、优化理论等基础上多学科的综合。

实际上，《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确定中标结果原则本就是一个经济择优规则。该条规定，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①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②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这里，无论是“最大限度的满足”还是“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都是一种经济择优，是有限需求目标、多供给条件下的数学优化。

微观经济学有一个理性经济人假设，即假设在从A、B两个商品中进行消费选择时当事人是理性的，即如果A优于B则一定会选择A而放弃B。那么，如何判定或是采用什么标准判定是A优于B还是B优于A呢？其核心在于商品A、B各自的商品效用比较。但商品效用本身并不是一个确定值，与当事人客观和主观期望有直接关系。为此，经济学先后提出了两种理论假设。一是基数效用理论假设，即简单地认为商品效用可以计量、数值化并可以加总求和；二是序数效用理论假设，即商品效用仅能作相对比较而不能对应一个不变的数值。基数效用理论在经济学中仅存在了80年左右就让序数效用理论所取代，因为人们发现大量的商品效用根本就无法计量，它与不同当事人在不同时间、地域的心中期望有关，是其不同需求指标上的泛函。

三、招标采购经济优化模型

招标采购需要同时考虑多种因素，是一种多目标并存的优化决策。假设C1、C2、…、Cn为n个采购需求指标，某招标项目有m个投标人F1、F2、…、Fm通过了初步审查。这里，m，n≧1。该项目投标效用分别为C1、C2、…、Cn上的泛函F1(C1,C2,…,Cn), F2(C1,C2,…,Cn),…，Fm(C1,C2,…,Cn)。所有投标效用泛函集合记为A(R)。这样，招标投标中的择优选择，实际上就是在所有通过初步审查的投标结果中寻求一种最优，即寻求效用泛函

max{Fi(C1,C2,…,Cn)，1≤i≤m}。（2.1）

根据效用泛函A(R)在数学上可否得到其最优解，投标择优选择路径可分为以下两种方法：

情形1.在数学上可以找到（2.1）泛函A(R)的最优解

因通过数学计算可以得到（2.1）式泛函A*(R)的数学最优解，即

A*(R)= max{Fi(C1,C2,…,Cn)，1≤i≤m}

设最优解对应需求指标投标结果为A*(C1)、A*(C2)、…、A*（Cn)，则此时的最优投标结果为{A*(C1),A*(C2),…,A*(Cn)},其对其他投标结果A(R)，满足A*(R)≧A(R)。

情形2.数学上无法找到（2.1）泛函A(R)的最优解

实际上，除线性规划或是一些特殊的非线性规划外，招标采购对应的数学优化问题（2.1）在数学上无法得到其最优解A*(R)。此时，择优问题（2.1）一般只能由高速计算机搜寻其数学近似解。然而，在市场机制中则可以很容易寻求其相对最优解。注意，招标投标活动中投标人的个数有限，问题（2.1）就转化为有限投标结果中的优化选择问题。这种优化选择是一个采用数学优化、排序等数学理论可以求解的优化问题，这也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基础。例如，我们可以对投标结果进行比较，即对任意两个整数i、j判断FiC1,C2,…,Cn)≥Fj(C1,C2,…,Cn)或是Fi(C1,C2,…,Cn)≤Fj(C1,C2,…,Cn)。这里，符号≥表示不劣于，≤表示不优于的意思。

这样，最多进行k(k-1)/2次两两比较，就一定可以得到F1、F2、…、Fm投标结果的优劣序列

F1(C1,C2,…,Cn)≥F2(C1,C2,…,Cn)≥…≥Fm(C1,C2,…,Cn)

并从中进行择优选择，实现采购结果的相对最优。

实际上，《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中标结果确定原则，其所实现的采购结果优化正是相对最优而非数学意义上的绝对最优。而招标人能够按上面的效用泛函最终确定中标结果前提，一定是招标人事先明确了其需求指标及效用泛函确定方法，这就是《招标投标法》第十九条规定招标文件应当包括评标标准，进而按投标效用泛函实现择优的理论依据。

四、招标采购经济择优的理性回归

《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择优原则中，一种是有中国特色的“综合评估法”，第二种源于世界银行的“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其实质都在于对投标结果进行经济择优。但实践中，一些部门或机构将综合评估法误读成了“综合评分法”，认为得分最高的投标一定是其规定的“最大限度的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将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误读成“最低投标价法”。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个部委局颁布的工程勘察、设计、监理、施工、设备和材料采购《标准招标文件》中对投标按资信业绩、技术方案、投标报价和其他四个部分分别给出评分A、B、C、D并规定投标得分=A+B+C+D，以及财政部颁布的《政府采购货物与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明确投标人得分=F1×A1+F2×A2+…+Fn×An等做法，实质是采用经济学中已淘汰的基数效用理论假设进行择优。而政府采购货物与服务使用的最低投标价法又是对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简化，是单纯以价格为择优指标择优而忽略了技术指标和其他经济指标。

实践中，政府部门出台的招标投标市场交易管理规则越多、越细，招标投标市场上出现的违法违规事件及花样越多，两者貌似呈现正比例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政府管理者与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缺乏对招标投标机制的正确认识，没有把招标投标看作是一种经济规则而是看作游戏。而解决招标投标市场违法违规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在于回归招标采购经济宗旨即效用择优。为此，政府部门须少颁布一些管理办法，多一些指南，还权并落实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才是根本，而这也恰恰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本文由原创作者毛林繁博士授权发布。

毛林繁博士简介：

工学博士、数学博士后，国际数学组合研究院院长，《国际数学组合杂志》主编，中国采购协会（香港）首席采购经济学家，北京建筑大学兼职教授。曾任中国招标投标协会副秘书长，是《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主要编制专家。

美编：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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