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公司法并无此规定。

新增该制度的实务背景是，当股东出资存有瑕疵时，虽然公司有权要求股东补缴，但由于公司是法律拟制的人，如果缺乏明确的负有义务的内部主体来具体推动和落实，可能会出现事前监管不力、只能事后追责的局面，不利于资本充实原则的落实。

在此实务背景下，2011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曾对该制度进行了第一步谨慎的探索，在第13条第4款中规定增资情形下董事、高管负有催缴义务。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斯曼特案”再审判决[1]，在个案中尝试将司法解释扩张适用至公司设立出资阶段，迈出第二步探索，并引发理论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本次公司法修订，在过往实践基础上明确规定了董事会催缴制度，迈出更为重要的质的一大步。该新制度的重大意义在于，通过明确义务主体、强化董事责任的方式，使得资本充实原则得到进一步保障。

一方面，对新《公司法》的学习与理解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立法难以对具体的实际操作细节作出全面规定，而配套司法解释的出台还需要一段时间，且即使司法解释出台也不可能回应所有实务问题。因此，对新《公司法》第51条第1款的适用，仍有不少要点甚至疑问值得关注与探讨。

催缴义务的承担主体是公司内设机构董事会，而非某个董事个人。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探索该制度的第一次尝试中，曾将义务主体确定为董事个人。在新《公司法》出台过程中，关于承担出资核查、催缴义务的主体究竟是董事个人还是董事会，亦曾有不同观点。[2]最终，新《公司法》选择将义务主体确定为董事会而非董事个人的原因包括，由董事会这一公司机关承担催缴义务、行使催缴职权，能有效避免在多元义务主体情形下易产生的责任落实不到位、互相推诿等问题。

另，就此问题在实践中还需关注以下两点：

第一，董事个人的催缴行为不能代替董事会履行催缴义务。因为，负有催缴义务的董事会是内设机构，其机关意志必须通过集体决议等程序来形成，无法由某个个体代替。

需要提示的是，根据新《公司法》第75条，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仅设一名董事，并行使董事会的职权。因此，对于不设董事会、仅设一名董事的公司，履行催缴义务的主体在形式上似乎是一位董事，但其本质上行使的仍是董事会的职权，而非以董事个人身份催缴。

第二，催缴义务人和催缴主体不同。新《公司法》第51条第1款同时还规定，“应当由公司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书”，故虽然负有催缴义务的主体是董事会，但最终作出催缴意思表示的仍是公司，即对催缴义务人与催缴主体进行了区分。

催缴义务人不包括高管。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在制度探索中曾将高管和董事一并列为催缴义务人。本次新《公司法》修订时，首先将高管与董事区别对待，将高管从催缴责任中解放出来；然后在董事责任的范畴内，进一步将催缴义务人由董事个体调整为内设机构董事会。

我们理解，不限于设立出资情形，还应包括增资、非货币出资不实、抽逃出资以及出资期限加速到期情形。

第一，第51条第1款对催缴情形的表述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该表述未将催缴情形限定在设立出资阶段，增资阶段也理应包括在内。

第二，新《公司法》第228条第1款就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依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据此，股东在增资时没有实缴到位，董事会也应当催缴。

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我们理解，非货币出资不实、抽逃出资均属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对公司利益的损害不弱于自始未出资的情况，董事会在该等情形下亦应承担催缴职责。

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我们理解，在新《公司法》第54条确立出资期限加速到期制度的情况下，当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往往说明公司已出现资金流动性问题，基于信义义务的要求，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以解决财务危机。[3]

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我们理解，原则上应开会决议。董事会作为公司内设机构，作出任何意思表示，必须通过开会决议等形式体现董事会的集体意志，催缴出资也不例外。

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我们理解，关联董事原则上应当回避。

根据新《公司法》第185条的规定，催缴决议不属于关联董事必须回避的决议类型。但我们认为，催缴决议与该条所规定的关联交易等决议本质上并无不同，如关联董事不回避，则催缴决议可能因利益冲突而难以作出，从而架空催缴与失权制度。因此，从催缴、失权制度有效落实的角度出发，关联董事回避有其合理性。如果因关联董事回避导致能够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人数不足三人，可参照新《公司法》第185条的规定，将催缴事项提交股东会审议，即可视为董事会已尽责。

法律仅明确规定了催缴应以书面催缴书的形式完成，但就催缴书应记载哪些内容，并未予以明确。我们理解，从避免纠纷的角度，催缴书应尽可能要素齐全，至少应当包括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认缴的出资及期限、尚需缴纳的出资、公司收取出资款的银行账号等。

法律明确规定，董事会可自行选择是否在催缴书中设置宽限期。我们理解，董事会有权要求欠缴出资的股东立即出资，从督促股东尽快完成出资的角度出发，可以不设置宽限期；如设置宽限期，从勤勉尽责的角度出发，宽限期不宜设置过长，避免被认为没有实质履行催缴职责，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结合前述分析，对董事会如何履行催缴义务的实务操作应提高合规要求，尽可能避免风险和纠纷。

根据新《公司法》落实董事会催缴义务的要求，有必要保障董事会核查出资、催缴的履职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在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明确提供规范支持。

基于前述分析，董事会应当催缴的情形不限于设立出资，还应包括增资、非货币出资不实、抽逃出资以及出资期限加速到期情形。因此，董事会应当全面、从严排查股东出资情况，只要发现出资瑕疵可能的，应当及时催缴。

鉴于新《公司法》对具体的催缴程序规定不明，我们理解从强化合规、避免争议的角度，应当从严履行催缴程序。

如前所述，催缴应以书面形式作出，且原则上应载明股东的姓名或名称、认缴的出资及期限、尚需缴纳的出资、公司收取出资款的银行账号等核心要素。

如设置的宽限期超过60日，原则上不宜过长，且同步应就该宽限期设置的合理性进行必要的说明。

完成催缴后，应当妥善保管催缴决议、催缴书影印件、送达凭证等，作为董事会有效履职的依据，也为日后可能发生的纠纷留存必要证据。

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前述探讨，帮助大家快速理解新《公司法》第51条第1款董事会催缴义务的核心要点以及实务难点，并对可能出现的适用疑问构想初步的应对方法。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虽然催缴义务人已经明确为董事会，但是根据新《公司法》第51条第2款，董事个人仍有可能因为股东欠缴出资引发的催缴事宜承担赔偿责任。究竟哪些董事、在什么情形下可能要承担赔偿责任呢？相关的规定以及实务要点，亦亟需探究。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重点关注怠于催缴情形下董事的赔偿责任，敬请关注！

感谢实习生李鸿昊对本文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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