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夫丽尔•卡梅伦（Averil Cameron）

高级英帝国女勋爵士、不列颠学会会员，古代晚期历史与拜占庭历史学教授，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前院长

21世纪早期，一座于6世纪由罗马皇帝在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所修造的建筑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它就是查士丁尼捐献给“神圣智慧”（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教堂，它是否应当像在现代土耳其创建者阿塔图尔克主政时一样，只是作为一座博物馆而继续存在下去，抑或恢复其他身份，成为一座清真寺——就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下旨要求的那样。任何一位读者，如果对这一争议的起源感兴趣，并想知道为何这座建筑的地位即使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就可以阅读这本精辟而简练的著作，书中对被穆罕默德所终止的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做了深入浅出的研究和讲解。

拜占庭的千年历史，将坚定的信仰与帝国的文化变异和领土变迁相结合，内容丰富且精彩纷呈，但诸多记载却也存在自相矛盾。因此，要想简洁清晰地描述拜占庭帝国的主要特征、发展动力和艺术成就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狄奥尼修斯•史塔克普洛斯优雅地做到了这一点，他将浩瀚的史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提炼，对拜占庭历史进行了生动的分析和阐述。他精辟的讲解，既给初学者提供了基本的史学知识，也能激起专家学者们的探讨兴趣。拜占庭帝国犹如一个变形几何，随着朝代变换而饱经沧桑，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历史既充满波折变化又具有较强的持续性，无论对过去的时代还是21世纪的地缘政治都具有参考意义。

——乔纳森•谢泼德（Jonathan Shepard）

《剑桥拜占庭帝国史》编辑，曾任剑桥大学俄罗斯史讲师

谨以本书献给君士坦丁

关于本书

本书旨在探讨拜占庭帝国存续的时空背景，并且正文就是从分析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统治拜占庭帝国所需的历史条件开始的。

构成全书主体的8章内容（第1章到第8章）都是遵循同样的写作思路。每章一半的笔墨用来阐述历史事件，基本上是政治史的内容，但在拜占庭帝国中还包括一些与教会相关的因素；剩下的篇幅用于探讨拜占庭帝国当时的基础结构（经济和社会历史中的重要方面）以及环境问题（即现代观念中的文化史部分，涉及每个历史时期的物质环境以及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意识）。第9章则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的历史开始讲述，一直到今天的人类历史。附录部分可以帮助读者梳理那些在历史上与拜占庭帝国结盟或对抗的主要民族。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在本书中对希腊人名和地名的音译遵循了以下这些原则。翻译时采用标准的英语表达形式，如Theodore（西奥多）、John（约翰）、George（乔治）、Thessalonica（帖撒罗尼迦）以及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所有其他名字则尽可能地用希腊语书写形式，以避免出现具有拉丁语特征的译名。因此，书中的人名采用的是Prokopios（普若科比奥斯）而不是Procopius（普罗柯比），或者采用Nikephoros（尼基弗鲁斯）而非Nicephorus（尼斯福鲁斯），等等。

大事年表

* 西罗马皇帝的统治以粗斜体表示

306～337　君士坦丁一世（自324年起为罗马帝国唯一皇帝）

324　定君士坦丁堡为新的帝国首都

325　基督教会在尼西亚召开第一次主教会议（后来被命名为普世大公会议）

337～361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以及他的兄弟们：君士坦丁二世（337～340）、君士坦斯一世（337～350）

361 ～363尤利安——与波斯持续战争以及复兴异教

363～364　约维安

364～375　瓦伦丁尼安一世

364～378　瓦伦斯

367～383　格拉提安

375～392　瓦伦丁尼安二世

378～395　狄奥多西一世

395　狄奥多西一世去世——帝国一分为二

395～408　阿卡狄奥斯

393～423　霍诺留斯

408～450　狄奥多西二世

410　西哥特人攻陷罗马

425～455　瓦伦丁尼安三世

450～457　马尔西安

451　卡尔西登第四次普世大公会议

453　阿提拉死亡（自434年以来的匈奴首领；自447年之后成为了匈奴唯一领袖）

457～474　利奥一世

467～472　安特米乌斯（472年，奥利布里乌斯；473～474年，格利凯里乌斯）

474　利奥二世

474～475　朱利乌斯•尼波斯

475～476　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

474～491　芝诺

476　西罗马帝国终结

491～518　阿纳斯塔修斯

518～527　查士丁一世

527～565　查士丁尼一世

537　捐赠索菲亚大教堂

541　查士丁尼瘟疫首次暴发

565～578　查士丁二世

578～582　提比略一世

582～602　莫里斯

602～610 福卡斯

603～630　拜占庭和波斯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

610～641　希拉克略

622　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前往麦地那

634　伊斯兰帝国开始扩张

641　君士坦丁三世、希拉克略三世和赫拉克洛纳斯

641～668　君士坦斯二世

661～680 穆阿维叶以哈里发名义创建倭马亚王朝

668～685　君士坦丁四世

685～695　查士丁尼二世（第一次主政）

695～698　利昂提奥斯二世

698～705　提比略三世

705～711　查士丁尼二世（第二次主政）

711～713　菲利皮科斯•巴尔达涅斯

713～715　阿纳斯塔修斯二世

715～717　狄奥多西三世

717～741　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

717～718　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围攻

732　查理•马特在普瓦提埃附近击败了阿拉伯人

741～775　君士坦丁五世

743～750　查士丁尼瘟疫的最后一波侵袭

750　阿拔斯人推翻了倭马亚王朝——伊斯兰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巴格达

754　赫尔瑞亚议会将“圣像破坏主义”确立 为教会公认的信条

775～780　利奥四世

780～797　君士坦丁六世与伊琳娜

787　第七次尼西亚基督教普世大公会议，谴责圣像破坏运动

797～802　伊琳娜，独权统治

800　查理曼大帝，自768年起为法兰克国王，由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皇帝

802～811　尼基弗鲁斯一世

811～813　米海尔一世

813～820　利奥五世

820～829　米海尔二世

829～842　狄奥菲洛二世

842～867　米海尔三世

843　“正统的胜利”，拜占庭教会最终恢复圣像供奉，并对圣像破坏运动进行谴责

858～867　牧首佛提乌斯（第二次任职，877～886）

864　保加利亚首领鲍里斯皈依基督教

867～886　巴西尔一世，马其顿王朝的创始人，统治拜占庭帝国直到1055年

912～913　亚历山大

913～959　君士坦丁七世（生于紫室者，实际统治始于945年）

920～944　罗曼努斯一世•利卡潘努斯

959～963　罗曼努斯二世

961　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重新夺回克里特岛，而塞浦路斯也在次年被收复

962　德国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加冕称帝

963～969　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

969～976　约翰一世•齐米斯西斯

972　奥托二世与拜占庭贵族塞奥法诺结婚

976～1025　巴西尔二世，被称为“保加利亚屠夫”

989　基辅罗斯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与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结婚，并皈依基督教

992　巴西尔二世授予威尼斯商业特权

1025～1028　君士坦丁八世

1028～1034　罗曼努斯三世•阿吉鲁斯

1034～1041　米海尔四世

1041～1042　米海尔五世•卡拉法提斯

1042　佐伊与狄奥多拉

1042～1055　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赫

1054　教皇使节与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海尔•凯鲁拉里乌斯（1043～1059）相互开除对方教籍，致使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教会分裂

1055～1056　狄奥多拉

1056～1057　米海尔六世

1057～1059　伊萨克一世•科穆宁

1059～1067　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

1068～1071　罗曼努斯四世•戴奥真尼斯

1071 巴里，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据点，被诺曼人占领；就在同年晚些时候，拜占庭军队在曼齐刻尔特遭到塞尔柱人的重创

1071～1078　米海尔七世•杜卡斯

1078～1081　尼基弗鲁斯三世•伯塔奈亚迪斯

1081～1118　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他创建的科穆宁王朝延续至1185 年

1082　授予威尼斯重要的商业特权

1096～1099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118～1143　约翰二世•科穆宁

1143～1180　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

1145～1149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80～1183　阿莱克修斯二世

1183～1185　安德罗尼卡一世•科穆宁

1185～1195　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

1187　萨拉丁在哈丁击败了十字军军队，耶路撒冷王国向其臣服

1189～1192　第三次十字军远征

1195～1203　阿莱克修斯三世•安杰洛斯

1203　阿莱克修斯四世与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

1203～1222　提奥多雷一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帝国）

1204　阿莱克修斯五世•杜卡斯•慕特索夫洛

1204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

1222～1254　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特泽斯（尼西亚帝国）

1254～1258　提奥多雷二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帝国）

1258～1261　约翰四世•拉斯卡利斯（尼西亚帝国）

1258～1282　米海尔八世•帕里奥洛格斯

1261　米海尔八世的军队夺回君士坦丁堡

1274　在第二次里昂普世大公会议上，罗马教会与拜占庭教会达成联盟

1282～1328　安德罗尼卡二世•帕里奥洛格斯

1321～1328　安德罗尼卡二世与安德罗尼卡三世之间的内战

1328～1341　安德罗尼卡三世•帕里奥洛格斯

1341～1347　约翰五世•帕里奥洛格斯在皇太后安娜、牧首卡勒卡斯与阿历克塞•阿波考寇斯摄政下继位；摄政集团与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之间发生内战

1347～1354　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

1347　君士坦丁堡暴发黑死病

1354～1391　约翰五世•帕里奥洛格斯

1372/1373　拜占庭皇帝沦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管辖的诸侯

1376～1379　安德罗尼卡四世•帕里奥洛格斯

1390　约翰七世•帕里奥洛格斯

1391～1425　曼努埃尔二世•帕里奥洛格斯

1396～1402　巴耶济德一世对君士坦丁堡的长期围困

1448　约翰八世•帕里奥洛格斯

1438～1439　拜占庭宗教团出席费拉拉主教会议（后转移至佛罗伦萨）。两个教会宣布达成教义统一

1448～1453　君士坦丁十一世•帕里奥洛格斯

1451～1481　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1453　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

1460～1461　拜占庭统治的最后几处独立领土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

导言　何为拜占庭

认识拜占庭

对大多数人来说，“拜占庭”（Byzantium）这个词并不熟悉。在英语中，“拜占庭”（byzantine）通常被用来形容异常复杂的事物；而在法语中，“这是拜占庭”（c’est Byzance）通常是指某种华丽而奢侈的事物。如果语言可能会误导人，那么砖头和石头之类的实物呢？拜占庭留在地面的遗迹大致可分为两类：教堂和城墙。其中，教堂数量比城墙多得多，也更受人重视。它们的存在似乎证实了拜占庭帝国是一个以教会和信仰占据着中心位置的国家。这些教堂通常被用马赛克镶嵌画、壁画、圣像和彩色大理石装饰得富丽堂皇，深深地吸引了前来参观的游客，并让他们的思绪穿越时空，聚焦于那个卓越的古老帝国。与之相比，城墙往往被人忽视。它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好像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其实独具研究价值。城墙是一个国家历史悠久的标志，在这个国家里，与周围的各种敌对力量不断进行战争就是一个显著特征。修建城墙是为了保护重要的城市，而这些城市一旦发展壮大，就需要拆毁城墙腾出更多空间。与此同时，城墙也需要人们不断维护修缮，用铭文进行美化装饰，以此来纪念城墙的建造者。所以，城墙会让我们记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辉煌历史，并知道人们不仅仅只会对着它祈祷。

本书的初衷就是还原关于这个帝国的一些基本史实。我们牢牢结合欧洲和中东地区在中世纪的历史背景，对拜占庭帝国进行直接而客观的描述，希望以此能够突破长久以来人们对它的一些刻板印象。由于拜占庭帝国在其存在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横跨东西方，所以在兼收东西方地域特质的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因此人们很容易——甚至很“方便”地——会忽视它的存在。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拜占庭是构成欧洲历史的一个不可或缺并且极为迷人的组成部分，它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并加以严肃研究。

我甚至在本书开篇的这则简短导言中，就遇到了一个写作难题。我们知道，历史名词极为重要，虽然我们有时因循守旧而对它们的存在习以为常。比如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拜占庭”这个名字。它原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在希腊语中为“Byzantion”），是位于雅典附近的古希腊城邦迈加拉（Megara）的一个移民城市。拜占庭于公元前7世纪就在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这个位置建立起来。而“拜占庭”，即“Byzantine”这个专业术语是在16世纪才被正式提出的（参看第9章），在本书中，即来指代所讨论的这个古老帝国。但当时拜占庭帝国的人民从未听说过拜占庭这个名字，更别提他们会对其认同了。这就像将法国叫作鲁特西亚政权（Lutetian），或将大英帝国叫作伦仃的国家（Londinian）一样。虽然我们今天称这些人为拜占庭人，但他们当时却称自己为罗马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国家与奥古斯都帝国一脉相承，而这在很多方面也确实如此。这种自我认同显而易见，如在4世纪至15世纪之间，它的历任国家最高统治者一直称自己为罗马皇帝。当时，它的东部邻国和敌对势力也认可这种称号：塞尔柱人（Seljuqs）和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都称呼这个国家及其领土为“罗姆”。至少在20世纪晚期以前，希腊语中一直保留着他们称呼自己的一种说法：romios（罗马人，但字面意思是希腊人）。但是，当时无论是在欧洲西部还是在巴尔干地区，还有相当多的其他国家，他们把拜占庭人称为“希腊人”。就西部国家而言，这样称呼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在800年，一旦某个罗马人在罗马加冕称帝（见第4章），其他帝国就不能再把“罗马”加在自己的名称前面，因此就出现了自称为希腊或君士坦丁堡政权的情况。然而，将拜占庭帝国称为“君士坦丁堡的（政权）”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因为这就相当于将这个国家的统治权威和势力影响范围局限在它的首都地区，从而丧失了用“罗马的”做定语所蕴含的广泛含义。而采用“希腊的”这种说法更不妥当。虽然希腊语的确是当时拜占庭帝国东部地区的主流语言，但这种说法本身已经带上贬义：它带有异教徒的意味。因此，一个基督教政权是绝不可能把自己和一个几乎带着这种意味的字眼扯上关系的。

虽然“拜占庭”这种叫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被人们广为接受，但是如果直接用其真正含义“罗马”来指代一个时代，例如公元300年之后的那段时期，却容易产生某种误导作用。国名前的形容词使得政权的性质区分得更加清晰，例如东罗马帝国就是强调它位于东地中海世界和黎凡特地区，这样就排除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长期存在。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也有人（仿照“罗马天主教”的说法）将其说成 “罗马正统教（的政权）”，其中强调的是它的宗教信仰。但这种说法由于混淆了时代顺序而更显荒谬。“正统教”是每个基督教派都会声称自己具有的基本属性。只是到了现代社会，人们才会用“正统教”指代东欧和中东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基督教（即东正教），但将它用于中世纪则会产生误导作用。因此，在后文中，我们将采用传统的说法“拜占庭的”或“拜占庭”来避免歧义，但读者应当了解这是一种并不准确的表达。

虽然解决了拜占庭帝国名称的表述问题，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年代顺序。如果我们从帝国的结局开始，讲述就会变得简单一些：1453年5月，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古老的拜占庭帝国从此终结。但它的起源却始终非常模糊，并且至今尚无定论，人们对此也争议激烈。那些（像我一样）喜欢着眼于长远的人，以君士坦丁一世（324～337）的统治作为拜占庭帝国的起点。也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我们才支持拜占庭人对罗马帝国的自我认同感。自从君士坦丁修建君士坦丁堡之后，这座城市迅速发展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并且直到在1453年被攻占以前，它一直处于这个地位。因此我找不出丝毫理由可以把拜占庭历史的开端挪到这个时间节点之后。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个在4世纪就建立起来的古老帝国，在其千年历史中就一成不变——事实远非如此。然而，在我看来，拜占庭帝国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的这些波折变化的激烈程度，都不足以改变它的政权性质：例如，直到拜占庭帝国的终结时期，它的法律体系总体上还是基于先前罗马帝国的法制框架。这个国家的首都、纪念碑、官职设置、机构设置和仪式，总是自觉地保留着那些与过去相连的核心元素。如果君士坦丁一世可以乘坐时间机器去拜访拜占庭的末代皇帝（和他同名的君士坦丁十一世），他肯定会对这个帝国及其首都颓废残败的景象大吃一惊；不过在惊讶之余，他仍然能够从中发现很多熟悉的元素，特别是一些当初由他一手所创建的标志性建筑物。

所以，一个国家的存在不仅可以用时间来衡量，也可以用空间来判断。当然，拜占庭帝国的疆域范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了相当大的波折变化。我们可以将这种领土变化的大致情况比作一种波浪运动。罗马帝国曾经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领土从不列颠到今天的阿尔及利亚、从葡萄牙到美索不达米亚，几乎覆盖了400万平方千米。395年，它被分成了东西两个行政区域，其中东部占地约140万平方千米，包括从贝尔格莱德到今天的利比亚一线以东的地区。由于政治方面的发展变化，两个区域之间的结构划分以后就一直固定了下来。但在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发动了重新征服之战，再度统一了意大利，也就是从西班牙南部到今天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以及利比亚等领土之间的一片地带，使地中海又一次成为拜占庭的内陆湖，而拜占庭帝国的东西两片区域也在短期之内得以统一。在这段时期，拜占庭的人口和经济都得到了增长。565年，查士丁尼去世，随后拜占庭帝国就失去了意大利的大片领地以及在西班牙的据点；从7世纪20年代开始，又相继失去了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些地方先是被波斯人占领，后来在7世纪30年代，又被阿拉伯人永远占领。与此同时，南边的巴尔干人，尤其是希腊人，都基本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的有效统治范围。到了7世纪末，北非也已被攻占了，拜占庭帝国就只在意大利还剩下一些土地［撒丁岛、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罗马及其腹地，以及从里米尼（Rimini） 一直到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的一片狭窄的弓状土地］，其他领土则明显集中在爱琴海两岸区域——整个帝国实际上丧失了几乎半壁江山。在接下来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拜占庭帝国首先遏制住阿拉伯人的进攻，并多少修复了一处边境地带，接着恢复了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最后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和叙利亚地区将领土向东部和南部推进。但它占领的领土面积不大，也不稳定。11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两个强大的敌人，他们分别是意大利的诺曼人和东方的塞尔柱人，他们在边境地带不断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使得它的核心疆域再次收缩到了巴尔干半岛南部和安纳托利亚的部分地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改变了黎凡特地区的形势，拜占庭帝国趁机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扩张领土，但这种扩张势头在1204年明显受挫，因为当时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不但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还把拜占庭帝国分解成了几十个小邦。虽然发生于1261年的重新征服之战进展迅速，但拜占庭帝国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个世纪中领土面积不断萎缩：最先失去的是安纳托利亚，其中大部分土地是在14世纪上半叶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夺走了；紧接着巴尔干各省步其后尘；到帝国生命的最后50年，拜占庭只剩下几个点缀在大海之上靠海路相连的城邦国家了。

物质社会

很显然，有些地区（现代希腊和土耳其）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而其他地区，要么长期作为帝国领土的组成部分（意大利南部），要么因为较早脱离拜占庭的统治，从而在帝国悠久的生存史中只能处于边缘位置（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北非）。显然这些地区的形势变化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到它的国防、农业制度和生产、商品交换以及沟通网络。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拜占庭帝国的这些特征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土地最肥沃、人口最稠密，多条河流为农业提供了灌溉用水。它的南北两翼都是长长的山区地带，分别是庞廷山脉以及雁行排列的托罗斯山脉。安纳托利亚高原位居中部、面积最大，但大部分都是半干旱地区，然而其中一些地方［例如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却有人居住并从事农耕。高原的南北两面山脉环抱、防卫严密，但一条从高原西南部延伸到伊朗的通道却成了薄弱之处，入侵者往往就是沿着这条通道攻入安纳托利亚。与君士坦丁堡仅一水相隔的比提尼亚（Bithynia），以及首府在欧洲一侧的色雷斯，都由于首都的位置影响而与其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大都会区。比提尼亚将君士坦丁堡和安纳托利亚高原连接起来，而色雷斯和罗马的交通要道则将它连接到巴尔干半岛以及意大利的内陆地区。两条罗马干道将君士坦丁堡同色雷斯与巴尔干地区连接起来：其中一条通过伊格纳提阿（Egnatia）横跨马其顿直达阿尔巴尼亚海岸，提供了连接意大利的便利水道；另一条则通过军事要道特拉亚纳（Traiana），将君士坦丁堡同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埃迪尔内（Edirne）旧称］、塞迪卡（索非亚旧称）以及辛吉杜努姆（Singidunum）（贝尔格莱德旧称）连接起来。君士坦丁堡作为战略要地，不但可以通过马尔马拉海与爱琴海相连，而且可以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与黑海相连。此外，克里米亚半岛南部和东南部的土地特别富饶，黑海的西岸、北岸通过多瑙河、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与顿河等水系和欧洲的中部、北部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连接起来。

爱琴海海岸环绕希腊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一直是拜占庭帝国的内陆湖。众多的岛屿使得拜占庭帝国可以与东西两边保持密切联系。希腊大陆位于爱琴海西部，大部分属于山区，但也有一些平原，从而让这片土地显得不那么零散。拜占庭往北有一条通向匈牙利平原的大通道，由于夹在山脉［西部是品都斯山区（Pindos）和第拿里阿尔卑斯山脉（Dinaric Alps），西北部是罗多彼山脉（Rhodope）和巴尔干山脉］之间，因此能够得到的保护相当薄弱。多瑙河是罗马领土和草原上各种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屏障。从亚得里亚海的西海岸到意大利南部有一片很便捷的连接区域，这个地区主要包括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阿普利亚（Apulia）。直到11世纪的最后25年，它们都长期处于拜占庭统治之下，而且这两个地区均可以通过古道与罗马相连。卡拉布里亚靠近西西里岛，可以通往第勒尼安海，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北非海岸在地理上具有某些相似性：一方面，由于它们的背后都是沙漠地带，所以定居点和农业生产都集中在沿海一带地方（例如叙利亚就集中在100～150千米的一片区域）。但是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讲，埃及处于尼罗河及其三角洲所围绕的一片沙漠中，然而尼罗河富饶的冲积物使得埃及成为罗马最具生产力的省份：超过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包括大量用于养活君士坦丁堡不断增长人口的粮食，都来自这片区域。尼罗河也把沿岸地方连接起来，从远在南方的今天的阿斯旺到地中海海岸。此外，尼罗河还通过支流连接到了红海，并通过红海连接到了印度。

尽管其他地区很少受到拜占庭帝国的直接统治，但后者往往通过外交手段以及扶持当地傀儡政权的方式对这些地区施加影响。最典型的先是对亚美尼亚（Armenia）和高加索（Caucasus）地区进行控制，因为这里是拜占庭最初与波斯冲突的主要战场，随后拜占庭对阿拉伯的哈里发，最后对突厥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从而实现对高加索以外的邻近区域［例如伊比利亚（Iberia）］实行跨境管辖和控制。

但谈到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时，首先我们承认只能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推测，因为拜占庭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准确的统计数字。人口统计显然是在领土变更之后才出现的，但也有其他因素会产生影响，例如暴发瘟疫（一次从541年持续到750年；另一次从1347年持续到1453年，甚至更久之后）以及战争——它们不但都能直接夺人性命，而且还导致社会混乱动荡，极大地影响人口繁衍并引发人口迁徙。我们大致可以从近古时期地中海东部地区出现的一次人口积极发展趋势说起：当时，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都处于蓬勃发展的状态。君士坦丁堡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到瘟疫暴发时，它的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40万。当时，其他城市同样人口稠密，如安提阿（Antioch，15万20万）和亚历山大（Alexandria，20万30万）。与之相反的是，在5世纪，罗马遭遇了严重的人口萎缩，这给人口只剩下约10万人的帝国罩上了一层阴影，不过它仍然是当时整个西方最大的城市。瘟疫和战争（先是与波斯人，后来是与阿拉伯人）这两大因素共同导致人口减少——到8世纪末，拜占庭帝国的人口极可能已经减少了一半。但从6世纪末期开始，居住在多瑙河以南的斯拉夫人不断涌入，除保加利亚人外，这些人口逐渐被同化（他们开始皈依基督教，很多人都使用希腊语）。此外在同一时期，一些特定的人群（例如亚美尼亚人或斯拉夫人）出于政治或军事原因，或为了补充某些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不断迁移。在9世纪左右出现的人口恢复尽管进程缓慢，但很稳定，这种积极趋势一直持续到14世纪早期。在这期间，拜占庭帝国尽管领土减少，但人口和经济却繁荣起来，这种状况在12世纪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涌现出了很多新兴城市——也许只有6世纪之前的情况可以与之相比。君士坦丁堡当然又成了一个大都市。虽然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创伤并没有阻止这种积极趋势的继续发展，但是在14世纪，瘟疫加上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四处泛滥的敌军入侵——都导致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崩溃。总之，那时的拜占庭帝国已经迅速衰落了。在拜占庭历史的最后几个世纪，许多外来民族不断涌入这个帝国，例如在1204年以后，相当数量的西方人（主要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已经在希腊各地定居，但在总体数量上，他们与14世纪中叶以后迁移到希腊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后来的土耳其人相比，就显得逊色多了。

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对拜占庭帝国使用的语言也产生了明显影响。直到在7世纪失去了东部领土，拜占庭显然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希腊语是希腊化时代以来拜占庭帝国的主流语言，但很多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不仅被在当地社区中使用，还被用来创作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如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使用古叙利亚语，埃及使用科普特语。拉丁语在帝国西部占主导地位，但直到7世纪，拉丁语在帝国东部的行政管理方面——特别是处理法律和军队事务方面——也是一个重要交流工具。拉丁语在意大利同样是一门主流语言，虽然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也有一些使用希腊语的重要社区。当拜占庭在7世纪之后朝着一个日益统一的帝国发展时，希腊语几乎占据了绝对的霸主地位。当然，语言本身也微妙地反映了一些社会变化情况：至少从11世纪起，许多外国人选择永久定居在拜占庭——他们特别青睐大城市，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尽管他们的人数从来不是很多，但也组成了一些社区（通常有自己的教堂和清真寺），从而使其居住的地方具有了国际大都会的特征。

与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许多国家的情况一样，大多数拜占庭人都依赖土地为生。农业生产和畜牧业为国家提供了粮食和财政收入。当时的农业生产主要是靠天吃饭，而不是依靠精耕细作——因此气候变化可能会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在持续时间很长（超过一个收获周期），或者遭遇多种自然灾害的联合打击（例如大旱之后又阴雨连绵）的情况下。我们粗略估计，拜占庭时期的气候情况与今天的气候情况相差不大。也就是说，沿海地区属于温带气候：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没有积雪或霜冻；内陆地区往往由于山势障碍而与海相隔，冬季寒冷下雪，雨水较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具有沿海气候的地区由于有利于农业生产而人口最多；边缘地区只有在人口增长的大前提下，由于人们需要开发更多土地而不得不去适应更严苛的环境条件时才会有人居住。

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拜占庭世界的许多风貌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情况和以前应当大不相同。自然侵蚀、森林砍伐、港口淤塞或现代大型水利工程（例如疏浚湖泊沼泽、修建大坝和人工湖等）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拉韦纳（Ravenna）的港口克拉斯（Classe），在8 世纪就干涸了。在土耳其南部修建的大型水坝淹没了拜占庭帝国的一些重要边境城市。此外，由于人们使用木材来造船、采矿、冶炼、供暖而大肆砍伐森林，从而改变了达尔马提亚、塞浦路斯和现代黎巴嫩等沿海地区的地形和风貌。

帝国危机

君士坦丁一世（306～337年在位，324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的统治是我们选来探索拜占庭帝国及其长期发展的起点，但必须将其置于在它之前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这又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3世纪（235～284）出现的所谓的“3世纪危机”，以及该危机的成功解决（284～337），这为罗马帝国带来了一些重大而深刻的变革。

“3世纪危机”习惯上是用来描绘从235年［罗马骑兵军官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篡位］到284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另一名军官）登上皇位期间出现的一段混乱时期。在这段短暂的时期中，大约有51人宣布自己为罗马皇帝，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在战斗中阵亡，就是在时局扭转、形势发展对敌人有利时被自己的部下杀死，而后者则更为常见。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是频繁地爆发战争，而且往往是多条战线同时开战：罗马帝国要在东线对付波斯人、在南线对付来自北非的游牧入侵者，而在西线和北线则要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对付日耳曼部落。同众多的敌人打仗几乎把帝国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战争花费巨大，统治者们往往会加重赋税（可以预料，这会是一项不受欢迎并遭到强烈抵制的措施）。另一个结果是货币不断贬值，导致囤货现象和通货膨胀。此外，由于这些短命的皇帝大多数来自军队，所以他们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要有效地抵御帝国边缘的敌人威胁，又要保持罗马和元老院继续成为帝国强大的权力中心。罗马城显然还是非常重要的，它在246年举行了千禧年纪念活动，并且历任皇帝通常都试图控制这座城市，希望在此受到人们的赞扬和认可。然而，不断爆发的战争使得相当多的时间被花费在其他更接近战场的城市上变得非常有必要，例如，位于多瑙河前线的西米乌姆（Sirmium，一个边境城市）、位于莱茵河前线的特里尔（Trier，位于河谷地区），或者位于抗击波斯人前线的安提阿……

显然，这些皇帝中的大多数都希望能解决罗马帝国面临的问题，并将其恢复成一个强权君主统治之下的和平国家。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解决前期弊端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分享权力（主要是与他们自己的儿子们）、研究更为灵活的军队指挥方案以及训练更多的职业军队，并且越来越重视皇帝的个人素质，通常还会将皇帝和某些神扯上关系，以此证明皇权的神圣性与合法性。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自3世纪50年代早期暴发了一场大瘟疫——可能是天花。这种传染病造成许多人死亡，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皇帝。此时由于整体军事局势令人担忧，加上国内瘟疫肆虐，这就让一些统治者［如德基乌斯（Decius）］倾向于对这种特殊形势作出超自然的解释，即认为当前的种种灾难是由于人们放弃了传统祭祀、激怒神灵而造成的可怕后果。这样一来，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强迫人们信奉统一的宗教，然而这样做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导致日益增多的基督教徒受到迫害。于是在3世纪50年代近10年的时间里，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或多或少沦为被普遍迫害的对象：在某些情况下，这还只是意味着损毁书籍、圣物或礼拜场所；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意味着对教会成员或普通信徒施加酷刑或死刑。

284年，戴克里先上台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起初戴克里先似乎只是在重复以往的执政模式：因为他是一名军官，是在部下的拥戴之下登上皇位的。但这一次出现了变化，因为过去几代人所形成的那种恶性循环被他用一套大胆的措施打破了，而这些措施包含了帝国运行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些是他自己新创的，但大部分措施都根植于过去。新旧手段的配合使用似乎恰逢其时，于是规范管理开始大行其道。戴克里先独自统治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他于285年选择了奥勒留•马克西米安（Aurelius Maximianus）作为他的恺撒，翌年将他提升为奥古斯都。这两位统治者都给自己选了一个保护神：戴克里先选的是朱庇特，而马克西米安选的是赫拉克勒斯。在293年，执政团队扩大规模，吸收了两个级别更低的成员，即君士坦提乌斯•克洛卢斯（Constantius Chlorus）和伽列里乌斯（Galerius），从而为这个时期的罗马政权赢得了一个新的称号：四帝共治制。他们把罗马帝国的领土分成四个部分，每人分别控制一片广阔区域，从而可以更迅速地对敌人的入侵作出反应，并能够快速处理行政问题。其中戴克里先控制着从尼科米底亚［Nikomedeia，即土耳其的伊兹米特（Izmit）］开始的东部地区；伽列里乌斯驻扎在西米乌姆和帖撒罗尼迦，并掌管多瑙河一带边境地区；马克西米安则留在米兰，负责的领土范围包括意大利和非洲；而君士坦提乌斯坐镇特里尔，管理莱茵河边境、高卢和不列颠群岛。

图1　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四帝王拥抱斑岩雕像（4世纪），现在矗立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正面，圣马可教堂的西侧。

为了建立他们之间的联系，四帝共治制中的两位新成员分别娶了两位老皇帝的女儿为妻，并成为老皇帝的养子。于是在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不是与自己的血亲分享权力，而是与挑选出来具有领导素质的男性分享。戴克里先自然要继续推动四帝共治制的发展，当然他推行这套措施主要是希望从内外两个方面强化对帝国的保护作用，并且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的罗马价值观。这个制度很快就证明了它的存在价值：帝国在和波斯人的战役中取得了成功，同时在不列颠恢复了社会秩序和罗马人的统治，此外还保护了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地区。军队是戴克里先努力改革的重点之一，其中特别加强了帝国的防御工事，他不但修建了城墙和堡垒，还扩大了行省的军队规模。到3世纪末，由于安全问题得到了缓和，四帝共治制的重点得以转移到国内事务上来，于是他们对帝国及其居民的控制得到了加强。此时罗马行省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达到了100个左右。但是在这些行省和中央政府之间又建立了新的管理机构，即12个行政区（dioceses），并且其上面还有3或4个大行政区（praetorian prefectures，亦译为“禁卫长行台”）——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改善行政管理以及便于征税，而后者对提供国家最重要的运营经费至关重要，因为政府要承担大约40万大军的开销。戴克里先废除了意大利和埃及原先享有的财政特权，并在整个帝国境内实行统一的征税制度，规定大部分赋税要用现金支付。他还要求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先是每5年一次，然后是每15年进行一次，以此确保税务登记信息的准确无误。但是由于这种制度操作复杂，再加上地方一级经常缺乏配合的诚意，从而导致人口普查从来都没有能够如期进行，并且税务登记信息也通常不准确。戴克里先登记和精简税收，改革大幅贬值的货币（他只是把货币的面值提高了一倍），以及颁布法令规定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最高价格，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遏制通货膨胀。为了保证收入和生产尽可能稳定，加之当时的农奴因人数稀少而价格昂贵，自由劳动力被越来越紧密地与土地捆绑在一起（隶农制），其社会地位逐渐变得与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神意说（divine favour）在维持这种生产趋势的发展势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东方那些被认为具有破坏性的组织所遭受的迫害，先是摩尼教徒的二元宗派，然后是303年的基督教徒，他们都曾被专门挑选出来，理由是他们对国家的福利构成了危害。今天人们所知的大迫害当时并未在整个帝国统一实行（君士坦提乌斯对帝国西部的宗教态度似乎相当温和），但却意味着帝国社会齐心协力，要铲除并摧毁基督教团体、攻击教会的物质财产以及它的皈依信徒。当时有大批信徒殉教，这些人被基督教徒们誉为耶稣基督的践行者，是他们心目中的新英雄。

这个成功的四帝共治政权在305年迎来了一个重大考验，此时距确立奥古斯都的统治已有20年，距确立恺撒的地位也已有10年历史了。正如戴克里先设想的那样，奥古斯都主动辞职——这在罗马的历史上简直闻所未闻，恺撒继承位置，而恺撒的位置也不是由他们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的儿子君士坦丁；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继承，而是传给了两位新人：马克西米努斯（伽列里乌斯的侄子）和塞维鲁斯（Severus）。如果说实施四帝共治制度后的前20年已经在打击帝国敌人方面取得了近乎奇迹般的辉煌成就，并且在解决先前遗留的混乱局面时，四位君王能够齐心协力，那么随后的20年将改写四帝共治的历史。事实上，研究305～324年历史的另一种方法是把它看作将帝国的统治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的某个人的努力，而这个人正是君士坦丁一世。

君士坦丁一世的崛起

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是君士坦提乌斯，母亲叫作海伦娜（Helena）—— 很可能出身卑微，也许只是一个情妇。在父亲去世后，君士坦丁一世于306年被父亲的军队在约克拥立为皇帝——此时，他到底是被称为奥古斯都还是恺撒倒是无关紧要。不管怎样，在307年塞维鲁斯被杀害后，君士坦丁一世娶了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福斯塔（Fausta），并被提升为奥古斯都。一年之后，四帝共治制的现任君王和前任成员在维也纳郊外的卡农图姆（Carnuntum）会面，商讨当前局势并筹划未来蓝图。李锡尼（Licinius）被增添进了统治集团，不久之后四位君主都被称为奥古斯都。但是帝国管理机构经过第二轮重组之后，已经不像第一次那么稳定了。帝国元首之间的内斗死灰复燃：马克西米安卷土重来，挑战君士坦丁一世，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很快就被击败了。当时他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不在身边，因此躲过一劫。马克森提乌斯决定步其父亲的后尘，以罗马城为据点向君士坦丁宣战，结果在312年也被击败。如此一来，君士坦丁一世赢得了罗马民众和罗马元老院的感激与支持。这场战事被镌刻在君士坦丁凯旋门上保存至今。311年，伽列里乌斯去世，在这之前他已经正式结束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并允许他们享有宗教自由。但后世的人们错误地将其归功于李锡尼和君士坦丁一世所颁布的《米兰敕令》。马克西米努斯加紧攻占了伽列里乌斯在小亚细亚的领地，随后又恢复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行为。他在313年被李锡尼打败并杀害，后者在同年迎娶了君士坦丁一世的妹妹，从而加强了这两个在位皇帝之间的关系。然而他们之间的和平没有维持多久。316～324年间，君士坦丁一世对李锡尼发动进攻，两次入侵对方的领地，并且在两次战争中君士坦丁一世都通过打宗教牌而成功战胜了李锡尼（李锡尼曾经迫害基督教徒，于是君士坦丁一世把自己扮演成他们的拯救者）。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在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获得了征战李锡尼的最终胜利，这标志着四帝共治制的终结，以及他独自统治罗马时代的开始。为纪念这一辉煌成就，君士坦丁一世将新首都最终选在了欧洲与亚洲交界处的古希腊人迁徙地拜占庭，并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而它恰好与克里索波利斯隔海相望。君士坦丁一世开始雄心勃勃地改造这座城市，以使它适应作为新首都的角色，具备举行庆典和政治管理方面的功能。

图2　君士坦丁一世的大型头像雕塑，可能来自更早的皇家纪念碑，最初位于罗马的君士坦丁大会堂。

君士坦丁一世开始了一系列行政改革，以完成和推进这项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就被发起的议程。就财政而言，他对货币的改革最为重要，影响也最为持久。在309或310年的时候，一种纯度很高的新金币——苏勒德斯被创造出来，它重约4.5克，并且与银币（它的重要性迅速下降）和在日常交易中大量使用的铜币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铸造这种金币的原料来自退位皇帝们先前统治的一些地区，有时来自抄没被贬黜的官员、地区统治者以及异教寺院（见下一章）而得到的大量财产。苏勒德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非常稳定的货币，并且它的这种坚挺状态一直保持到了11世纪。由于税收和政府官员的工资都是用苏勒德斯来支付，所以它的流转方式应当是这样的：先是政府要求人们用黄金缴纳赋税，然后这些税收又用于支付政府官员的薪酬。由于这种货币使用成功、价值稳定，所以对君士坦丁一世统一拜占庭帝国的计划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这个时期，在商业交易中引入了一种新的税收——金银税，这表明当时的贸易收入相当可观。国家有自己的工厂，可以生产武器等基本商品。它一方面可以靠自己的财力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另一方面，无论何时某种原材料实在匮乏，还可以通过实物捐助以及在各省强制购买的方式进行解决。

军队改革是君士坦丁一世改革的另一个方面。他略微扩张了军队规模，并且把在戴克里先时代就确定下来的结构重心进行了调整，决定组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野战军，由皇帝本人直接领导，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对任何地区进行干预。此外，他还采取措施加强政府对军队的支持，例如将荒地赏赐给退伍军人，并免除他们的赋税。通过这种方式，他既可以保证农业生产不受干扰，又能够避免军队对他产生不满情绪。最后，他还规定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家近卫军士兵可以获得免费的食物配给。

但君士坦丁一世的统治中受到最多关注的，也许是他与基督教的关系。他去世的时候当然是一名基督教徒（见下一章），但问题是，他何时开始支持这个宗教，以及这样做的原因何在？在303年的大迫害发生时，他已经大约30岁了——这与后来的政治宣传所宣称的他当时只是一个年轻男孩的说法完全相悖。并且，他似乎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反对这种迫害行为。基督教的文献中曾记载君士坦丁一世对宗教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并将这个转折与他在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据说当时君士坦丁一世在天空中看到了由“XP”两个字母组合成的图案，也就是“基督”的希腊语“XPICTOC”的前两个字母。另一方面，早在310年就有异教徒在文献资料中把君士坦丁一世与太阳神阿波罗联系起来。因此，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君士坦丁一世当时看见了现在称为日晕的天文现象，而以前的人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与阿波罗或“无敌太阳神”（Sol Invictus，即不可战胜的太阳神，一位在四帝共治时代很受君王们尊崇的神祇，其中君士坦丁一世的父亲就是太阳神的忠实信徒）有关，稍后人们才将其与基督教联系起来。尽管君士坦丁一世本人并没有提出这种解释，但是基督信徒们在文献资料中当然会毫不含糊地挑明这层寓意，比如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os of Caesarea）在对这个天文异象进行记载时，便加上了这样一句希腊语按语：Entoutonika（以此“符号”征服）。

图3　出自提西努姆（Ticinum）的君士坦丁一世银质徽章，制作于315年；其中，皇帝佩戴的头盔上面刻着基督的象征符号（XP）。

最晚从312年起，君士坦丁一世对基督教的支持就表现得非常直接且始终如一，这从他建造或捐赠教堂的行为中可以得到验证，尤其是在罗马。基督徒对君士坦丁一世的做法表示极其欢迎。罗马帝国曾被视作上帝在人间的最大敌人，而皇帝就是反基督者，但在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这一认知却朝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罗马帝国的存在及其带来的普世和平，使基督教信仰得以传播，而皇帝本人则成为对抗反基督者恐怖统治的最后一道壁垒。至此，基督的宗教统治与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在人间的统治就逐渐融合起来。

既然君士坦丁一世是一位信奉上帝才是唯一真主的罗马皇帝，那么在信徒群体中保持和平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实早在4 世纪的前10年里，他就已经积极介入了北非的教会事务，因为那儿的一些神父在宗教迫害的压力下已经屈服并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这导致北非教会出现严重分裂。在313年以后，由于考虑重新恢复这些人的教籍，这引起了基督教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君士坦丁一世竭尽全力要促进教会的内部团结，于是他鼓励召开主教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从而结束了这种分裂局面。不过，多纳图主义还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然而，君士坦丁一世对基督教会的自觉维护是在4世纪20年代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一位埃及神父阿里乌斯（Arius）表达了他对三位一体之中复杂关系的认识。虽然也有人支持阿里乌斯（这些人被称为阿里乌斯教派的信徒），但口才雄辩且直言不讳的亚历山大牧首亚他那修（Athanasios）针对他的这种认知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抵制运动。鉴于教会内部的裂痕在不断扩大，于是在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再度挺身而出，在尼西亚（Nicaea）召集了一次主教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在这次会议上，基督教主教们第一次尝到了享受皇恩眷顾的特权滋味；而由于君士坦丁一世不仅亲自参加宗教会议，还在会议过程中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这就在皇帝和教会之间播下了来自拜占庭帝国权力影响的种子。根据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君士坦丁一世曾向与会的主教们宣称，他是“外面世俗世界的主教”。尼西亚会议摒弃了阿里乌斯宣扬的教义。于是尼西亚会议宣布宗教分歧到此终结，但事实上，基督教会在政治上的动荡时期才刚刚开始。

第1章　东罗马帝国的建立（330～491）

君士坦丁一世去世之后

330年5月，君士坦丁堡正式创立，用于纪念君士坦丁一世在与李锡尼的战争中取得最终胜利。君士坦丁一世创立的这座城市以及他对基督教的认可，成为他留给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遗产。君士坦丁一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相对平静得多。虽然他本人费尽心机才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但他显然不希望帝国大权在自己死后落入单独一位继任者之手。相反，他似乎希望实行一种新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四帝共治制”，即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Ⅱ）、君士坦斯（Constans）和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Ⅱ）分享帝国的统治大权，同时将自己的两个侄子达尔马提乌斯（Dalmatius）和汉尼拔利阿努斯（Hanibalianus）也纳入统治集团，只是他们担任的职务稍逊一筹。后来，君士坦丁一世不再御驾亲征，于是这五人逐渐都开始驰骋沙场。他们在多瑙河前线反击哥特人的战役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由于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国王被一个听命于萨珊王朝的傀儡取代，于是帝国在东线面临着来自波斯人的直接挑衅。鉴于国家已经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的状态，于是君士坦丁一世决定御驾亲征，亲自带兵迎战波斯大军。但他在这场战争开始不久就死于尼科米底亚。337年5月，君士坦丁一世在临终前，让城里支持阿里乌斯教派的主教尤西比乌斯为自己做了皈依基督教的洗礼。

君士坦丁一世去世的余波充满了血腥：除了他的三个儿子以及另外两个侄子——加卢斯（Gallus）和尤利安（Julian） （他们当时还是孩子）之外，所有的男性亲属全被杀害，而幸存下来的三位继承人很快就在338年将君士坦丁遗留下来的帝国重新进行了瓜分。接下来直到353年，内战不断爆发。直到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成为唯一幸存下来的王位继承人以及帝国唯一的皇帝，权位之争才宣告结束，而这时他的堂弟尤利安已经手握雄兵坐镇高卢。

尤利安认为君士坦提乌斯可能谋杀了自己的许多至亲，因此随着他在军事上的日益胜利，他向君士坦提乌斯最终摊牌的日子也就不可避免地日益迫近了。360年，尤利安被部下拥立为皇帝，于是他开始部署兵力，准备对自己的堂兄采取行动，谁知后者在361年一场针对波斯的战役中先行身亡。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位新皇帝（尤利安）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重大决定，他宣布支持以前的宗教。这一行为让他受到基督教徒的鄙视，并被称为“叛教者”。尤利安信奉异教的行为与当时的拜占庭社会格格不入，显然应当属于他的个人选择。但这位皇帝也不乏讲究实际的一面，例如他认可基督教深得人心的一些重要举措（例如慈善行为），并敦促重要的异教领袖采取同样的做法。此外，他还尽力争取，试图让自己信奉的宗教也能享受两位前任君王赐予基督教徒的那些特权。

362年，在将朝廷和军队中的异己铲除之后，尤利安踏上了征讨波斯的战争之旅，并开始在安提阿城内外集结军队。在这座城市里面，他驻军几乎长达一年之久，间接导致城中出现了一场饥荒，于是他成为安条克人嘲笑和憎恶的对象［然而尤利安对此的回应颇具黑色幽默，他做了一篇反讽自己的文章《厌胡者》（Beard hater），这成为古代晚期历史上一段最为诙谐的文献］。尤利安离开安提阿不到一个月，就在一场战争中阵亡——据基督教的传说，他是被去世的圣人用长矛刺死的。他的继任者约维安（Jovian）决定迅速退兵。为了与波斯人议和，他同意接受对罗马人完全不公的谈判条件。事实上，约维安的统治时间还不足一年。364年，他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去世了。如同发生在约维安身上的情形一样，军队又拥立了新的皇帝——瓦伦丁尼安一世（ValentinianⅠ）。他上台之后迅速将他的兄弟瓦伦斯（Valens）提携为帝国东方的共治皇帝，而他自己则坐镇米兰，统治帝国的西部地区。接下来的几年除了充满争权篡位和武装反叛之外，瓦伦丁尼安一世还得努力平息蛮族在多瑙河前线的不断侵扰，而他在这块战场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375年瓦伦丁尼安一世去世时，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格拉提安（Gratian）和瓦伦丁尼安二世都被宣布成为皇帝。次年，大批哥特人在后方匈奴人的紧逼下西迁。拜占庭政府恩准了他们希望渡过多瑙河的请求，于是这群哥特人就在帝国境内定居下来。但是对这次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管理不当，引发了公开的敌对冲突。瓦伦斯急忙带领大军前去镇压。但在378年，他在阿德里安堡被哥特人打得溃不成军，不但损兵折将达三分之二，连其本人也战死沙场——由此成为自251年德基乌斯之后第一个阵亡于战场上的罗马皇帝。几个月之后，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Ⅰ，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军事指挥官） 于379年登上皇帝宝座，并且获得了罗马西帝格拉提安的认可。380年，狄奥多西一世对哥特人的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了挫败，但他在382年和哥特人签署了和平协议，允许大批的哥特人在自己首领的带领下定居在帝国领土内多瑙河沿线边境一带区域。

383年，格拉提安在一次镇压叛乱的战争中被自己的部下杀死，而这场叛乱也一直持续到388年才被狄奥多西平息下去。与此同时，狄奥多西使自己的儿子阿卡狄奥斯（Arcadius）在君士坦丁堡宣布成为罗马共帝，并在393年将自己的另外一个小儿子霍诺留斯（Honorius）提拔成为管理帝国西部的共帝。

罗马帝国分裂

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在米兰去世，将皇权留给两个儿子共同执掌，其中东帝为长。当然，这种做法显然不足以代表罗马帝国的真正分裂，而只是延续了当时已经存在了将近100年的分享皇权的惯例而已。

图1-1　阿卡狄奥斯的头像，原位于君士坦丁堡的狄奥多西广场（亦叫公牛广场）。其向上凝视上帝的目光代表了一种虔诚的态度。

军队里面许多重要的职务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日耳曼军官的手里。这些日耳曼军官由于受自己种族身份和阿里乌斯教派信仰的影响，不能直接称帝，于是他们选择扶植罗马傀儡登上皇位，从而达到控制政权的目的，这也算是整个5世纪的政治特色了。因此，当时罗马的政权结构可以说已经日耳曼化了，这在军队里面尤其如此。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是斯提里科（Stilicho），他是一名汪达尔人，在狄奥多西一世手下当差时就开始飞黄腾达，而且后来还和狄奥多西一世的侄女塞雷娜结婚，从而成为最靠近皇权中心的非罗马人。但两位现任君王阿卡狄奥斯和霍诺留斯都没有成为像他们父亲那样的杰出皇帝［同时代的哲学家、主教昔兰尼的森涅修斯（Synesios of Cyrene）曾把阿卡狄奥斯比作一个优柔寡断的脓包软蛋］。但他们的统治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实权都掌控在他人手中，例如阿卡狄奥斯的政权被一个厉害的宦官尤特洛佩斯（Eutropios）或一名哥特军事指挥官盖纳斯（Gainas）所把持；而霍诺留斯的政权显然被斯提里科所操控。在4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充满了仇恨对立，甚至发展为直接的武装冲突。而这些政治事件的历史背景是罗马帝国在多瑙河和莱茵河的边境之外出现了人口迁徙。这就好比一副多米诺骨牌发生了倒塌效应：匈奴人在顿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的西进运动引发了其他民族大规模的被迫迁徙（哥特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必然会把他们赶到罗马帝国境内。但当时没有哪个迁徙的人群足以代表他们的整个民族（因此，当我们谈论哥特人的时候，更准确地应当说是一部分哥特人而不是说整个哥特民族）。但随着越过边境的人群越来越多，这些原本就怀有敌意的外来人口对罗马帝国造成的压力也逐渐增大。在某些情况下，罗马帝国可选的策略就是允许其中的一些人群在境内定居，并利用他们为军队服务。反过来，这些外来人群也对这种安排心满意足，因为他们无论是在经济利益上还是在社会利益上，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好处。此外，罗马帝国有时还会利用其中的一些匈奴部落去征服新来的日耳曼民族。显然，这一时期罗马帝国会支付给非罗马人报酬，利用他们来对付一些其他非罗马民族。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发生在阿拉里克（Alaric）身上的事情生动地展示了罗马帝国和新来的日耳曼民族之间的这层复杂关系。阿拉里克出身于一个哥特首领家族，于4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并在395年对君士坦丁堡构成威胁。由于他的军队没有围城的器械，于是他转而进军希腊，抢劫掠夺了很多城市，其中包括雅典和科林斯（Corinth）。斯提里科曾经两次几乎将阿拉里克全军歼灭，但两次都让对方逃脱了，于是有人谣传说他是日耳曼人的奸细。我们的资料显示阿拉里克后来成为西哥特人的国王，而西哥特人是这一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两个举足轻重的哥特人群体之一。西哥特人从408年开始在意大利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而这正好发生在斯提里科被处决的同一年里。由于失去了强大的军事防御，罗马陷入一种危险境地，并曾经三次遭到围困。410年，罗马在第三次围困中被攻陷，这让整个地中海地区都惊骇不已。接下来，西哥特人继续朝高卢南部迁徙，再从那里迁往西班牙，并最终将其征服。

在罗马帝国东部，阿卡狄奥斯死于408年，留下襁褓中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作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狄奥多西二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宣布自己的儿子是罗马共帝，这也加强了罗马作为帝国的情感。显然，当时只能找人代替狄奥多西二世摄政。其中，他的姐姐普尔喀丽娅（Pulcheria）当然是一位重要的摄政人选，但真正掌握实权的却是一些文武官员。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早期，皇权控制在安西米奥斯（Anthemios）的手里，他是东罗马的禁卫军指挥官。那时，帝国的安全是人们考虑的头等大事。君士坦丁堡和帖撒罗尼迦这两座城市巍峨的城墙（保存至今）都是在那时开始修建的。君士坦丁堡人口的增长也意味着加大了食物供应的压力，于是安西米奥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障食物供应不受影响。当罗马陷落之后，东罗马帝国只能把军队撤退到西罗马帝国的新都拉韦纳，而这一做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得以保留。

414年，普尔喀丽娅被任命为奥古斯塔，并成为自己兄弟的摄政王。普尔喀丽娅对皇权的实际控制程度常常被人们夸大，但她获取皇位的方式是宣誓将永保处女之身，以此保证自己的权力在将来绝不会受未来丈夫的控制。狄奥多西二世步其父亲的后尘，他统治时期的显著特征表现为一种对宗教的虔诚——在公众场合进行慈善、修建教堂，以及他本人、他的妻子欧多西亚（Eudocia）和他的姐姐三人对宗教圣物的捐赠行为。至于其他世俗的统治职责似乎就只有留给他人来完成了，于是朝廷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有权有势的宦官，帝国境内也涌现出许多的外国军官，特别是其中的两个阿兰人（Alans），即阿尔达布尔（Ardabur）和他的儿子阿斯帕尔（Aspar）。

当霍诺留斯在423年去世之后，西罗马帝国陷入了一片混乱。在这关键时刻，又是东罗马帝国出手相救，适时派出军队，将合法的继承人瓦伦丁尼安三世扶上王位。但真正在背后执掌大权的是罗马军事指挥官弗拉维斯•埃蒂乌斯（Flavius Aetius），他极为成功地遏制住了蛮族的入侵势头。虽然各方势力的对手们已经明朗，但在5世纪20年代，当匈奴人朝着多瑙河再次逐渐往西推进时，他们彼此力量的对比却发生了改变。虽然在5世纪20年代早期，匈奴人作为罗马帝国的盟军在意大利同篡权者发生过零星的战斗，但434年，他们在首领鲁阿（Rua）的带领下，对君士坦丁堡的腹地——色雷斯地区发动了凶狠的进攻。不过，匈奴首领在这场战役中遭到了雷击——据文献资料显示，他受到的这种惩罚是狄奥多西二世的祷告所致。继承鲁阿王位的是他的两个侄子阿提拉（Attila）和布列达（Bleda）。在他们的带领下，匈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权力结构大幅巩固、政治目标更加清晰。当东西罗马帝国军队大举进攻汪达尔人时［因为后者攻占了重要的北非省份长达10年之久（429～439）］，匈奴人却趁此机会开始进攻多瑙河区域。东罗马的军队被迫撤退，这就相当于正式承认汪达尔人占领了非洲地区。并且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东罗马帝国在对抗匈奴军队时屡战屡败，以至于后来不得不采取向他们上贡的方式来换取和平。到了447年，布列达去世，阿提拉成为匈奴唯一的领袖，他继续发动对罗马帝国的进攻。

450年，狄奥多西二世去世，身后没有男性后裔继承王位。于是罗马军队故伎重演，更确切地说是强势的阿斯帕尔出面，他选择了年长的军官马尔西安（Marcian）来继承狄奥多西的王位。普尔喀丽娅同意嫁给马尔西安——一场和她的童贞誓言相符的有名无实的婚姻。这样，罗马帝国的权力更替才多少保留了一点朝代连续的颜面。451年，东罗马帝国和阿提拉达成和解，于是匈奴人转而往西挺进。西罗马帝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策：它决定不再利用匈奴人对付日耳曼人和其他入侵异族，而是采取完全相反的一套策略。此外，西罗马帝国为保住自己的地盘，放任阿提拉在意大利对许多重要城市进行洗劫。453年，阿提拉去世，这其实对罗马帝国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匈奴人为争夺王位而掀起了激烈的斗争。当初组成这个帝国的各个民族为了赢得自己的独立而不断发动战争，结果导致匈奴帝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就分崩离析了。这些民族争取独立的故事被写进了脍炙人口的《尼伯龙根传奇》（Nibelungensaga），构成了挪威和日耳曼神话的重要基础。然而日耳曼民族在挺过这场危机之后变得更加强大了，这对西罗马帝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这就越来越意味着它不能将他们逐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意识，再加上西罗马帝国的资源也在日益缩减，导致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这个帝国既然不能给人提供既得利益，因此也就不值得再去费力保护。这样一来，日耳曼军官们自己统治这片被征服的领土也就不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而遗留下来的罗马大地主们也不再担心自己可能处于某个日耳曼人的统治之下。当时的权力之争上演得非常惨烈，这也导致西罗马帝国在接下来的20年里逐渐土崩瓦解。

在东罗马帝国，马尔西安和普尔喀丽娅的统治与一次事件联系在一起，这就是451年的卡尔西登宗教会议，这次会议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是第一场被指定来代表整个基督教会的宗教会议，换言之，它可以代表普世大公基督教会（Universal Christian Church），因此能够就信仰问题做出裁决。当时的阿里乌斯教派，虽然在尼西亚会议上遭到谴责，但在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斯的支持下重新活跃，结果导致许多坚持尼西亚正统教义的教会人士被迫流亡。

狄奥多西一世一心想证明自己对正统派的虔诚和支持，于是就任命圣额我略•纳齐安（Gregory of Nazianzos）——这位当时最博学、最出名的神学家之一——作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此人在381年帮助狄奥多西一世重新召集了一次主教会议，再度讨论关于阿里乌斯教派的问题。这次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对尼西亚信条进行了大量补充（也涉及一些删减）和澄清，其中主要是涉及对圣灵进行定义。此外，它修改了普世大公教会确定的教区等级次序，将帝国首都、号称新罗马的君士坦丁堡排在亚历山德里亚和安提阿这两个资格更老的教区前面，从而仅次于罗马。罗马城由于埋葬着两位基督圣徒彼得和保罗，而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最为重要的荣耀地位，然而这种做法在随后几百年的历史中将引发无穷的后患。

除了宗教方面，帝国的政治生活也并不平静。马尔西安的统治极度依赖阿斯帕尔和他的儿子阿尔达布尔。虽然身为阿里乌斯派别的信徒——在君士坦丁堡遭到很多人的鄙视，但这些军官们的确做了很多慈善事业来缓和人们对他们所产生的反感（例如，阿斯帕尔在459年修建了一座蓄水池，而这项工程对于一个直到今天仍受供水困扰的城市而言，无异于是雪中送炭）。这些阿兰人对东罗马政权的控制延续到了下一任皇帝身上，他就是利奥一世（LeoⅠ，457～474）。利奥一世来自巴尔干半岛，他像马尔西安一样，以前也曾担任军区司令一职，所以军事经验非常丰富。利奥一世曾在阿斯帕尔手下效力，而阿斯帕尔决定再度干政，将利奥一世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利奥一世上台之后不久就尽力和阿斯帕尔撇清关系，他提拔自己的家人以及来自伊苏里亚（Isaurian）的科迪萨（Kodissa）的儿子塔瑞瑟斯（Tarasis），让他们身居要职，以此来遏制并对抗阿斯帕尔。伊苏里亚人来自小亚细亚南部山区，以彪悍勇猛的打家劫舍行径而著名。5世纪60年代末，塔瑞瑟斯在东罗马帝国混得风生水起，地位一路飙升：他先是诬陷阿尔达布尔勾结波斯人而将其整垮；然后娶了阿里亚德妮（Ariadne）公主为妻，还给自己改了一个希腊名字，叫作芝诺（Zeno），并担任一连串的军事要职。468年，东罗马帝国针对汪达尔人发动了一场耗资巨大的远征活动（几乎用光了帝国整整一年的财政收入），由于阿斯帕尔的原因，罗马军队遭受重创，惨败而归，显然帝国内认为收拾他的时机到了。471年，阿斯帕尔和阿尔达布尔两人都在皇宫里被人暗杀。等到利奥一世于474年去世之后，芝诺先是辅佐利奥一世的幼子利奥二世（Leo Ⅱ）摄政，但由于利奥二世也在不久后夭折，于是芝诺就顺利登上了皇位。

芝诺执政非常艰难，因为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叛乱频发，其中一些甚至来自伊苏里亚人内部。人们对伊苏里亚人集体的飞黄腾达非常反感，于是经常出现针对伊苏里亚人的武装反叛，这些反抗行为在5世纪的最后10年时间里达到了一个高潮。但是在芝诺的支持下，奥多亚克（Odoacer）——一位东日耳曼国王——在476年赶走了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然后宣誓效忠于东罗马帝国，并以罗马帝国的名义统治意大利。后来奥多亚克开始把自己的势力往达尔马提亚地区发展，这就威胁到了东罗马帝国的领土安全，于是芝诺派遣提奥德里克（Theoderic）前去迎战。提奥德里克当时是东哥特人的国王，在君士坦丁堡以人质的身份长大，不过他在5世纪80年代早期就逐渐将整个东哥特民族统一起来了。在489年，他成功地侵入了意大利，并有望能在不久之后取代奥多亚克，实现自己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但当时东哥特人决定要撤离巴尔干半岛，于是帝国东部边境变得安全了。但在更远的西部和西南部边境，东罗马帝国只能通过缔结条约的方式才能维持领土现状。在这些地方，东罗马帝国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西班牙和高卢的绝大部分地区被西哥特人控制，而北非则落到了汪达尔人的手中。

在宗教领域，芝诺试图弥补卡尔西登会议留下的裂痕，于是他在482年颁布了《联合诏令》（ Henotikon），其内容是谴责聂斯脱里（Nestorios），但又禁止举行任何关于基督性质的讨论，甚至不准讨论利奥教皇的教义书信。在短期之内东部教会似乎对这种安排没有异议，但罗马教会却觉得自己的教义受到了挑战（《联合诏令》似乎在暗示君士坦丁堡位于五大教区之首），于是与君士坦丁堡关系决裂，并且这种分裂局面一直持续到518年。491年，芝诺去世，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男性后裔可以继承皇位。

帝国早期的社会结构

罗马帝国的社会通常被描绘成一种金字塔结构：皇帝位于顶端；下面排列的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权力、财富，享有社会声望和政治影响力；而绝大多数老百姓与上述特权无缘，只能待在最底层，构成金字塔的巨大基座。在5世纪，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组成内容还是和以前一样，但其中精英阶层的成员却发生了改变。当初君士坦丁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开创元老院时，其目的是将以前元老院中的贵族吸引到这个新的机构中来。但他未能如愿，相反，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中逐渐挤满了来自希腊东部地区的新面孔。如同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一样，其元老院也和罗马的元老院几乎没有任何雷同之处，例如它既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独立的权力，因为它本身就完全处于皇帝的掌控之下。本来，抬高皇帝地位、凸显皇帝权威的做法从四帝共治或者更早时期就开始了，只是到了君士坦丁一世时期才得以定型。基督教可能确实将皇帝们从长期霸占的神圣地位上拉了下来（因为在基督徒眼中只有上帝才是唯一的神），但朝廷设立的各种仪式套路却始终是在皇帝（所谓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与帝国臣民之间形成了一道界线。

纵观拜占庭帝国的整个历史，军队都是造就皇帝的重要力量，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朝代的延续性无疑也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每位新皇帝在登基时，都会被抬到一张盾牌上，在士兵的欢呼声和飘扬的旌旗的簇拥下，开始自己的帝王生涯。不同于罗马城中的情况，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起初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更别说城中的老百姓了。但随着皇帝们不再出去行军打仗而是选择在此坐镇管理，他们和作战军队的关系开始逐渐疏远，而同朝廷以及元老院的关系则日益密切，这个发展趋势渐渐影响了帝国的权力动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虽然元老院对权力事务的介入看似突然，但实际上它先前却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发展。于是我们看到，虽然马尔西安继承皇位一事还得经过军队的挑选和认可，但他的继承者利奥一世却是直接由元老院确定的人选，只需等到来自军队的一阵欢呼，就可以顺利地完成皇权的更换。

这一时期的社会精英阶层中增添了一批新的人员，他们就是教会以及教会的首脑人物，即那些主教们。基督教的主教们从君士坦丁统治时代起就不只是纯粹的精神领袖，而同时也是日益增长的教会财富的实际管家——当然这些教会财富的多寡厚薄会因地而异。许多主教就来自于地主阶级，他们选择在教会任职只是为自己今后从政铺平道路。由于蒙受皇恩，加上众多的私人捐赠，教会一跃成为这一时期罗马帝国最大的地主阶级。因此，跻身于教会或元老院的精英阶层，就成为人们可以选择的一条升官敛财的常见渠道。在5世纪，这两类人在维护和捍卫卡尔西登正统教义方面逐渐走到了一块。这不但在基督教内部，甚至在整个社会上都造成了两极分化，从而意味着在一性论占主导地位的这些地区，基督教牧师们很容易获得处于社会经济阶级底层的人民的支持，并以此来反抗那些被视为代表国家来横征暴敛、压榨人民的政府官员。

社会阶级的最底层还是市民和农民，但是关于前者的文献资料要比后者丰富得多。君士坦丁堡的人民，不像罗马城的人民那样拥有悠久的参政历史，他们只是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起到一些点缀性的配角作用，绝大多数时候只是像马戏团的观众一样，在竞技场照例为皇家选手们呐喊助威而已。但有时候也会出现观众不配合演出的情况，他们宣泄不满或高喊反动口号，这时就会上演这种情形下的传统保留节目——暴力冲突，其中情节跌宕起伏，出现战车来回冲锋或饥荒盛行等经典场景。但一般这种情况都会遭到统治阶级特别严酷的镇压，例如狄奥多西一世就曾下令剿灭在帖撒罗尼迦地区爆发的一场武装叛乱。当时是在390年，拜占庭政府逮捕了一名深得民心的战车驭手，从而引发了这场暴乱。

社会稳定与经济扩张

这一时期在帝国东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生活主要呈现出一种扩张趋势。其中人口方面的发展变化是最明显、最容易识别的，表现为城市不断发展（城市绝对数量的增加以及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农村人口增长。已经有考古资料证实社区扩张已经触及了一些边缘地带——这种情况足以说明更容易耕种的土地已经没有了。一些地区由于在蛮族的侵扰中遭受了更多苦难，自然更为萧条，但总体而言，帝国的东部经历了一段经济繁荣时期——当然繁荣程度也存在地区差异，并且至少一直持续到6世纪中叶，甚至可能比这个时间还要久远。

社会的精英阶层从这次经济扩张中受益最多。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日益强大的贵族阶级，他们服务的对象包括帝国政府（它逐渐代替了过时的元老院）、基督教会和某些寺院、教徒圣祠以及帝国国库（帝国所有的财政收入）本身。但大多数劳动人民只能耕种土地，而奴隶不再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他们的作用逐渐被隶农所取代。这些隶农是具有依附性的农民，他们从4世纪早期开始就和自己耕种的土地绑在了一起。身为自由民的小佃农和中等地主同样都是农村复杂结构中的组成部分，而毋庸置疑，大量的土地资源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推出的赋税与货币改革制度的基础之上，出现了一种稳定的税收制度，并且，通过苏勒德斯这种坚挺的金币，支撑起了社会的交换体系。这样就把这台历史大剧中的演员和道具都准备好了，剩下的问题是他们如何互动并彼此影响。国家要刺激农业生产，例如，帝国要养活日益壮大的军队以及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就必须生产大量的粮食。这反过来会激励人们种植这些粮食作物来满足帝国的种种需要。但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探究：大地主们是否只愿意生产国家与自身所需的粮食，并且靠出租土地而赚取大部分收入，还是他们会设法通过其他的剥削手段（例如种植葡萄等经济作物）以及通过贷款间接投资于贸易，从而获取额外收入呢？至于把钱财投资于改良工程（例如引水）或农业机械（例如水车），以及这样做对农业生产的潜在影响，则属于另一个问题，不过它同样涉及精英阶层对农业生产的参与程度。简而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把当时的大地主阶级看成保守的食利者，还是眼光超前的准企业家。贸易（特别是长途贸易）的重要性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政府对粮食交易实行补贴，但这也意味着要为更多货物的运输费用买单（把粮食运输到君士坦丁堡的船只不会两手空空地返回埃及）。精英阶层的消费，特别是广义上的君士坦丁堡朝廷的需求，是促进这种长途贸易的重要动力。显然，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也存在贸易活动，这表明罗马帝国各个城市和它们的腹地之间保持着紧密联系，同时也说明整个帝国内部的交通，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都状态良好。君士坦丁堡在这方面是一个典型例子：尤利安以及后来的狄奥多西一世在统治期间，不仅大力兴建了粮仓和其他存储设施，还在城市的南岸建造了两个巨大的人工港口。如此一来，君士坦丁堡港口的停靠码头长达约4千米，总容量的最高纪录曾经达到了约400艘船只。

巨大变化

拜占庭帝国在4世纪和5世纪期间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当然要属基督教化。在313 年，罗马帝国停止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行为，并且之后这种发展趋势开始变得越发明朗，乃至4世纪末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国教。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上，除了尤利安属于一个例外，其他所有的皇帝都是基督教徒，这使得基督教在拜占庭帝国获得了种种特权，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上的主导文化，从外（领土上四处林立的基督教堂、公共场合的基督艺术和宗教仪式）到内（对于身体和家庭的态度、生活理想以及最终对宇宙的认识）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既然拜占庭皇帝在立法上青睐基督教，这就意味着他们必然采取措施压制其他宗教，特别是要禁止当时还非常流行的远古崇拜。根据这方面的法律文献显示，他们对其他宗教一直在逐渐加大打压和限制的力度，例如拜占庭政府撤销了对异教崇拜的支持，剥夺寺院财产，禁止献祭（先是在公共场合，后是在家里），禁止开放寺庙用于宗教仪式……但实际生活中的执行情况显然不会这么严格。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暴力事件，例如389年，亚历山大的基督教徒就和当地的异教徒（似乎是前者挑起了这场争端）发生冲突，造成许多伤亡，最终导致著名的塞拉庇斯神庙被拆毁。在这之前，利巴尼奥（Libanios），这位安提阿的导师兼著名演说家，就曾写了一篇无可辩驳的文章，基于实际的理由提出捍卫寺庙的重要性（例如寺庙是精美的建筑，如果政府不拆毁它们，就可以派上多种用途）。然而在经历了一代人的发展之后，也就是415年，身为哲学家兼数学家的希帕蒂娅（Hypatia）在亚历山大被一群基督教徒以私刑处死，其中还牵扯到该城的主教。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但说明亚历山大已经成为滋生暴力的温床，同时还说明异教徒已经在社会上被边缘化了。但我们不应当被这些事件误导，认为当时整个拜占庭帝国对异教徒采取了精心安排的大规模攻击行动。其实这一切只是说明古老宗教通过礼拜仪式在公众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通过这些活动而产生的社会意义和社会结构已逐渐被损坏了。一些古代形成的制度也在逐渐消失，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在4世纪90年代就停办了，其部分原因在于狄奥多西禁止异教活动，同时也是阿拉里克对希腊进行破坏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公众生活中有很多人物，他们并不掩饰异教徒身份，但这并没有影响其事业的发展，他们依然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从4世纪末到5世纪早期罗马的元老院曾经出现过异教的复兴，其实现在应当重新评价这个现象，并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即罗马的精英阶层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而那些没有皈依基督教的精英人士也已经认可了这种发展趋势，并且至多只是希望自己的异教徒身份能够得到别人的容忍，从而可以和平共处。

由于基督教徒的自信越来越强，基督教会的经济利益日益增长，再加上基督主教们在各自教区都担任着领导职务，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拜占庭帝国的城市里面出现了很多新型建筑，即用于照顾老、病、孤、寡、穷等弱势群体的慈善机构。这些机构在4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最初是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阿里乌斯派教出资修建，但这一做法很快就被正统教会照搬过去了。虽然没有找到这方面的任何考古证据，但我们还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慈善机构曾经存在并且极受欢迎，它们一是证实了基督教会的势力日渐增长，二是在帮助城里的穷人和贫苦大众方面的确起到了切实的救济作用，因为这些人无从享受这一时期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好处。

不仅城市里面出现的基督教堂越来越多，而且乡下的面貌同样被不断出现的基督教寺院所改变。于是，起初那些离群索居、过着苦行生活的隐士们只能撤退到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地带，效仿耶稣基督在沙漠中隐居40日的先例（英语中的隐士“hermit”就来源于希腊语中表示沙漠的单词）。这些隐士的追随者和信徒们跟着他们的足迹寻来，这常常逼得他们只能退隐到离文明社会更偏远的地方。同时，随着隐士数量的增多，也就有人希望能让他们的这种隐居方式规范起来，于是在帕克尔米欧斯（Pachomios）的组织下，第一个隐士社区于4世纪中叶在埃及出现了，但不是修建在沙漠地区，而是处于沙漠和人居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带。帕克尔米隐士社区举办得非常成功，这种隐居生活方式也很快流行起来，它的特点是经受磨难、进行体力劳动、拒绝身外之物和红尘诱惑、保持独身状态并为公众祈福，这在罗马帝国晚期传遍了全国。鉴于农村地区的这些寺庙建在沙漠里面或邻近沙漠区域（或者至少是在像沙漠一样的山区、树林和人烟都稀少的苦寒之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它们会被搬迁到村落和城市之中或周边地区。这时人们用高高的围墙和各种清规戒律把寺院内部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从而起到模拟沙漠的象征作用，并规范了隐修士与俗人之间的接触和交流。

此外，人们从前向往的理想也被基督教宣扬的理想所取代，并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心底。2世纪左右，基督教出现了一些新鲜的思想认识，涉及人的身体以及家庭的组成和作用，而它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当初君士坦丁一世废除了奥古斯都时期针对无子嗣行为的惩罚法规，从而让纯洁、童贞和禁欲成为社会认可的生活方式。苦行僧和寺院修士身体力行地表现出对人的肉体以及物质世界的鄙视和摒弃，使得周围的人们深受影响，他们把这些特殊人物视为新的英雄和道德模范，因此在信徒社区经常有人寻求得到他们的祈福和代祈。大批基督教徒——其中越来越多的是出生在宗教迫害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在帝国政府以及教会权力机构中身居要职，他们开始创作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不但其作者是基督教徒，而且读者对象也是基督教徒。但是，经典文学也没有被全盘否定，而是被融入了基督教的一种新型教育体系，其中荷马的作品和圣经诗篇受到同等重视。这就使大批的希腊作品得以保存，否则它们早就因无人问津或敌意排斥而消失殆尽了。当时人们通过改编旧的体裁并创作新的体裁，创作出了很多体裁杂糅的新型文学作品，像圣徒传记（例如亚他那修所著的《圣安东尼传》中所描述的圣安东尼的生平故事，因为他是基督教隐士的原型）或传经布道用的劝世警文，其中借鉴了很多古代的修辞手法，从而增强传播效果。

君士坦丁堡

没有什么地方比君士坦丁堡更能清楚地体现基督教理念和帝国思想的融合。它在形成阶段所设计的布局和功能尤其重要，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它在以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整个帝国产生联系的基本方式。我们对拜占庭历史的大多数认识和讨论都与君士坦丁堡相关，以至于让人觉得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仿佛完全就是一回事。

图1-2　埃及方尖碑（公元前15世纪），大约在390年被狄奥多西一世矗立在君士坦丁堡竞技场。

君士坦丁一世发起的这项巨大建筑工程显然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完成，而是随后一直持续了好几十年才竣工。这座城市是以罗马城为模型（甚至模仿了罗马城的七座小山）而修建的，因此不久就被人们称为“第二罗马”或“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称号至今仍保持着和罗马相关的联系，他拥有的另一头衔为君士坦丁堡——第二罗马的大主教）。它无疑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的皇家工程：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城中新建了众多的房屋和大型公共设施，而且还因为其中有数以百计的雕塑和艺术作品，它们都是从帝国四处搜集并运来起装饰作用的，其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种当时拜占庭王朝所欠缺的历史感，以凸显这座城市的重要性。至今人们还在争论：当初纪念君士坦丁堡的庆祝仪式以及由此而涉及的城市性质，是否严格遵循了基督教的要求，或者说，其中是否夹杂了某些“异教因素”？或许要想找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就要认识到该城中一些关于异教徒的纪念碑也被保存了下来（或许只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装饰）；同样庆祝仪式的某些方面肯定会让人联想起异教徒的历史，虽然它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强调自己和罗马帝国传统之间的传承关系。但君士坦丁堡从一开始就是在完全体现它的再造者——君士坦丁大帝的创作意图。皇帝本人是一名基督教徒，因此修建这座城市时，就需要考虑到如何实现一座基督教城所必须拥有的全部实际功能。它的基本形状是依据早期的构造：王宫/竞技场相互连接（四座宫殿都是这样），一些（极少）教堂和圣祠，当然还少不了公共建筑，例如元老院和一些举行庆祝仪式的场地，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广场，其中心矗立着一根斑岩石柱，上面站立着一个裸体雕塑，头戴一顶光芒四射的太阳王冠。这座城市在4世纪末和5世纪时扩建了规模，显得更加雄伟，其中增加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包括众多的港口、蓄水池、喷泉以及一条引水渠、一些粮仓、在内陆和海岸新修的围墙、一个新建的法庭、许多进献圆柱以及大量教堂和修道院。同罗马保持联系显然仍旧非常重要，这可以从狄奥多西一世在君士坦丁堡竞技场矗立起来的那座方尖碑上得到印证，不过当时西方也有人质疑这座新都的罗马身份，可能是想借此来对整个东罗马帝国进行否定。

图1-3　方尖碑北面的基座。狄奥多西一世皇帝在其他共帝和卫兵的簇拥下，坐在竞技场的皇家华盖里面。下面是向他致敬的蛮族人民。

君士坦丁在这座首都建造的教堂中，耗时最久的显然是他给自己修建的陵墓——圣使徒教堂（the Holy Apostles）。虽然这座陵墓没有被保存下来，但相关的文献资料清楚地表明君士坦丁一世希望自己能被安葬在一口斑岩石棺里，而石棺外面则是一个圆顶空间，旁边围着十二口石棺，准备用来装殓十二门徒的遗物——这也是第一次将基督圣徒的遗骸从他们本来的坟墓迁往另一个地方。如果君士坦丁一世没有表达希望自己能以与耶稣基督相似的方式——用门徒们的尸骸包围自己的尸骸——被埋葬，那么将他的陵墓布置成这种形式就毫无意义了。君士坦丁的葬礼，也是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的葬礼，注定会对后世产生持久的影响。其中，军队是葬礼队伍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支队伍显然是由基督徒和祭拜仪式人员组成，最后以君士坦丁一世葬入陵墓中而告终。然而，他的葬礼也未能完全避免异教因素（因为在他死后发行的货币显示这位皇帝已经被神化了），而这就表明君士坦丁一世的统治具有过渡性质：一方面他已经开始进行革新，另一方面古老的传统又未被完全清除。君士坦丁一世死后的待遇规格似乎有所降低，例如他的陵墓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占据中心位置，而是最终被置于一个和其他门徒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个事实凸显出当时的社会具有流动性和过渡性质，皈依基督教的皇帝不再被人们视为像上帝一样至高无上，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仍然比别人享有更接近神性的优先特权。

君士坦丁堡一方面不断大量新修教堂，另一方面则设法把存放在其他重要圣祠之中的圣徒遗物转移进来，这样它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基督教的圣地。在5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附近甚至居住着一位在世的圣徒——“石柱人”圣达内尔（Daniel the Stylite），这使得该城备受荣耀。这位苦修者，虽然整日生活在一根柱子上面，但前来膜拜和问道的信徒却络绎不绝，其中就包括拜占庭皇帝和他的朝臣。然而，君士坦丁堡除了依靠自身的努力之外，仍然需要引进人才，例如它引进了两位博学的牧首，即圣额我略•纳齐安和圣金口若望（John Chrysostom）；而异教演说家兼政治家德米斯修（Themistios）从君士坦提乌斯到狄奥多西一世执政期间一直在朝廷身居显位。但随着权力和财富在首都日益集中，以及各种赞助也相应增多，这必然意味着君坦丁堡的人才状况会发生改变。于是在425年，拜占庭政府创办了一所高等教育学校（以前的研究文献中将其错误地命名为大学），学校可以用拉丁语和希腊语教授语法、修辞、哲学和法律，这项举措表明君士坦丁堡试图跻身为重要的教育中心，从而可以和擅长教授法律的贝鲁特、擅长教授医学的亚历山大以及擅长教授哲学的雅典一样享有盛名。

搜集整理从君士坦丁一世到狄奥多西二世期间颁布的法律文献的主体工作用了10年的时间（429～438）才完成，当然这也说明当时城中法律资料极其丰富。到了5世纪，君士坦丁堡实际上不仅是一个皇宫所在地，而且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之一，后来则成为这个帝国唯一的首都。它成为一座帝王们不愿舍弃的都城，因为城中的设施和建筑提供了一种适宜的宗教背景，让他们在人间也能模仿“天国”的统治秩序。

第2章　地中海的主人（491～602）

联盟策略

芝诺死后，人们聚集在竞技场，强烈要求皇后阿里亚德妮——她既是芝诺的遗孀又是一位公主——选出一位皈依正统教的罗马人（即非伊苏里亚人）做新皇帝。阿里亚德妮选中的是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os），一位年长的来自巴尔干半岛狄拉奇乌姆（Dyrrachium）的文官，后来自己还嫁给了他。虽然新皇登基时最重要的因素是要获得军队的拥护，但阿纳斯塔修斯的加冕典礼却是由牧首主持的——他还被迫接受了牧首附加的一个特别要求：在加冕之前宣布自己忠于卡尔西登正统教。阿纳斯塔修斯在处理朝廷中伊苏里亚人留下的负面影响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流放了芝诺的弟弟朗希诺斯（Longinos），并在一场骚乱之后把所有的伊苏里亚人都驱逐出了君士坦丁堡。从492年开始，他对伊苏里亚人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这样到了498年，伊苏里亚人就再也不能影响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形势了。这时皇帝才腾出手来，开始推行多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但对帝国产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而且在短期之内也促进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阿纳斯塔修斯政府在抵御外敌方面的特征是加强联盟并扩大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力。在意大利，东哥特人提奥德里克于493年谋杀了奥多亚克，然后自己作为国王开始统治这片领土。而阿纳斯塔修斯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因为当时他还不想使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提奥德里克在意大利的统治经历了一个和平而又繁荣的时期，这可以从他在意大利首都拉韦纳出资修造的一些建筑作品上得到清楚证明，其中许多建筑保留至今。虽然他没有越过雷池、胆大妄为地自封为拜占庭帝国的西帝，但通过与西方强权力量建立联姻关系（包括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以及巴结罗马元老院贵族余党的方式，巩固了自己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于是拜占庭帝国针锋相对地发起反击，他们与信奉卡尔西登教义的法兰克人（逐渐成为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主要力量）交好，共同对付信奉阿里乌斯教义的哥特人，并试图在法兰克人与哥特人之间制造不和，挑起矛盾。这时拜占庭和汪达尔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恢复正常，因为事实证明它不可能把对方赶出非洲。在巴尔干半岛北部，保加尔人（Bulgars，亦为保加利亚人）经常侵扰拜占庭领土，特别是位于君士坦丁堡腹地的色雷斯更是饱受蹂躏。

在502～506年期间，拜占庭与波斯在东部边境发起了一轮战争。波斯军队在国王喀瓦德（Kavadh）的带领下侵入了亚美尼亚，接着突然包围并攻陷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阿米达（Amida），阿纳斯塔修斯连忙调遣大军前去迎击，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收复了失去的领土。在与波斯人和解之前，拜占庭帝国在达拉（Dara）修建了堡垒，同时也修复了很多城市的防御工事，从而提高了帝国与波斯接壤的边境的安全保障。在战争开始阶段，阿纳斯塔修斯派人找到属于阿拉伯部落的肯代特人（Kindites）和加萨尼人（Ghassanids），向他们的首领寻求支援，并承诺只要他们和拜占庭军队一起守卫与波斯接壤的边境地带，帝国就会支付报酬并赐予他们特权。

518年，90岁高龄的阿纳斯塔修斯去世，身后没有留下子嗣，但那时他的三个侄子都已经在帝国各处身居显位。然而阿纳斯塔修斯在宗教方面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因为他本人是一性论的支持者，这也是导致查士丁一世（Justin Ⅰ）能够继承王位的原因。查士丁一世原本是禁卫军指挥官，出身行伍且身世卑微（历史文献指出他来自达尔马提亚，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人）。他能当上皇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元老院的功劳。我们从资料中得知，人们当时把元老院美誉为一个极为光荣的神圣机构，还认为信奉正统教的新皇帝能够登基，是得到了上帝的保佑。查士丁一世继续实行阿纳斯塔修斯时期的外交政策：在西方孤立信奉阿里乌斯教派的东哥特人；在东方继续加强（不过通常是以低调的方式）针对波斯人的防御工作。此外，在查士丁一世执政期间，拜占庭帝国通过建立新联盟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在高加索地区，它成功地获得了拉扎卡和伊比利亚的支持；在南方，它支持阿克苏姆（Axum，位于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基督教王国因反对位于也门的希米亚里特帝国（Himyarite）迫害基督徒而进行的战争，因为希米亚里特帝国信奉一神教，但它同时又是阿拉伯半岛的一支强大力量。

查士丁尼时代

尽管查士丁一世在执政期间卓有成效，但他所取得的成就与他的侄子兼继承者——查士丁尼一世（527～565）的功绩相比则变得不值一提。虽然查士丁尼一世的正式君主统治表面上是在527年才开始，但学者们倾向于把查士丁一世的统治期间也称为“查士丁尼时代”。这是对丰富的各种史料进行综合研究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查士丁尼虽然是他叔父的养子，也是被叔父带进君士坦丁堡的，但他才是皇位背后的真正掌权者。在查士丁统治期间，查士丁尼领头和罗马谈判，并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很多新的建筑。在527年之前的某个时间，查士丁尼让自己的叔父废除了禁止元老院成员和女演员结婚的法律，然后他就娶了狄奥多拉（Theodora）。狄奥多拉的父亲以前在竞技场养熊，而她本人则是一名杂耍演员。即使对狄奥多拉态度友好的史料文献都并不否认她曾做过妓女或是情妇。在527年查士丁去世之后，狄奥多拉被提拔为奥古斯塔。她和自己的丈夫密切合作，夫妻两人共同统治这个帝国。

图2-1　位于拉韦纳的圣维托教堂（San Vitale，6世纪40年代）后殿北墙上的马赛克镶嵌画，描绘的是查士丁尼一世和拉韦纳主教马克西米安努斯及一些朝臣和士兵。

查士丁尼一世可能是拜占庭帝国最有名的一代君王，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并在统治期间，通过发动一系列代价不菲的战争，使拜占庭的领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扩张；其次是因为他资助修建了许多便于行政管理的工程和建筑，这些东西保存至今，反映出查士丁尼一世对作为帝国统治者的愿景。查士丁尼一世为自己精心打造的形象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上帝选中的使者，要在人间领导帝国的人民获得救赎，并且为此他殚精竭虑，即使动用帝国的一切资源也要完成这项光荣的使命。但是，令人扫兴的是，还有一份很特殊的文字资料显示，当时的宫廷史官普若科比奥斯对查士丁尼一世发动的战争撰写了8部作品，并为这位皇帝大兴土木而写了一篇颂词，但此人竟然还写了一本《轶闻》（ Anecdota），又称为《秘史》（Secrect History），其中充满了令人惊叹的谴责之词，内容完全颠覆了我们先前对查士丁尼一世的了解。这本书把查士丁尼一世描绘成一个恶魔的子孙，并且面目狰狞，人们经常能在晚上看到他无头的身躯在王宫中四处游荡。书中指出：他唯一的使命就是要摧毁世上的所有人类和一切事物。这本书也不放过对查士丁尼一世身边关系最密切的人物进行诋毁。例如书中指出皇后狄奥多拉以前是一名妓女——这点倒是真的——但其中相当大的笔墨是用于描写她放荡堕落，说她整个人卑鄙无耻、一无是处，这样的文字让人感觉简直是对狄奥多拉直接的侮辱和谩骂。最后，对于贝利萨留斯（Belisarios）——查士丁尼手下最重要的将军，也是普若科比奥斯这辈子的衣食父母，并且是他撰写的那些作品中真正的战争英雄——却在这本书中被贬低成一个“妻管严”，处处听命于自己的老婆安东尼娜，而安东尼娜又是狄奥多拉的闺蜜，是一个谎话连篇、诡计多端的女人。这样看来，这本书的写作目的非常清晰，就是要通过这种含沙射影的方式诋毁查士丁尼一世的形象。我们发现在对查士丁尼一世的评价方面，不是绝对的歌功颂德就是纯粹的指责谩骂，除此之外，很难找到折中的看法。下面，我将回顾查士丁尼一世漫长的统治历史，首先从拜占庭帝国取得的发展开始讲述，接下来按不同的地区分析它和境外民族的相处情况。

图2-2　位于拉韦纳的圣维托教堂（6世纪40年代）后殿南墙上的马赛克镶嵌画，描绘的是狄奥多拉和朝臣们。

查士丁尼一世上台之后，拜占庭和波斯在高加索以及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冲突还在继续，并且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也即将面临挑战。但总体而言，当时还没有出现足以令它分散精力或耗费资源的重大危机，因此查士丁尼一世可以开始着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最得力的助手是文官卡帕多西亚人约翰（John the Cappadocian）和特里波尼安（Tribonian），这两人都是由他一手提拔上去的。查士丁尼一世安排特里波尼安负责搜集、核对并更新现有的法律文件——一项在狄奥多西统治期间就已经开始进行的法律编撰工作。第一批这方面的编撰成果于529年向社会公布（但未能保存下来）；在随后的几年之中，查士丁尼一世自己又制定了许多新的立法，于是到534年，第二批法律文件也编撰完毕。这批新出台的法律文件中还附带了一些其他的法学作品，其中包括《学说汇纂》（ Digest，罗马法学家的学说解释）和《法学总论》（Institutes，面向法律学生的教科书）。总之，查士丁尼法典是内容庞杂的大陆法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对罗马法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还成为法学家们研究的对象。查士丁尼生前曾宣称自己要创造一部“有生命的法律”，而这项庞大的法律编撰工程也证明了他的确所言不虚。

532年伊始，当时查士丁尼一世主持的法典编撰工作还在进行之中，然而在君士坦丁堡城中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活动。本来，发生骚乱在当时的社会完全算不上什么新闻，但这次骚乱是因统治阶级拒绝赦免几位因参加暴力活动而被判死刑的平民代表而引起的。当时，即使皇帝亲自到竞技场和群众进行面谈也未能解决问题，反而激起了更严重的市民暴动，市民们在这次行动中空前团结，甚至连平时的冤家对头也齐心协力，一起高呼着“尼卡”（Nika，胜利）的口号，在城中四处纵火打劫。结果城中的大部分纪念中心都在暴乱中被焚烧，但皇帝和王宫的安全还是得到了保护。很快，参加暴乱的市民就呼吁要处死查士丁尼一世手下的得力干将，对此查士丁尼一世也只得答应他们的要求，但暴乱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平息。这场暴乱活动并没有真正的领头人物——虽然也有人想找元老院的某些成员出来主持大局，但后者不是婉言谢绝就是避而不见。最后查士丁尼一世从色雷斯调来了军队，他们冲进君士坦丁堡大肆屠杀参与暴乱的市民。据文献记载，有3万多人在这次暴乱中丧生，不过伤亡人数显然是被夸大了。因为这个数字几乎代表了君士坦丁堡城中10%的人口——如果真有这么多人死亡，那么他们的尸体该如何处理呢？当时阿纳斯塔修斯的两个侄子由于和参加暴乱的人群关系密切而被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处决，接下来查士丁尼一世还对元老院贵族进行了一番盘查清剿，以排除其中的异己分子。这样一来，当时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恐惧的气氛之中，并且自此之后，查士丁尼一世无论是执政的态度还是管理的手段，都比以前显得更加强硬了。

查士丁尼一世执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不断发动战争。虽然查士丁尼一世的军队大多数时候都遭受经费短缺和人手不足的困扰，但他仍然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成绩。533年，查士丁尼一世针对第一个目标——非洲的汪达尔人——发动了进攻。这次战争的时机很重要：一方面，拜占庭帝国的人们对尼卡暴乱仍然记忆犹新，所以查士丁尼一世需要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强硬态度；另一方面，查士丁尼一世也需要借机安抚一下元老院的部分成员，因为这些人主张拜占庭帝国应当狠狠教训一下周边的蛮族国家，认为对他们应当绝不手软、绝不姑息。此外在532年，拜占庭帝国已经和波斯缔结了一条“永远和平”的协议，这样东方边境暂时免除了安全隐患，于是查士丁尼一世才得以腾出手来，筹划对付其他敌人。拜占庭帝国征战汪达尔人的军队是由贝利萨留斯率领，他在这场战斗中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回想上一世纪，拜占庭帝国虽然兵精将广且耗资巨大，但它针对汪达尔人而发动的数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如今拜占庭军队在数量和装备的规模上都明显缩减，却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打垮了汪达尔人。这场战争的胜利一下子就重振了帝国的雄威。贝利萨留斯回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拉回的战车上装满了汪达尔人搜集的数量可观的金银珠宝。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拜占庭帝国也不乏面临外敌入侵的时候，例如柏柏尔人经常在拜占庭居民区和撒哈拉大沙漠之间的边缘地带进行骚扰活动，但北非地区总体上还算一个繁荣稳定的地方，并且汪达尔人基本上已经从北非的历史上消失了。

于是，当拜占庭军队去迎战意大利的东哥特人时，他们或许在心里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会和北非战场差不多。其实在提奥德里克统治的最后几年，意大利的政局就已经不太稳定了。等到他死后，由于留下的王位继承者年龄尚幼，意大利的局势就显得更加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后来，当有人废黜提奥德里克留下的血脉而自行登基称王时，他没有想到贝利萨留斯竟然会带领一小队人马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对他进行讨伐。然而，这场从535年就开始的战争持续的时间可不短：它前前后后持续了20年，其间拜占庭军队的将领都换了好几茬［先前贝利萨留斯胜利在望，却被皇帝召回朝廷，后来又被派遣回来，但最终宦官将领纳尔西斯（Narses）还是取代了他在军中的位置，并成为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者］。到了552年，在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Lombards，一支经常充当雇佣兵的日耳曼民族）的帮助下，拜占庭帝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不过它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战后的整个意大利地区已经满目疮痍、人口凋零。等到554年，拜占庭帝国开始接管意大利事务，此时查士丁尼一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似乎哥特人从来就没有到过那儿），颁布了《国事诏书》（ Pragmatic Sanction），其中规定将政府没收的土地和奴隶返还给元老院贵族，并在意大利恢复帝国统治与行政管理。

虽然查士丁尼一世在非洲和意大利取得了赫赫战功，但他在另外两个战场的表现却差强人意：那就是拜占庭帝国在东部边境以及巴尔干半岛和波斯人展开的战争。这两个战场无论是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的形势发展，对拜占庭帝国而言都不太理想。

拜占庭与波斯缔结的永久和平条约其实只延续到了540 年，因为当时胡斯洛（Khusro）带领波斯大军攻陷了安提阿，并将俘虏的大批市民带回了波斯帝国。接着波斯发动了更多进攻，当然拜占庭帝国也继续组织反击。双方根本不打算进行任何和解，因此两国之间的战争也就不断持续下去。但到了545 年之后，他们的战场主要集中在高加索地区，其焦点是争夺对亚美尼亚、伊比利亚和拉齐卡（Lazica）三地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因为它们总是处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的轮番交替统治之下，也就导致了这些地区的权力交替总是频繁发生。然而，拜占庭与波斯之间的战争最终打成僵局，于是在562年两国签署了停战协议，规定有效期为30年，但实际上也只持续了10年的时间。

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同样很不稳定。查士丁尼一世在意大利战场依赖自己与格皮德人（Gepids）之间的联盟来对抗哥特人。但是，当格皮德人在6世纪40年代（主要是在北方抗击伦巴第人的过程中）势力大增时，查士丁尼一世决定改变主意，转而支持伦巴第人。当时的格皮德人已经开始成为影响这一地区稳定局面的不利因素，因为他们允许一支新的外来民族——斯拉夫人渡过多瑙河，而这些斯拉夫人自6世纪40年代后期就开始不断侵扰这片区域。在6世纪50年代，斯拉夫人对色雷斯和马其顿的侵袭还在继续，而到了50年代末，他们甚至和库特里格斯人（Kutrigurs）联合起来，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一场可怕的袭击。于是查士丁尼一世决定在军中重新起用年事已高的贝利萨留斯，而这位名将果然不负众望，帮助他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危机。不过这次事件暴露出拜占庭帝国在多瑙河边境地区的防守薄弱、令人担忧。此外，大约在同一时期，另一支民族首次出现在拜占庭的文献资料里，他们就是阿瓦尔人（Avars）。阿瓦尔人是一支游牧民族，他们随着亚洲内陆人口的迁移而到了黑海北岸地区，而这次人口迁移是由格克蒂尔克帝国（Göktürk Empire，即突厥汗国）扩张地盘所导致的结果。从6世纪50年代末起，阿瓦尔人就向查士丁尼一世政权派遣了自己的使者，虽然他们没有获得在拜占庭帝国领土上定居的权利，不过拜占庭朝廷同意向他们支付报酬，前提是他们同意和帝国组成联盟去共同对抗斯拉夫人、伦巴第人以及格皮德人。

查士丁尼之后的帝国

根据普若科比奥斯的记载，在尼卡暴乱中，查士丁尼一世曾考虑弃城而逃，但狄奥多拉对他进行劝阻，称自己绝不选择逃亡，因为“帝国是一块美丽的裹尸布”。借用她的这一比喻，我们可以说，覆盖在查士丁尼一世棺椁上的这块裹尸布上应当装饰着以他的名义而取胜的那些战争场景。继承查士丁尼一世王位的是其侄子查士丁二世（Justin Ⅱ），后者娶了狄奥多拉的一位侄女——索菲娅。查士丁二世通过清除异己，平息了朝廷上可能出现的反对声音。但他似乎从一开始执政就立志要走一条和查士丁尼一世不同的统治之道。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应当是形势所迫，因为当时的拜占庭帝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已经不再强盛。此外，拜占庭帝国决定停止向阿瓦尔人进贡，但这种做法引发的严重后果是所有人都未曾想到的。阿瓦尔人曾和伦巴第人结盟，来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格皮德人。在击败格皮德人之后，阿瓦尔人就前去占领了他们在潘诺尼亚（Pannonia）的领土，并开始朝着南部和西部地区继续推进。它的盟友伦巴第人则往西进军，并在568年侵入了意大利。而意大利饱经连年战乱的蹂躏，在敌人面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于是在6世纪70年代，意大利北部区域接连陷落。伦巴第人在接下来的20年中往南挺进，并成功地在贝内文托（Benevento）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国。这样一来，拜占庭帝国曾经付出高昂代价才重新夺回的意大利地区几乎损失殆尽（虽然罗马和拉韦纳还没有丢失）。而面对这种情况，拜占庭帝国却无力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因为从572年开始，由于查士丁二世拒绝履行条约规定的进贡义务，使得拜占庭帝国重新面临来自宿敌波斯的严重威胁。波斯人成功地攻陷两座重要的城市——亚帕米亚（Apameia）和达拉，迫使拜占庭帝国为了求得和平而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在西班牙和非洲的据点也遭到了敌人的攻击。

然而此时查士丁二世的身心都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我们查到的史料称他在达拉沦陷之后就陷入了精神崩溃的状态），已经不能独自处理帝国事务了。由此，一开始只能是皇后索菲娅接管他的统治大权，但不久之后她就让查士丁二世的近臣兼禁卫军指挥官提比略（Tiberios）与她共同理政。此外，提比略在574年还被提拔为拜占庭帝国的恺撒，并成为查士丁二世的养子，这也就意味着他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于是，等到查士丁二世在578年去世后，提比略就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位。

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前景仍然一片黯淡，因为它和波斯人还在亚美尼亚打得难解难分。但在莫里斯（Maurice）——一位来自卡帕多西亚的重要军事将领的领导下，拜占庭军队打了一个大胜仗，由此立刻就让拜占庭帝国看到了新的希望。但是，到了579年，拜占庭原本计划要和波斯人签署停战协议，不料波斯国王突然去世，而他的儿子霍尔米兹德（Hormizd）继承王位之后，执意继续开战。于是在580年和581年，拜占庭军队在莫里斯和孟迪尔（al-Mundhir，加萨尼人的首领）的带领下，挺进波斯境内作战，虽然他们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交战双方就总体而言，并没有分出明显胜负。此外在巴尔干半岛，尽管拜占庭帝国向阿瓦尔人重金进贡，但名义上接受阿瓦尔人统治的斯拉夫人仍然对多瑙河南岸继续发动袭击，而阿瓦尔人则在582年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重要城市西米乌姆（在今天的贝尔格莱德附近）。

同年提比略突然去世，但他在生前已经指定莫里斯为帝国皇位的继承者。为了解除帝国在意大利和非洲的据点所受到的威胁，莫里斯重组了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创建了两个总督职位，一个设在拉韦纳（584年），另一个设在迦太基（591年）。总督是这两个地方的最高长官，一人统领辖区内的文武事务，因此可以对敌情做出敏锐迅速的决断。设立总督职位在非洲倒是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意大利方面，在法兰克盟友的帮助下，虽然拜占庭帝国确实在北方地区抗击伦巴第人的战争中获得了一些胜利果实，但这套制度也只是起到了延缓拜占庭统治瓦解的过程而已。在罗马，基督教会发现自己夹在两股势力中间左右为难：一方面，教会处在拜占庭总督的正式保护之下；但另一方面，教会时常受到伦巴第人的骚扰。在莫里斯统治时期，拜占庭与罗马的关系逐渐恶化，因为此时罗马教会已经开始和伦巴第人直接谈判，特别是当教会的领袖换成罗马贵族、格列高利大教皇之后情况更是如此。格列高利热衷于排除世俗权力对教会事务的影响（当时查士丁尼一世对教会的干预事件仍然历历在目），反对莫里斯通过立法插手教会事务，并强烈抗议自5世纪末起，君士坦丁堡牧首自封 “普世主教”头衔的行为。因为这样的头衔称号暗示了君士坦丁堡牧首拥有统治全体教会的权力，而这被视为是在挑战罗马教会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

但在帝国东边，来自波斯的威胁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让形势顿时出现了转机：590年，波斯国王的统治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而他未来的继承人胡斯洛二世（Khusro Ⅱ）眼见就这样丢掉了王位宝座，于是他转而向莫里斯求助，而莫里斯居然同意帮助他夺回王位。这件事情虽然看似奇怪，但实质上反映了拜占庭和波斯——据说它们是世界的两只眼睛——尽管互为宿敌，并常年战争，但保持现状却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胡斯洛二世于次年夺回了自己的王位，于是他和拜占庭帝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把以前抢占的大多数领土都如数归还给了对方，其中包括达拉、伊比利亚以及波斯在亚美尼亚占领的土地。

一旦自己的军队可以从东部边境脱身，莫里斯就开始率军去处理巴尔干半岛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皇帝御驾亲征的军事行动——拜占庭帝国终于把斯拉夫人赶到了多瑙河沿岸地区。但这些战争给拜占庭士兵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因为莫里斯拒绝依照惯例在冬季休战，此外他还打算削减士兵们的军饷，这就激起了手下很多人发生兵变。到了602年冬季，这次兵变已经愈演愈烈：一位中级军官福卡斯（Phokas）被士兵们拥立称帝，他带领着手下军队直逼君士坦丁堡，而此时城内由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人们忍无可忍，已经在酝酿谋反了。于是君士坦丁堡牧首为福卡斯举办了加冕仪式，而后者下令把莫里斯连同他的几个儿子以及许多男性亲属和近臣一起处死，这也是自337年处决君士坦丁一世的男性亲属以来，皇权更替过程中首次发生的血腥事件。

权力的回收

6世纪，拜占庭帝国早期的领土扩张已经发展到了巅峰阶段，然而这一阶段同时也暴露出拜占庭帝国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出现以前的历史上，人口一直是所有国家实现经济繁荣而必须具备的一个基础和前提。但在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人口发展出现了一道分水岭，因为在541 年的时候，人类的文字史料中第一次出现了“鼠疫”一词，这种传染病起初在地中海地区暴发，但很快就蔓延出去并殃及整个已知的人类社会。这是鼠疫的首次暴发，它后来每隔10年就暴发一次，一直持续到750年才逐渐平息，所以前前后后一共出现了18次。鼠疫给人类世界带来了严重灾难：鼠疫在6世纪40年代第一次暴发时，就夺去了当时主要的城市中心——其中以君士坦丁堡为代表——超过20%人口的生命。只是在后来暴发疫情的时候，鼠疫带来的死亡率稍微降低了一点而已。此外，在鼠疫暴发的前后时期，还曾经多次发生了一些破坏力惊人的地震。拜占庭帝国出现的这些严峻危机，再加上它在意大利和非洲久拖不决的战争，以及在巴尔干半岛、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不断发生的外敌入侵事件，这些无疑都会导致社会人口出现衰退现象，虽然具体的表现情况也存在一些地区和时间差异。

但拜占庭社会在这一时期的基本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当时的国库收入基本完全依赖于土地的生产力。阿纳斯塔修斯曾经宣布废除了金银税，这是君士坦丁堡针对城内商品交换而征收的一种赋税，此举极大地减轻了大多数低收入的手工艺人和商人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此外，政府还规定土地税也可以兑换成现金（紧急情况除外），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能缴纳实物，这就有效地减轻了运输以及支付给军队的成本（收取的实物需要运送到有需要的地方，所以很多时候也只能兑换成现金。而现在既然可以直接以现金形式交税，所以以前的两种形式纯属多此一举）。此外，为了保证货币的稳定性，阿纳斯塔修斯规定铜币必须和苏勒德斯金币保持固定的兑换比例，并维持稳定的流通量：每个铜币上面都刻有表示面值的标记，这样就能够在大多数拜占庭人的日常交易中起到一种稳定作用，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货币通常就只有铜币。这套货币系统简单、清晰，使用起来效果良好，所以沿用到了11世纪。

不过在这期间，拜占庭政府对国家政权和财政基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整。既然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税收，因此拜占庭政权自然非常关心怎样才能及时、准确地收取赋税。以前各个行省征收赋税的权力是交给当地的市政议会，但后来阿纳斯塔修斯收回了他们的征税大权，并将其交给了政府新设立的税务官——温迪凯斯（vindices）负责。这项措施可谓立竿见影，因为拜占庭的国库收入明显增加，但这还只能算是拜占庭中央政府日益加强对地方干涉的一点前期举措。此外，在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期间，租种土地的自由民被越来越牢固地和土地拴在一起，这也表明拜占庭政府希望能保证稳定可靠的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阿纳斯塔修斯推出的一揽子改革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虽然实际效果可能有所夸大（同时这也可视为是对查士丁尼一世进行的一种委婉批评），但史料显示到阿纳斯塔修斯去世时，拜占庭国库富余的收入竟然高达32万磅金子（2300万苏勒德斯金币）——这足以表明他推行的财政政策极为成功。

535～538年期间，查士丁尼一世和特里波尼安一共制定了十多部新的法律（被命名为“新法”，并用希腊文撰写），内容详细地涉及拜占庭帝国的各个行政管理机构。这些法律尽管体现了地区差异，但其中共同的主题和核心任务是要保证国家团结和行政统一，这也是自阿纳斯塔修斯执政以来就一直坚持的改革方向。制定这些法律的目的是要让拜占庭帝国的行政机构运行得更高效，遏制腐败和不公现象，以及调整文官武将等权力组织之间的平衡关系。例如，为了遏制各个行省的地方权贵贪污挪用中央政府的赋税收入，由拜占庭皇帝任命的省长在履行自己的财政职责时可以享有一些额外的权力，并领到比其他人高很多的俸禄。此外，拜占庭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来遏制地方权贵权力的膨胀，例如禁止他们蓄养家丁（因为家丁可能被用来去敲诈勒索），禁止他们私自减免赋税，以及禁止政府官员在任期间从自己所管辖的行省中获得土地，甚至连接受馈赠的土地也不行。以上这些措施显然表明帝国政府正在收回地方的权力，以确保任何权力都来自皇帝的手里，让人们意识到自己获得的权力完全属于皇帝的一种恩赐，而绝非理所当然的事情。此外，拜占庭政府频繁地没收个人的财产和土地，这种行为也清楚地说明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当时一旦有新的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政府就会按照上述的这些统一原则，给它设置隶属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例如在非洲、意大利以及亚美尼亚的部分地方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些行政设置措施中的绝大多数可以追溯到6世纪30年代，当时在大行政区中任职的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大力推行这些改革措施，而他自己的权力也在这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到了541年，由于圣眷顿衰，他的改革也就没能继续下去。总之，到了6世纪40年代，由于种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再加上连年战争耗资巨大，拜占庭帝国的改革热情也就偃旗息鼓了。

皇帝与帝国精英

一些学者认为查士丁尼一世和元老院贵族之间关系不和。如果查士丁尼一世确实希望遏制这些贵族的权力，那他显然无法如愿以偿。一直以来，对于查士丁尼一世加强帝国政府权威的举措，元老院贵族的态度都非常隐晦——当然前提是我们不去讨论尼卡暴乱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在那次暴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都只能算作个案而已。毕竟，直接针对皇帝是很危险的行为：在尼卡暴乱之后，拜占庭政府就已经采取了严厉的预防措施，并且在皇帝的直接授意下，拜占庭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清剿活动，其目的就是制造恐惧、消除异议。这种情况下，对皇帝的批判只能采取更加隐晦、更加小心的方式。在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由具有精英背景的文人编撰出来的作品，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普若科比奥斯。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一些崭露头角的朝臣深得皇帝欢心，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来自卡帕多西亚的约翰（就像深受亨利八世的赏识的托马斯•克伦威尔一样），而现在他则成为这些文人们锁定的对象，遭到了他们无情的谴责。例如，拜占庭帝国宣传自己为了遏制腐败和确保财政收支平衡而采取的那些措施，就被元老院的反对人士看作是政府纯粹出于贪心而无耻地掠夺他们的财富。正如任何硬币都有两面一样，有人认为查士丁尼一世是罗马帝国荣光的恢复者，同时也是“上帝在人间的得力管家”；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个恶魔般的暴发户，总是喜欢标新立异，结果给罗马帝国带来无尽的伤害和不可挽回的损失。但在某些方面大家也有观点一致的地方，例如，无论查士丁尼一世的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承认他是正统派的捍卫者。

总体而言，精英阶层在这一时期的分化趋势更加明显。其中最富裕的精英分子由于身居显位，可以更方便地搜刮民财、积累权力，这样就变得更加有权有势。早在569年，拜占庭政府就发布命令，规定各个行省省长只能从当地的大地主和主教中选举产生。一些古老的权贵家族长期发展繁荣，例如埃及的阿皮翁（Apion）家族，从5世纪到7世纪在整个埃及都拥有大量的财产。教会则是另一个大赢家，由于可以获得大量捐赠（其中许多来自皇室），它的资产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例如罗马教会，在这期间就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它拥有的地产众多，甚至在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都有地产。

“世界末日”

理解这一时期的关键之一是要了解人们对“末世论”，也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的认识。史料文献之所以要如此详细地记录各种自然灾害，可能是因为500年前后正好就是人们认为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拜占庭帝国采用的各种日历都显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大约是从公元前5500年开始的。而500年距创世之初正好满6000年，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就成了所谓“末日审判”开始到来的时候。于是，每场自然灾害、每次敌人侵袭或在社会上发生的任何异常情况，都被人们看作是世界末日来临的标志。他们认为这些现象似乎证实了世界末日存在的真实性。例如，《仿约书亚的修行者编年史》（ The Chronicle of Pseudo-Joshna the Stylite）是在阿纳斯塔修斯统治时代用古叙利亚语编写的一部历史作品，但读起来就像是关于天灾人祸的一览表，因为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饥荒、瘟疫、蝗灾、洪水和敌军入侵。此外，普若科比奥斯在《秘史》中对查士丁尼一世的妖魔化描述，以及皇帝本人明显把引起灾祸的责任推给别人的那套说辞（559年，查士丁尼一世在颁布一条法令时表示，这是我们——其实指的是你们——身上的罪孽深重才招致了瘟疫和地震的发生），只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不同侧面罢了。

查士丁尼一世对宗教异议的反应特别严厉。那些被贴上异教徒标签的人们——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他们应当是被别人贴上了这样的标签，而不是他们自我标榜是异教徒——不断遭受政府的迫害。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在545年和562年发生的两件事情就很有代表性，其中甚至连被贴上异教徒标签的精英分子都不能幸免于难。更让人惊奇的是：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即使在与查士丁尼一世关系最密切的圈子内部，也有一些著名的作家是隐藏了真实身份的异教徒，他们只是私下通过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异议。这些人中就有特里波尼安和普若科比奥斯。这些名人到底是不是基督教徒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们不能在公众场合表明自己的异教徒身份。随着受迫害的威胁越来越大，他们只能希望自己的宗教态度不会被别人觉察出来，或希望自己能被周围的人默默接受。在529年，以教授新柏拉图主义而闻名的雅典学院停止办学，这也发生在拜占庭帝国加强宗教统一性的历史背景当中。但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早就注定并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那些非基督教民族，其中包括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他们曾经两度叛乱，但都遭到了拜占庭政府严厉的惩罚（分别于529年和556年）——而其他民族受到的待遇也好不到哪儿去。

统治痕迹

拜占庭皇帝们都一厢情愿地渴望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统治痕迹，为此他们大兴土木，修建了许多永恒的丰碑，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阿纳斯塔修斯和查士丁尼一世。阿纳斯塔修斯留下的最出名的建筑作品是他为了加强防卫，在离君士坦丁堡约65千米的西部修建的一些城墙，它们长达45千米，外面还有一条水沟。修建这些城墙的目的是要把从黑海到马尔马拉海的这片半岛完全包围起来，从而可以抵挡敌人的进攻。但是，阿纳斯塔修斯修建的这些城墙，加上他和查士丁尼一世修建的其他无数堡垒，都未能保护君士坦丁堡免于沦陷，这些防御工程反而反映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拜占庭帝国的周边环境变得日益凶险——甚至威胁到了它的首都的安全。相比之下，查士丁尼一世可能在出资修造宗教建筑方面更有名气，然而事实上，他修建的大多数建筑都属于民生工程，被用于世俗生活。例如在尼卡暴乱中，君士坦丁堡很多地方都遭到了破坏，于是查士丁尼一世费了很多心血来进行修补工作：他不但在王宫中修建了一座粮仓来提供补给，而且为了以防万一，还修建了一座很大的蓄水池。先前被破坏掉的绝大多数地方都得到了恢复，并且往往修建得更大更好，特别是位于王宫、竞技场和君士坦丁广场之间的庆典中心，查士丁尼一世更是对它们进行了精心改造。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雄伟壮丽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是在尼卡暴乱摧毁了狄奥多西大教堂之后刚过5年就修建起来的。作为无可争议的最具代表性的拜占庭建筑，圣索菲亚大教堂至今仍矗立在伊斯坦布尔的上空。时至今日，圣索菲亚大教堂仍令人叹为观止，它是建筑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其巨大的圆顶高达55米，正如当时人们所描述的那样，仿佛是从一根天链上悬吊而下。这座教堂用彩色的大理石板进行了豪华的装修，里面的大理石柱是从全国各地挑选、运送而来，每根柱头都精雕细琢，上面刻有用皇帝姓名组合而成的文字图案。教堂里金色的马赛克镶嵌画上镶满了各式各样的几何形状和花卉图案。祭坛前的一面屏障上装饰着镀银的圣徒图像——可惜没有被保存下来。此外，查士丁尼一世下令重建君士坦丁一世陵墓旁边的圣徒教堂，将其改造成一座带有5个圆顶的十字形小教堂。在12世纪之前，这个小教堂一直是拜占庭皇帝死后的埋葬之地，后来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就是模仿它而建造的。狄奥多拉去世于548年，她是第一位被埋进这座新教堂的皇室成员。在拜占庭帝国首都之外，也有一些可以象征查士丁尼一世伟大成就的建筑存在。例如，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至今仍是一处香火鼎盛的游客中心，其主教堂以及周边的城防设施就是在查士丁尼一世的资助下完成的。在耶路撒冷，查士丁尼一世为了纪念圣母马利亚，修建了宽阔的新教堂，它既可以通向所罗门圣殿，又可以与之媲美。

图2-3　圣索菲亚大教堂。除了后世增加的一些建筑（例如奥斯曼尖塔以及照片右边的扶垛），这座教堂基本保持了查士丁尼一世在537年修建它时的原貌。

到了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的继任者们当然继续出资进行修建，但是规模却小了许多。据说查士丁二世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两座重要的教堂来献给圣母马利亚，一座位于布拉策尔奈（Blachernai），另一座位于阙科尔普拉忒亚（Chalkoprateia）。后世传说圣母马利亚的遗物——她的长袍和腰带——就收藏在这两座教堂里面。拜占庭帝国对圣母马利亚的重视程度从下面的事实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查士丁二世和莫里斯在位期间，分别下令设立了两个正式的节日来纪念她，即耶稣降生日（Nativity）和圣母安息日（Dormition）。此外，据说查士丁二世还给君士坦丁堡带回了两件与基督关系特别密切的圣物：一件是在亚帕米亚找到的真十字架残片，另一件是在卡米利安那（Kamuliana，位于卡帕多西亚）发现的通圣图，后者被认为是一种灵图，即其创作者“并非人类”，这些圣物的存在，抬高了君士坦丁堡的“神圣”地位。在6世纪后期，基督的两件遗物会被人们抬到战场上去，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可以保佑拜占庭军队大获全胜。我们从皇帝加冕仪式的逐渐演变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宗教仪式的重要性，以及宗教在理解和执行帝国统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加冕过程中，军队的角色以及新皇帝站在盾牌上被抬起来的仪式，先是被加入了一套新的做法，即由君士坦丁堡牧首来主持加冕礼，新皇帝接受站在竞技场上的人们的欢呼，可是后来传统做法则完全被新的仪式取而代之，因为后者是一套完整流程，并且在仪式进行过程中，其可控性和安全性都要比前者高得多。

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化过程基本上是在6世纪才完成的。但是，显然这一时期的大多数高雅文学和文化作品仍旧使用传统的书面语言以及写作风格。当时很多作家都是如此，其中包括普若科比奥斯以及提奥非勒•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后者曾在7世纪早期给莫里斯写史立传。这一时期更具有代表性的做法是收集和整理以前的知识，这尤其清楚地体现在查士丁尼一世对法律的编撰工作上，但在其他领域中（包括医学和哲学在内）这种趋势也很明显。不过这一时期毕竟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查士丁尼一世收集到的法律可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但他决定在颁布新的法律条文时（534年之后）使用希腊文。虽然拉丁文从日常生活的大多数场景中逐渐消失了，但在某些领域仍然得以保留，其中包括刻在货币上的铭文、军队使用的命令口号以及欢呼用语等。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一些特别受欢迎的新型文本体裁。这些新型体裁包括基督教编年史，主要是按时间顺序记载从创始之初到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其中不仅有关于国家的事迹，也有关于自然灾害和其他各种奇闻异录的描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狗可以通过嗅觉找出奸夫，通过货币辨认谁是皇帝等）。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期间编撰的史书是第一部、也是最有影响的编年史作品。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种新型文学体裁是康塔基昂（kontakion，拜占庭圣咏），这是一种长篇诗歌，朗诵时伴随着音乐和歌唱，用于基督教会中的礼拜仪式。6世纪时的一位叙利亚作家，被人称作“作曲家罗曼诺斯”（Romanos the Melodist），他在阿纳斯塔修斯以及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期间一直活跃在君士坦丁堡文坛，就是这种诗歌的主要推广者。查士丁尼一世委任罗曼诺斯创作了一些康塔基昂，例如其中有一首的标题是“关于地震与火灾”（ On the Earthquakes and Fires），在尼卡暴乱之后被用来表演，它不但被用于赞美皇帝，同时也明确表示这次暴乱其实就是老天对拜占庭人不守本分而施加的惩罚。但是我们应当明白，使用礼拜诗歌进行宣传并没有减损这种诗歌本身的品质与魅力。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种诗歌对拜占庭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