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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记者：在《大国领导力》一书中，你主要从“道义”的角度来阐释国家实力、权力和权威的变化。在疫情发生后的一整年里，中国的战略信誉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中国对疫苗可及性的国际承诺以及自身控制疫情的相对成功，是否有助于中国战略信誉的建构──特别是和美国的表现相对比时？

阎学通：大国战略信誉的基础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该国的成功，即成功体现的是该国做事的能力；二是该国履行承诺的历史，即不食言的纪录。

在防范新冠疫情方面，中国显示出比美国强的防疫能力，中美两国抗疫结果的比较，显然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提高国际信誉。中美两国都承诺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何方能提高自身的国际信誉取决于提供疫苗的效果，即速度快慢、药效优劣和价格高低。由于目前还没有结果，因此无法评估。

财新记者：你在书中将特朗普政府的领导类型大致归类为：在国内领导力方面是“争斗型”，国际领导力方面是“昏庸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国际规范上采取了经济恃强凌弱的原则。拜登政府上台后，其领导方式和原则将出现哪些变化？

阎学通：从拜登所讲的他的对外政策取向看，他的对外政策与特朗普会有很大不同。首先，拜登会以多边主义原则取代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原则，这意味着拜登将不搞“美国优先”，他将对美国盟友的利益给予一定的考虑，对盟友进行制裁的政策会大幅度减少。其次，拜登将以自由贸易主义取代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意味着拜登不会发动贸易战，而是将贸易关税竞争转向贸易规则的制定──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问题。此外，拜登是以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取代特朗普的反建制主义、或者说美国的民粹主义。这意味着他将任命专家型的外交官员，这将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从粗糙向精细转变。

拜登外交战略将与特朗普有很大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就能改善。拜登的对华政策目标与特朗普相同，都是要防范中国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拜登采取比特朗普精细的策略，给中国造成的国际困难可能更大。

以中美技术脱钩为例，特朗普的做法是不断地将一些中国企业加入制裁名单，而不管这样做究竟是伤害美国较多、还是伤害中国较多，也不管美国是否能承受得起这样做的代价。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特朗普在5G领域的禁令，对美国农村地区的网络和电力服务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特朗普的政策很粗糙，并不精细。

拜登则走“专家治国”的路线，专家路线的特点就是，从专业的角度而不是依据情绪来制定政策。比如，专家会分析做一件事的代价是什么、本国能不能承受，如果本国承受不了那肯定会失败。专家也会分析，做这件事到底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大，还是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大，如果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大于中国，那么做起来并不划算。

因此，拜登上台后，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选择性的脱钩”——即美国对于具体脱钩领域的选择性会更强，其选择会更加有利于美国。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美国新政府的外交路线，能够顺利地转轨回拜登团队高官们所大多信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范式上吗？

阎学通：拜登的团队当然想恢复冷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但这愿望难以实现。冷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是以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为基础的，而现在已经不再是单极格局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公开地讲，现在是两极格局了。此外，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使美国失去了以往的国际战略信誉，美国的盟友也不敢那么信任美国了。

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世界进入了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作用大幅下降。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普遍采取对冲战略而不再依据意识形态选边。这些因素使拜登团队难以恢复以往那种自由主义秩序。

我在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上就提出，世界既回不到冷战时代，也回不到后冷战时代。为什么回不去呢？其一在于，今天我们看到的变化，都是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疫情暴发和特朗普上台，只是把历史在原来的轨道上往前推了一步。疫情前就出现的美国保守主义上升和欧洲民粹主义上升等，全球化负面作用导致的恐惧情绪上升。这些导致了供应链国内化、缩短化，网络碎片化，全球“互不联网”等等，特朗普是加速器不是根本原因。大国的集体力量推动了逆全球化，这一趋势不会因为拜登上台取代特朗普就能够消除。

其次在于，两极格局的出现既不是特朗普导致的，也不是疫情带来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出现形成两极格局的条件。2010年中国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出现了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势头。过去十年间，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方向没有改变，特朗普上台和此次疫情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因此，拜登的上台执政也无法改变两极格局的发展趋势。

目前，中美两国都没有能力阻止国际格局两极化的发展。尽管中国提倡世界多极化，但是要想实现多极化，还需要在中美之外有一个强大的第三极才行，然而中国对此帮不上忙。美国既不希望世界多极化，也不希望两极化，但美国没有能力阻止中国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所以，我们看不到任何力量能够推动促成国际格局多极化，也看不到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两极化。

财新记者：对于国际格局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阎学通：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现在是中美两极格局。中国也应当考虑，我们承认或不承认中美两极格局的形成，作出哪一个判断，更有利于中国制定对外政策？这也是为什么马克龙违反欧洲的政治正确原则，即提倡多极化，明确地指出现在是中美两级格局、欧洲面临选边的困难，并据此讨论欧洲应该如何应对。马克龙无法一面说“现在世界是多极格局”，另一方面制定应对两极格局的政策。

财新记者：在承认或不承认世界为两极格局之间，最大的外交政策选择上的差异可能体现在哪些地方？

阎学通：最大的差异性就体现在，中美关系的本质到底是竞争还是合作。

如果在多极格局之下，美国还面临着中国以外的更强大竞争者，那么中美合作应对美国面临的最主要挑战者，这是做得到的。但在两极格局下，中国是其中一极的时候，美国必然认定中国是最大挑战者，那么中美之间就没法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不是以合作为主，而是竞争为主，这是本质性的区别。

中美之间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围绕中美关系的性质达成共识。首先要界定双方是合作为主的关系，还是竞争为主的关系。如果是竞争为主，那么管理竞争就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如果是合作为主，那么促进合作就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因此对中国来说，判断现在世界是中美两极格局还是多极格局，具有了重大意义，即我国是以管理分歧作为对美政策的核心，还是以促进合作作为对美政策的核心。

财新记者：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对中美关系本质不做明确判断，相比做出判断、并承认中美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害处可能更大？

阎学通：如果不承认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而去谈合作，结果就会变成空谈，最终谈不出合作。我国可以天天提倡讨论合作，但其现实结果是什么呢？过去中美之间在官方层面曾有过100多个对话渠道，现在却连一个都没有。谈合作的作用在哪？

就像今天，中国到底应从供给侧改革还是消费侧改革入手来推动经济发展，当环境和条件改变了，我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当人们发现，国际产业链的逆全球化趋势加大，人们普遍都认为需要扩大消费，因此以扩大消费为经济发展基点就成了主流看法。

类似的，当中美关系的性质是合作为主时，当然就没有必要以管理竞争作为主要内容，因为有那么多领域的合作可以去挖掘。然而，当今天中美之间的对抗都到这个程度了，再以谈合作而不是管理竞争为主，就难以谈出什么结果。当中美关系的性质变了，如果不从竞争角度去谈双边关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财新记者：在美国方面对于中美属于竞争关系基本具备了共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怎么判断？

阎学通：从思想观念上看，美国国内之所以更容易形成共识、认定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挑战者，是因为他们拥有其同的假定——即认为只有阻止中国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国的霸主地位才能保持得住。

在中国，人们的假定不一样，认识分歧源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中美两国的客观利益，决定了双方关系的性质是竞争为主还是合作为主。持唯心主义观点则认为，中美关系是由主观观念、而不是客观利益塑造的，如果主观上不认为中美之间是竞争关系，就形不成竞争关系。我认为，现在在我国，唯心主义的观点占主导。

财新记者：中美管理竞争和分歧，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阎学通：如果中美双方能就竞争为主的关系性质达成共识，双方就会从最危险的事物入手对双边关系进行管理。比方说，如果双方认为最危险的、彼此最不愿见到的是战争，那么两国的军方就会启动对话。

财新记者：在中美关系以竞争为主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拜登及其团队在竞选期间就释放出的，愿意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军控等方面寻求与中国合作的信号？

阎学通：冷战期间，美国跟苏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进行了合作。竞争大国在斗争中有合作，这是个正常现象。然而，不因为美苏在防制核扩散上合作了，美苏关系的本质就是合作关系。拜登上台后，即使在环境等领域跟我国进行合作，中美关系核心的竞争性质也不会发生变化。个别议题可以起到缓和作用，但改变不了双方关系的性质。

财新记者：美方一些学者曾提出，中美若要想实现合作，需要中国率先采取美方期待的改革步骤。但中方则有声音认为，美方应首先释出善意，率先解除对中国的一些限制和施压政策。在你看来，中美在美国政权交替后实现转圜的路线图可能会怎么走？

阎学通：中国和美国哪国应主动释放合作善意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在国际政治中，历来都是急迫需要合作的一方主动释放合作善意。目前，中美哪一方更担心对抗升级，更需要对方的合作，就会主动释放合作信号。因此，应该由哪国先释放合作意向是无意义的讨论。

有意义的讨论是，中国主动释放合作意向和不主动释放，何者对中国有利？我个人认为中国主动释放合作善意至少是无害的，与此同时还能获得道义高地。

拜登是否想与我国改善关系，不取决于我国是否主动释放善意，而取决于与我国改善关系是否有利于美国维护其世界主导地位。当美国需要合作时，我国不释放善意，它也会主动释放合作意向。而当美国认为与我国对抗更有利于美国时，我国释放善意也仅是起点儿象征性的作用。

财新记者：目前特朗普仍在利用任期内为数不多的剩余时间，继续发动对华施压的政策。这可能如何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

阎学通：从整体的外交角度讲，特朗普对于留下一些外交遗产抱有较大的兴趣。他可能希望在外交上多制造一些困难，让拜登上台后更加难以调整；但他更主要是趁着任期结束前对我国进行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